若论中国民间组织的“三大稀缺要素”，当属登记、资金和人力。其中放开登记制度、购买民间组织服务在政府方面已经有些许改观，而针对公益组织有计划和方向的公益人才培养，仍然在民间行动层面。即便这样，对于公益领域人力布局和培养，虽然模糊但已可见其层次。
中大公民社会中心（ICS）的黄埔公益领导力协力营、南都公益基金会的银杏伙伴计划都致力于培养未来公益领袖； SEE 基金会 2012 年度新的战略规划中有一项是设立关键人才基金，所谓关键是指在环保公益行业健康发展中能够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北京工蚁坊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小荷计划”培养做小事的公益从业者（详见本期《小荷工坊》）；2010年，中国公益研究院（原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成立，定位在公益理论研究、公益人才培养与公益政策咨询服务三大功能上。暂且不去谈论这么多年来的各种人才培养计划，单从上面列出的这两三年的案例就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公益人力的培养也在分蘖，并有了层次。
2008年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与福特基金会设立中国奖学金项目（CFP），“该项目借鉴全球社会发展人才的培养经验，旨在选拔中国各发展领域的优秀人才，使他们接受国际前沿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系统训练，力争培养具备全球视野和社会创新能力的复合型、领导型人才。”和前面提及的很多培训课程相比，这是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学位教育。在中国的现有体制内，教育是一条重要的向上流动通道。中国奖学金项目开辟了公益领域的从业者学习、晋升通道， 也鼓励毕业生走上公益道路。CFP的第一批学生已经于2011年毕业，其中40%的毕业生继续留在公益领域，约40%的毕业生通过这个通道走向学术研究、继续深造，大约20%的学生选择了其他行业。
无论如何，这是向公益人才培养本土化迈出的重要一步。行动援助原国别主任张兰英说，由此可以看出福特人才培养的策略变化。20世纪90年代国内还不具备培养的能力，福特主要是通过相关的项目将偏远地区从事基层工作的人员送到美国学习培养。但由于流失的比例较高，后来多送到亚洲一些地区。根据福特基金会国际奖学金项目官网的数据，福特国际奖学金项目始于2001年，目前中国共有355名来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申请人入选。除了正在攻读学位的学员以外，已经有168位受资助者获得学位并回到国内服务。
菲律宾的亚洲管理学院（AIM，以下简称“亚管”）是亚洲第一家提供发展管理的学位教育的学院。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已为中国内地培养了包括商业管理在内的130多名管理硕士，发展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大部分在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工作，在不同的领域和部门都起到了栋梁作用，但就职于草根的寥寥无几。在当下反思“洋奶”不适、提倡人才培养本土化的时候，本文以亚管为例，访谈了几位毕业于亚管的发展管理专业，至今活跃在不同部门的人，回顾他们读书的缘起，自身的改变乃至对发展领域的影响途径，或许对中国公益人才本土化的培养有些借鉴。
机缘
云南省扶贫办外资扶贫项目管理中心项目处处长徐学军是亚管2006届的学生。徐学军曾在云南省肉牛和牧草研究中心工作，他任职时该中心正在执行一个云南当时最大的发展项目，是与澳大利亚政府合作的，因此他对发展领域的理念和工作方法已经有所接触。1993年云南省开始执行第一个世行扶贫项目，1995年他调到云南省扶贫办工作。
徐学军说，以前国内做扶贫项目，虽然上面的政策也是经过调查研究后制定的，但没有国外做得那么细致。在工作中，他看到国际机构在做扶贫项目时，注重听取受益人群的声音，深入到社区了解村民的需求，当时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国际机构使用的一些评估工具。这些让徐学军萌生系统学习的想法，而且当时他也正处在事业中期，希望“充充电”为后来的发展积蓄能量。
徐学军知道福特基金会有个国际奖学金项目，针对他所做的扶贫工作，他认为最好的学习选择是英国的两家著名学校，但因为一些考虑和限制，加上福特基金会的推荐而选择了亚管。在他看来，亚管教给学生很多操作性的东西，如果毕业后不从事理论研究而继续在实务部门工作，它的很多工具很实用。
福特基金会专门和亚管签订一个协议，为福特资助的来自泰国、菲律宾、印度、中国等国家的学生开了一个小班，相当于有一年的预备学习，第二年才是学位课程。预备学习对后来的课程的顺利学习很重要。
福特基金会是亚管发展管理学位教育的重要资助方，但并不是唯一的一家。亚洲开发银行、世界自然基金会等都是重要的资助者。张兰英顺利申请到了亚洲开发银行的奖学金，因为当时正好在菲律宾工作，所以比在国内的同学申请得轻松。她记得做过一个面试，测试智商EQ和情商IQ，分析申请者是否具有公益领袖的潜质。
四川省林业厅国际合作处副处长张黎明是1999年去的亚洲管理学院。此前，他在四川省一个事业单位做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他第一次接触参与式等发展领域的相关概念是在20世纪的90年代中期，正值国际合作自然保护区有效管理和社区林业项目在四川实施。在合作项目中他学习和实践了参与式社区评估与发展方面的知识和工具。因为长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工作背景，他申请获得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奖学金，原计划到印度、美国或日本学习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硕士课程，但最终他选择了去亚洲管理学院学习“发展管理”硕士（MDM）课程。
管窥早期发展领域的人才培养经历，是和国家在发展领域的变迁紧密相连的。1978年被视为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的开年，同年中国也加入联合国发展总署。这意味着，“不但使其首次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而且更使中国内地由援助国，转变到一个受援国的身份。” 从此，中国获得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各种资金。在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中，资金需求一直是最旺盛的，虽然投入到发展领域的资金无法和国内投资相比，但很长时间都是个最重要的考量指标。在2002年云南民政厅的一份报告中，曾特别强调了这些人才的招商引资作用。但随着资金、项目所带来的理念，却产生了比这些资金更深刻、持久的影响，这些理念和价值的传播与这些项目执行者有很大关系。
改变
夏莹现在就职于CBM国际克里斯多夫协会（德国），这是一家服务残障人士的国际发展机构。她是亚管的2009级毕业生。夏莹说，在亚管真正学到的是改变。
从亚管毕业后，她希望为受益人群带来改变。夏莹以前的专业是社工。在工作中，用社工的理念、介入方法给目标人群提供更多选择的机会和可能，改变是由他们来决定。但在实践中，她发现如果不改变目标人群的生活，其他的选择都是有局限的。在她看来，个人的改变首先是生活质量的提高。第二个改变是她个人的职业选择。毕业后她选择了一份与残障服务有关的国际发展机构工作。她说，毕业典礼上的宣誓一直激励着她：服务于贫困中的最贫困、弱势中的最弱势，边缘中的最边缘的人群。
张兰英从亚管毕业时，继续在菲律宾晏阳初建立的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工作了三年后，决定回国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并有了自己成立一家机构的冲动。机缘巧合，正好英国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邀请她做国别主任，等于实现了半个愿望。徐学军说，在那时种下的火种一直在心里。亚管采用哈佛大学的案例教学法，课上有很多很好的案例，涉及流浪儿童、病人、垃圾回收等，让人体会到这个社会需要关爱的人很多。而这些案例都是点燃激情的，案例的内容经常是，有人发现了什么问题，建立一个机构，然后越做越大，服务了弱势群体，为社会作了贡献。徐学军说：“因为我还在工作，大部分时间忙于生计，但火种还在心里，也许退休以后还有机会点燃。”
笔者问张黎明，当那么多人想自己做一个机构的时候，他是否也有过这个想法？张黎明说，NGO很重要，“十二五”期间，国家也提倡发展。他自己曾经也希望通过NGO平台做一些环保与社区发展的公益事业。他主张NGO必须要在国家法律框架下，尊重中国的国情，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在亚洲管理学院的学习使他获益匪浅，感受深刻。他认为发展管理理念与技能适用于政府所有部门与领域，有助于让身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跳出官僚主义、本位主义窠臼，用勤勉的作风、合作的态度、服务的意识、发展的责任，做人做事，为民为社会服好务、尽好责。当然如果一个人官僚、本位思想极度严重，可能学什么都难以一时改变。他说，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引领下，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尽职尽责地做好本职工作，为促进国家与社会稳定和谐及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张黎明是带着问题去学习的，他本身长于系统和全局思维，在亚洲管理学院学习期间，他更明确地要训练自己的大局意识、系统理念、协调观和战略观。而他围绕发展管理的系统研究学习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使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都发生了极大变化，也使他作为一名普通的政府公职人员，在面临利益冲突与矛盾时，能够冷静、理性地抛开狭隘的本位利益来思考和处理问题。在谈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时，他说：“我是环境保护工作者，在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尊重客观现实，既不会为了保护而保护，也不倡导为了经济发展而忽视保护。”
徐学军将自己的改变融入到具体的工作细节中，背后是对发展理念的践行。他现在从事扶贫办的外资扶贫项目管理工作，在他负责世行的四期扶贫项目之前，这个项目已运行一年，管理有些混乱。正式由他来负责后，他一边改变项目官员的态度，一边着手对基层部门官员进行培训，带着项目处的团队讨论应该怎么去理解、怎么操作。
很多项目计划对基层执行者来说都是天书，因此到了县、乡一级项目就很难实施。于是，应用所学的方法，他们先着手帮助县、乡一级在年初做出计划，培训细到怎么采购、怎么招商，怎么发新闻，怎么填项目进度表，活动小组怎么搞活动。以前的工作方法是，机关一个电话让交进度表，一级一级向下通知，上来的数据前后对不上，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骂，让下边重新校对。这种自上而下的工作方式，让下面的人压力很大。
2009年参加新农村建设的五年规划工作，他和他的团队将经济、文化的指标设计成项目，乡、村干部跟着他，从头到尾一起走了项目设计的过程。项目要考虑老百姓是否愿意做、是否有市场，这个过程中，老百姓参与到规划中，体现出大家的意愿才有积极性。如今越来越缺少凝聚力的乡村社区，因为这些事情让大家坐到一起，相互出出主意，反而重新有了社区的感觉。
在中国内地的130多名毕业生中，云南占了26名。如今，他们大部分在研究机构工作。但是，他们的影响不可小觑。无论是世行的项目、欧盟的项目、亚行的项目或者国际农发基金，不论环保还是其他领域，政府一般都会邀请研究部门的人进入专家组，供他们咨询。
本土再调试
夏莹去亚管是个人申请的，之前她在云南一家国际机构，做了三年的艾滋病防治工作。 2006年第一次向亚管申请，对方认为她太年轻，建议两年后再次申请。两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并得到ADB亚行的全额奖学金资助。入学以后发现，在平均年龄36岁的班级里，只有28岁的她依然是年轻的。她说，因为经验的欠缺，她学习得比较吃力。由于管理经验不足，学习效果也受到影响。所幸的是在学习期间得到了许多具有丰富经验的同学的帮助。
夏莹的同学此里农布就在发展领域有着多年的实践和管理经验。农布现任富群环境研究院副院长。他毕业于云南师范学院外语专业，后在瑞士洛桑大学学习过两年旅游管理，无心插柳进入环保领域至今。从2000年起，他先后在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世界宣明会、SEE基金会、行动援助多家机构工作过。多年的实践经验也让他感到在自然资源保护与发展方面理论匮乏，希望有个机会好好沉淀，能让自己对发展方面的思考和见地做一次系统梳理。
农布认为自己从亚管学到很多知识，更重要的是，对亚洲和全球的发展领域的历史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样在实践中就知道自己做的工作，处在发展领域的哪个环节，对发展领域系统中的重要性，看得更清楚一些。以前瞄准一个社区扎下去，看不到大的宏观的蓝图。
笔者问农布：“听说亚管有意拓展中国的市场，希望到中国内地办学。假如国内也有很多发展管理和研究课程，你会选择国内的课程还是亚管的？”他没有丝毫犹豫回答说：“我还会选择亚管。”
他说，这是和整个大环境相关的。如果了解世界，培养对世界的视野，那最好的地方是美国；如果要有亚洲的视野，最好地方是菲律宾和泰国。第二点，政府对民间工作的太多限制会导致课程设计、议题都会有局限性，在泰国或者菲律宾的话，着眼点可能就是这个专业。专业所需要的议题课程都可以设计、创新。但是在中国，必须要有政治的考量，这是比较大的一个约束。此外，中国民间的发展状态也是初期阶段，真正在这个领域能分享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的哲学、理念，这种资源还很少，或者说这个方面虽然有实践，但缺少理论训练。但是在泰国、菲律宾，社会活动家的理论素养很高，而中国缺少中间层，草根的太草根，没有办法来做这样的授课。
徐学军谈到，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在早年曾发起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当时他就提出让乡村老百姓自己制定发展目标，自己动手来改善现状的观点。而近代中国NGO的乡村发展理论和方法大部分都是从外国来的，如何本土化的确是一问题。国内的公益人才培养有优势，比如成本低，没有语言障碍。从国外学完回到中国，还有一个适应性的问题。
经历丰富的农布在适应性问题上颇有感触。在他看来，西方这套发展理论是一种参考，发展领域的工具也非常值得去用，但是中国的体制、文化背景不同，这些工具拿来用的时候，西方的理念要先根据本土情况做出调整。比如，发展领域经常用到参与、民主、议事规则这些概念，但在少数民族地区做事情，发展理念、理论要与少数民族的文化有一个适当的结合，而不是生硬地直接套用。
农布曾经在梅里雪山脚下做过推动沼气池的项目。当时调查的数据是每户每年要用10吨的柴，这对森林是个很大的压力和破坏，民间组织和政府资金配套推广沼气池。因为是免费的，推广工作并不太难。但是当地人建了沼气池却不用。后来经过调查后发现藏民生活做饭的地方也是供奉佛像和烧香的地方，而沼气产自牲畜和人的粪便，用这种气体在佛像和神龛前生火做饭，担心是对佛的不敬，因此大家不敢用。于是项目方找了几个农户做示范，慢慢地左右邻居开始觉得这个技术很实用，便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沼气。
从科学的角度和从项目的评估报告看，这个项目的的确确减少了很多的薪柴使用，也由此有效保护了森林资源，但农布经过深入的调研发现，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另一种可怕的潜在威胁因子在不断强化。项目实施后，老百姓担心被神山惩罚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因此他们开始反思延续了几千年来的信仰，并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农布担心，这些项目的实施有可能会瓦解少数民族对大自然的崇拜和敬畏之心，由此导致传统信仰的土崩瓦解，导致老百姓有可能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最终保护自然的唯一有效办法又要依附于法律和政府的强势干预。类似项目是否可持续，还有待于从事发展工作的同行们思考。
在当下强调跨界合作，尤其与政府和商业部门合作的情境中，亚管的发展理念与此是不是会有冲突？ 对此夏莹认为，做发展需要更多的资源动员，缺了哪块都不行。亚管本是一所商业学校，发展课程的教学里也有很多商业上的思路。课堂也有关于更多地挖掘合作可能的理论、技巧的介绍和案例分析。从现实处境看，一个国际组织的资金短期内不是问题，但是长期的资金来源需要考虑。另外残疾人发展是一个大工程，不可能仅凭一家国际机构的力量做多少工作，因此她们都是通过当地策略性的合作伙伴来合作。比如她们与当地残联、医院、教育部门都有合作，通过提高合作伙伴的服务能力、工作机制，提高受益人群的生活质量。她们不是在第一线提供服务，更多的是培训合作伙伴，通过能力建设提供理念、技术和网络建设。亚管商业课程的教授说，和商业利益最大化相比，发展工作者要能创造最大化的社会价值。
学以致用，就需要一个展现能力的舞台。这些人毕业后，很少有到草根组织就业的。如果说总体上草根组织的发展状况还不能吸纳高端的管理人才，但我们也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人进入草根组织已成趋势；另外，中国民间组织地区发育不均衡，如云南的民间组织发育较早，但过度依赖国际组织；上海是后起之秀，但以提供社会服务类的组织居多。哪方土壤更适合这些人才？ 这些疑问有待未来去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