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女教育政策变动不定，NGO如何应对
2011年 夏天，有关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关停的消息，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再一次推到社会舆论的前台。一时间，关注孩子们的去向、质疑关停行为的合法性、揭露民办学校牟利面向等等，来自各种背景的声音此起彼伏。如今，三个月过去了，有的孩子进了公办学校，有的孩子回了老家，他们不再是媒体舞台上的主角，因为媒体时常更新着剧目。然而，不同于媒体，对从事农民工子女教育的NGO而言，这一政策引发的变动与他们息息相关。
政策对NGO工作的影响
北京对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政策是什么？在新公民学校总干事蔺兆星看来还没有“成型”。
他介绍说，目前广州和上海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都形成了自己的处理方式。广州的情况是完全开放民办，给予民办学校较为良好的发展土壤，因此目前广州的民办学校大约有400所，这400所都有合法的注册身份，并基本上能够吸纳完所有打工子弟学生。上海则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即政府全部买单。目前，上海160所打工子弟学校全部获得上海市教委的支持，而且享受每年生均3 000元的补贴，在接纳学校时，给50万基础建设补贴。而北京的政策算是游弋在广州和上海模式之间，并不十分明朗，且各个区县的步伐也不一致。
笔者在搜索关于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资料中发现，近些年来，北京市政府针对打工子弟学校出台了很多文件，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将这类学校纳入民办学校的扶持和管理范畴”之后，北京市先后有一些打工子弟学校获得了审批。但从2006年开始，北京市发布《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自办学校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打工子弟学校加以整顿和管理，提出“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的指导方针。在这个政策背景下，各地先后开始大规模取缔打工子弟学校。而海淀区早在2004年就宣称，为保证农民工子女与北京孩子一样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海淀区在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上提倡以公办校接收为主，在保证每个学生都能进入学校读书的前提下，逐步取缔非法打工子弟学校，不再给予其合法办学批复。
然而，政策的出台并不意味着相对应的条件已经成熟，因为无法解决学生分流问题，这些政策的实施打了折扣。也正因如此，无法进入公办学校孩子的存在，让被取缔学校又重新开学。
在这个背景下，蔺兆星认为对NGO的主要影响是未来的不可知性使得工作无法做长期规划，这限制了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NGO的发展，以及其他NGO的进入。他举例说，一个NGO在做一些教育服务工作，不到一年后，只有一所学校还在继续，而之前申请的是三所学校的项目，那他怎么和资助方解释呢？
确实，学校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一些NGO的服务人群在萎缩。
成立于2006年4月的“农民之子”，全称是“北京农民之子文化发展中心”，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社团“农民之子——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毕业老会员发起成立的民间公益组织，关注打工子弟教师是其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从2007年起，农民之子和智泉学校、中国滋根乡村教育与发展促进会一起办起了打工子弟教师报纸《烛光通讯》。该通讯的工作团队由打工子弟教师组成，“有的老师们做通讯员、有的做主编，每一期的评报会就成为老师们见面交流的平台，大家聚在一起，通讯员来拿报纸，聊报纸的情况，也把各所学校的情况和个人感受带过来了。”该组织打工子弟教师项目负责人王春华介绍。
对于这次政策变动，王春华说：“对我们项目的影响，主要就是服务人群在逐渐萎缩，学校在减少，相对来说教师就在减少。”虽然通讯活动仍然在继续开展，和一些进了公立学校的教师也保持联系，但是这些教师们“尽管课时量减少了，但需要适应新的管理办法，新的教学习惯，学习用多媒体讲课等，这些改变让老师们在业务上的压力比较大，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所以参加我们活动的时间就少了。”
超越以学校为主体的服务模式
是否民办学校减少，NGO发展的空间就必然减少呢？相对于打工子弟学校教师，这样一个完全从属于打工子弟学校的群体来说，可能如此。但对于更广泛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来说，兴许还有其他的路径。
北京协作者（以下简称“协作者”）工作人员卢磊说，NGO的特质之一就是有很强的灵活性，环境是总在变动的，主要是看用什么样的专业方法介入服务。“对流动儿童的教育，不仅需要关注在学校中的义务教育，还应该包括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等。”
协作者是一家支持性社会工作专业机构，基于相信社区是社会发展核心单位的理念，扎根社区，致力于开展参与式社区发展服务，培育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社区各群体参与社区发展的能力，促进社区各群体的理解与融合。
卢磊介绍，协作者对于儿童的服务，是在宽泛教育下的服务。我们把人看作社区人，需求就不只是知识的教育，落脚点不一样，服务内容也会有区别。不是依托于学校，而是在社区。城市里的流动儿童，有些是在城乡结合部，有的在城区混杂居住。因而，选择社区为服务点，覆盖面更广泛。不会因为学校不在了，服务就无法开展了。
据了解，协作者把社区当作服务的场所，在三个社区分别开展了社区公益夏令营，以不同主题开展专题小组活动，如关注“流动儿童眼中的幸福什么”，共计开展主题活动 42 次，直接服务流动儿童 976 人次；此外，他们还建设社区儿童之家，开展课后文娱课堂服务。组织青年志愿者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在社会工作者的指导下开展课后文化课堂、体育、绘画及读书活动，共计 1505 人次社区流动儿童直接受益，120个农民工家庭 360 人间接受益，解决了农民工因工作忙碌无暇照顾子女的后顾之忧。他们还关注和培育家长亲子间的融合，以及北京孩子和外地孩子之间的融合。
在能力建设方面，协作者还从儿童中培养志愿者，建立了儿童志愿者团队。“每一次开展活动，孩子会早点来和工作人员布置场地、贴海报等。整个活动中，他也是参与者，而不只是享受者。”
德国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 在其《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提出了“流动的现代性”这一分析框架。他认为，全球化带来了“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以驾驭和自立推进性”。当代社会就像流体一样动荡不定、流动易变，今天劳动力市场最流行的口号是“适应性”和“灵活性”，“工作岗位没有任何固有的安全可靠性，只有‘直到进一步通知’的条款，工作生涯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不仅仅是农民工子女面临着颠沛流离的教育问题，对于非出生地就业的“新移民”“都市白领”来说，因为户籍等问题，他们的子女也将面对同样的流动性带来的教育问题——流动性大、家庭教育薄弱、社会融入困难等。
教育问题必然是政府的公共服务问题，大多数人还是支持“以公办学校教育为主，以流入地政府处理为主”的政策，认同公办学校是政府责任，孩子应该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因此，可以说，打工子弟学校是一个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历史产物，随着相对应的社会状况的变化，它也会随之变化，甚至消失。但NGO对于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关注和解决，不会停止，也不应该局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