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燕 西部阳光基金会秘书长
刘洲鸿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
孟维娜 北京慧灵负责人
王维嘉 北京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会长
宋庆华 社区参与行动主任
窦瑞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差钱还是不差钱 各执一词
梁晓燕：在筹备这次论坛的过程中，不止一家组织跟主办方谈起这个话题。 有的基金会说，“都快要到年底了，好多基金会还有很多的钱没有花出去”。 NGO说：“ 资金、资源上还有很大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那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进行一番讨论。
刘洲鸿： 从南都基金会这几年的预算执行情况来看， 我们到了年底，钱和预算确实有一些差距。比如说2008年的时候我们预算是1800万，到最后只花了1500多万。2009年预算是2200万，但只花了2000万左右。到了年底给理事会写报告的时候，我会用八个字“严格把关、宁缺毋滥”解释原因。
从南都基金会的角度来反思， 看来要调整我们的支持定位。 开始我们特别强调机构要特别优秀，项目要效果特别好。这样一来，就会导致选择草根组织特别困难，最后够资助标准的就是那几家。 后来我们也有一些调整，能力弱一点的我们也应该支持，通过项目的支持来提升他们的能力，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年完成预算没有问题。
孟维娜：南都基金会要找好项目，而我们和基金会一直在沟通，什么叫做好项目？特别是像我们这种传统服务的，基金会一般都强调创新。但是我觉得在社会物欲横流的情况下，最传统、最本份的服务是容易被疏忽的，而基金会又是一副政府一样的面孔，所以这就是我们差钱的原因的一个方面。
王维嘉： 我们是在阿拉善生态协会下面成立的一个基金会，我们不和任何政府机构合作，我们只资助民间的环保组织。中国实际运行的民间环保组织只有300家左右，每家的平均规模只有2～3个全职人员，也就是说，全中国每年对民间环保组织的投入大概是3000～5000万人民币。美国是 30亿美金， 中国对民间环保的投入是美国投入的一千分之一。但是中国的GDP是美国的三分之一。 我们的宗旨就是促进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生态系统健康发育起来。我们2009年刚刚开始做这件事，也一直在学习。 2009年我们资助了80万，2010年我们总资助额是600万。我们希望在5～10时间里， 促进对民间环保的投入达到一个和我国经济发展规模可以匹配的程度。
有一些台湾的企业家觉得我们给民间组织钱给得太松了。在资助项目的评估和审核当中，因为发现这些组织都很弱小。我们的想法是不管现在这些组织多么弱小，或者是管理多么不完善。我们的目的是和他们一起学习、共同成长，而不是指责他们，或者是因为这个原因就不资助他们，我们会继续资助他们，给他们成长的空间和机会。
宋庆华：我的机构叫社区参与行动，主要是促进在社区层面的公众参与。 我们机构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是不差钱。但是差的是我们自己的非公募基金会的钱。 按道理说，私募基金会和我们NGO应该是真正的战略伙伴，。可是为什么在合作的时候这么难？ 基金会说现在找不到有能力的NGO。 我觉得应该说你们没有能力去找到有能力的NGO，后来我们也和一些私募基金会合作了，包括友成、万通和南都。在合作的过程中我自己在反思，就是基金会和NGO为什么合作起来会比较难？我终于发现，因为 NGO已经是有将近20年的历史，非公募基金会只有5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应该支持他们的工作，大家一起合作才可以改变。
窦瑞刚：从中国的发展来看，我们现在肯定是不差钱的时代。但是为什么很多NGO又觉得自己缺钱？实际上是基金会与NGO之间的对话机制有问题。NGO和基金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去解决已经存在的社会问题。一个是带有资本意志的资金提供方，另外一个是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提供方。 双方都应该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和存在的价值，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很好的衔接，就一定会出现基金会找不到很好的合作伙伴，NGO找不到很好的资助方。
很多NGO说，离开了基金会我们照样可以活下去。但是基金会如果没有我们，你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这个观点值得我们基金会反思。但是另一方面，非公募基金会还有一条路，我们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运作型的基金会，可以用自己认为比较合适的方案解决社会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需要双方反省的。这个社会问题多，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少，专业的人才少，所以才会出现这么一个矛盾，非公募基金会的钱花不出去，草根公益组织找不到钱。
在不成熟的公益生态中寻找解决之道
梁晓燕： 应该怎么看待基金会和草根组织这两者的依存关系？ 刚才孟维娜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叫好项目？用最传统的方式提供传统服务的东西，是否有好和不好之分？现在大家都在说创新。我们支持传统的东西，是不是就是不支持创新？创新这个东西应该放在什么纬度看？ 基金会是在现实中工作，如果你认可草根组织发育状况这个现实，而钱总是要和人配合。我们从这个角度出发，谈谈基金会工作的欠缺是什么？
刘洲鸿：基金会的资助目标不要定得太高，需要更有耐心一点， 应该给NGO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用3～5五年时间做持续的支持，然后再看NGO是否有一个提升。还有就是基金会信息传播要做得更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私募基金会在资助项目。当然，我们自身的能力也不足，很多同事都比较年轻，也没有做过项目。我们基金会人比较少，但是管理的项目又很多，所以如何精细化管理也是一个问题。
窦瑞刚：昨天我听一家NGO说，你们每一个组织的项目计划书要求还不一样，第一个时间写项目计划书、第二个时间写PPT，第三个时间还要飞过去给你们讲，讲完哪有时间做项目？所以弄来弄去新的公益组织就做不起来，公益的生态链就建立不起来。我建议我们非公募基金会以后不要老逼着人家写计划书， 写一次能不能资助十年？每年评估完觉得不错，就接着资助它。
王维嘉：我们一开始只是资助项目，后来也发现同样的问题。我们今年增加了机构资助。资助机构是什么概念？就是看人。我不管你做什么事，只看你的人和团队。只要我信任你的团队， 你做什么我都不管。 民间环保组织都有这样的问题：为了拿钱我要给这个基金会写一个项目书，给那个基金会写一个项目书，还都是不一样的事儿， 只有两三个人的组织，不可能干五六个方面的事儿，最终组织也得不到发展。它就像公司一样，只能在一个细分市场里面逐渐壮大，在一个细分市场里面积累经验和团队。所以我们对队机构资助 一开始是两到三年，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做了，2010年我们的机构项目已经资助将近300万，和我们的项目资助各占一半。
如果按我们做企业投资的角度，一个NGO都支持不了，但是这个就是今天的现状，这有点像十年前中国互联网刚刚起来的时候，当时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根本看不清楚谁能发展起来。只好撒芝麻，每家都给钱。我们现在的原则是，觉得人靠得住我们就给钱。因为环保领域有很多方向， 让我们这样一个基金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各个领域都成为专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能以人为标准，但人有时候也不一定就靠谱，怎么办呢？我个人的原则就是做善的假设。如果我不知道你，就先假设你是善的，我给你一部分钱。如果一年以后、半年以后你什么都没做或者是胡来，那以后就不给你钱了，顶多是浪费一点钱，但是这点浪费是我们要付的学费。
宋庆华：在目前公益生态发育得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特别认同窦瑞刚讲的，我们要一起做事，要共同成长，这才是我们的前景。
窦瑞刚：我们刚才都在反思自己，这里最重要还是话语系统的问题。作为有企业背景的基金会来讲要有自己的话语权。比如说，它需要看到有效性，看到你要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我们通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说这个社会问题很严重，需要钱来做。但是我觉得最痛苦的是我看不到你的方案。我们都不是观世音菩萨，不是说你在这里受苦了，我们就要给你钱。未来 NGO和NGO之间一定是竞争的，你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他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对于资金提供方立讲，从两个潜在的解决方案寻求一个相对最优的解决方案。
第二， 我们是在对话中成长的，你不能拒绝对话。我可能会提出一些要求，你可以说要求不合理，但是你不能说， “把钱给我以后你不要管我，不要指手划脚。” 正像企业和供应商一样，永远要有一个对话机制，互相去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对方的话语方式，才能够共同成长。
梁晓燕： 现在非公募基金会资助的方式多种多样，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非公募基金会对草根组织的支持大部分是什么方式？它有可能在什么方向上进行创新？这个创新对非公募基金会的能力提出什么挑战？非公募基金会做好准备了吗？你的从业人员做好准备了吗？我们的公益资助怎么样创新？
刘洲鸿：南都基金会是一家资助型的基金会，使命就是支持民间公益。我们通过调研发现，草根组织的人力成本、行政经费和志愿者的补贴最难得到支持。我们前一段时间去玉树、西宁调查了解到，他们款都可以筹来，但是都被要求钱要用于项目上，不能用于人员的开支和行政的开支。所以青海有2 000多家草根组织， 80%都是没有全职人员。所以我们定位在支持草根组织的人力成本、行政经费和志愿者的补贴。
第二要支持草根组织的能力建设费用。 一些机构说，如果给他们1 000块钱，让他们出去参加一次学习、培训，解决交通、住宿的问题，对他们机构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个也是我们在做的。
第三，我们认为，光是支持项目不够，还要支持机构的发展，还要支持公益人才的发展。2010年南都基金会新推出了一个项目，叫“银杏伙伴成长计划”，专门支持公益领域的年轻人公益创业。 这个计划评出来“银杏伙伴”每年获得10万块钱，连续支持三年。这10万块钱一部分可以用于补贴自己的收入、生活，另外一部分可以用于自己的个人成长，他需要学习、考察、访问。同时南都基金会有很多配套的计划，对于这种普遍性的需求开展一些活动。
王维嘉：我们和 一些大学合作做了一个绿色伙伴领导力计划。去年我们培训了36个环保组织的57个领导人。另外在200所高校里面有一个“青国青城”的计划，就是鼓励大学生进入到环保行业里面，我们大概资助了100个大学生的环保组织。下一步我们还在考虑，如果大学生想选择进入民间环保组织作为他的职业生涯，我们给他们初始创业基金。 因为现在人少，最主要的是有优秀的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里来。 另外我们还资助了很多中介组织，比如培训组织，做各种各样中介的组织，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民间环保的生态，我们希望推动这样的事情。
梁晓燕：非公募基金会 、草根组织都是公益链条上必不可少的环节。我们大家还要看到，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使命是中国的社会建设。刚才大家讲到只看到项目，我们只是埋头做项目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事业还有一个功能，这个功能不能被忽视。我们虽然在做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但是同时我们是在创建中国新的社会体制。这个新的社会体制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目标，才要求我们互相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认同，也不至于仅在项目层面我们互相怨来怨去，我们共同建设这个目标才会更加清晰。
补记： 在论坛第二天下午的分议题讨论中，也设置了一个基金会的钱花不出去的题目。 但是在小组讨论中，发现和非公募基金会有过交道的NGO寥寥，也没有非公募基金会承认钱花不出去，以至于主持人吕朝说：“也许这是个伪命题”。当然，他提到另外还有一种可能，事实上基金会的钱是花不出去的，但是他怕别人觉得他没本事花钱，所以他就没举手。除了上文圆桌会议谈到的原因外，在小组讨论中，一些基金会谈到了另外的缘由。有的非公募基金会认为钱花不出去是因为自己我们的“婆婆”太多， 基金会因为有它的业务主管单位，这些的业务主管单位部门会干预到基金会的项目资助，而这些业务主管单位往往与基金会的执行层、理事会的需求指向是不同的，但基金会又必须要尊重他们的意见，导致婆婆太多，意见不一致，钱不容易花出去。
另外，基金会内部的理事会不容易达成一致。 理事会里既有出资人，又有专家，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企业家。小组讨论中，有的基金会说因为我们很少能够达成一致，所以我们的钱老是花不出去。 又因为我们是非公募基金会，所以我们也不着急， 我们花出去的资助就很少。
（刘海英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