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活动是需要动员、需要组织的，由此就出现了“慈善企业家”。
现在的一些人似乎已经把国家当成了神。看到某个人或某群人在生活中陷入困境，学者及普通民众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政府不来帮助？于是，一谈社会保障，话题就全部集中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样的人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孩子，向国家撒娇。相反，一个由心智成熟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则面对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困境，首先会问：邻居们、社区、乃至社会可以做些什么，怎么帮助他或他们。
一个健全的社会，本来有一种内生的财富再分配机制和自我救助机制，它可以对人们所创造出来的财富进行再分配。比如，富人从事慈善活动，富人捐款资助教育、艺术、学术，救助穷人和陷入生活困境中的人，从而实现社会均富、公平。
这种机制是内生的，因为，就像孟子所说，人皆有恻隐之心，或者如亚当•斯密所说，人皆有同情、即感受他人的痛苦的能力，这差不多就是一种本能。更不要说，人们也追求荣誉、追求他人的尊敬，而帮助他人、用自己的财富、精力和创造性向公众免费供应公共品，乃是获得荣誉、尊敬的基本途径。
不过，这些心理动机未必强大到足以促成人们去做慈善活动。人人都很忙碌，要照顾自己的事业、家庭，而无暇全力投入到慈善活动中；普通人也未必知道究竟谁需要帮助；另外，单个人的一点点贡献，也许对需要帮助的人没有多大用处。因此，慈善活动是需要动员、需要组织的。由此就出现了“慈善企业家”。
应当说，他们就是人们所说的“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中的一部分。社会企业家就是以前人们常说的“社会活动家”，之所以用“企业家”二字来刻画他们，乃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企业家的一种重要品性：创造地把各种资源组合在一起，向公众提供一些慈善产品。
企业家活动的本质就是通过产品的创新、组织方式的创新，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当然，其目的是为了自己获得收益。慈善企业家的收益是个人的社会声望，及帮助他人所获得的快乐。而他的工作，就是用一种设计优良的慈善产品感动民众，唤醒民众心底的同情之心，让民众知道，哪些人需要帮助，自己也可以向他提供帮助。这样，慈善企业家就沟通了需要帮助者及愿意帮助者。当然，慈善企业家也通过财务、工程等等管理活动，有效地使用资金，使民众提供的慈善资源得到较高效率的利用。
没有企业家，就不可能存在令所有人财富大量增加的市场经济；同样，没有慈善企业家，慈善事业终究不可能具有规模。慈善企业家自己当然享有了荣誉，甚至享有某些收入，但是，他们的活动确实大幅度地深化、扩展了慈善事业，提高了慈善资源的配置效率。
在中国，以前还有“社会活动家”一说，但后来，似乎没有这样一个行当了，需要救助的人只能等着政府。如果政府没有注意到，或者拒绝，他就难以得到救助。而当权力收缩，政府本来有限的救助体系难以发挥作用，同时，内在的自我救助机制又没有恢复运转。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空档期，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帮助。
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个可喜的迹象，即社会逐渐发育，社会内在的财富再分配机制和自我救助机制渐渐地浮出水面。尤其是网络，为分散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快捷的联络、组织渠道。
不过，大体说来，包括慈善企业家在内的社会企业家的成长发育，仍然相对迟滞。个中缘由，固然因为过分严厉的管制，但也因为，长期生活在每个人直接面对政府的体制中，又经历过道德伦理的缺失，人们之间缺乏足够的相互信任，而没有信任，慈善企业家是不可能正常地发挥作用的。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资源交给他们，甚至接受帮助的人也会怀疑慈善企业家的动机。
这个时候，把希望寄托于国家，可以理解，但不算明智。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够自我救助，那国家的救助体系再庞大，也将是杯水车薪。
此时，重要的是社会企业家、慈善企业家严于自律，通过诚信而高效率地服务社会，而获得民众的信赖，这将为社会自发的再分配机制和自我救助体系的发育拓展出广阔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