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开学前伯克利都会有一个传统的“Welcome Week”，在这一周里，最热闹莫过于校门前校园社团的纳新活动，我想世上最淡漠的人走过那里，都会惊起欣喜一阵.
美国学生热衷社会事务的印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社团的丰富和多元超越惯常想象-反死刑、反战、反切尼（美副总统）、环保、橄榄球、同性恋…
那时正值飓风“卡特里娜”重创美国，学校Sproul Plaza的台阶上摆放着二三十个、写着各社团名称的募捐小铁罐，没有人在那里值守。夹着书本匆匆走过的学生们大多会迅速丢下几枚硬币或是一两张纸币，然后再匆匆走过，只留下硬币铛铛的声响--这个静默自然，还带点洒脱的场景让我垂涎。
在灼热的加州阳光下，我看到过一位金发美女手持一枝玫瑰，企图拦住每个经过的学生，告诉大家买花的钱会捐送到正在受灾的新奥尔良。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女孩形象，咖啡馆和橄榄球看台上经常见到的那种--露脐T恤、赤脚凉拖，脖子上挂着古怪恐怖的饰物。
第一学期我选修了社会学系的社会工作，这是一门本科生课程，班上的同学光怪陆离到不行。坐在我边上的男生脖子上挂着的好像小号的重刑犯脚镣。课堂上有人大嚼早餐汉堡，有人一丝不苟做着小强填字。女老师是位热情的黑人，永不倦怠的激情感染力十足，她会让你觉得一切利他的事情做起来都是愉悦有趣。
这个因肥胖身体几乎变形的女人把台下40多个聪明的学生们当孩子一样哄。她会问大家：一个行动不便且拒绝去医院的孤身老人，你认为对他最有效的帮助是什么？学生们的答案从轮椅、护工、陪聊到找个老伴，不一而足。每说出一个答案，老师都会很惊喜地说，great! -学生们就这样被激发着不依不饶地开动脑浆。
课堂上经常会放一些记录片，有一次是一部人物传记。大体讲一个女人如何从个人的良善性情发展成就为一名伟大的NGO领袖，她成立了一个影响卓越的救助无家可归者的组织。那部片子非常真实，从她的成长、个性，爱情各个方面生动描述了一位女性社会工作者内心的波折与幸福。
有时候旧金山或者湾区的一些NGO的工作人员干脆来给大家上课。他们跟这些对社会工作有模糊兴趣的孩子们分享自己的故事和工作经历。一次，一个政治游说组织以他们的实际行动让大家明白了什么是社会工作，又是如何影响公众的。当时加州州长施瓦辛格正力推5项法条修改，这也算是他执政以来最大一次改革动作。一位NGO女士向全班学生逐条释义：原条款是什么，要改成什么-我们应该赞成还是反对。
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条修改，未成年人堕胎需经父母签字才能在医院手术--原法是不需要父母知情的。我自己特别赞同这样的修改，认为更能从身心上保护幼女。然而这位女士极力劝说大家反对。为什么？她解释说，大多数未成年人怀孕各种各样的心理都是不愿让父母知道，所以，一旦这个法律生效，无数年轻人将选择并不安全的小诊所进行手术，而这将给会她们的生命带来更大风险--听上去也有道理哦。
通常开课前几分钟我们会收到一些通告和海报，它们全部来自身边的同学。一位看上上去酷酷的女生招呼大家参加周末的残疾儿童绘画展览，她在一家残疾儿童NGO做志愿者；那个头发最疯狂的男生有一天在黑板上写下若干数字，然后缓缓地说，调查显示，不安全性爱会导致诸多悲惨结局，原来他是一个艾滋组织成员。
我渐渐知道他们并不是因为这门课而突发责任激情，很多学生之前就在为NGO工作。我曾经以沧桑目光，歪着嘴角笑看这些美国最现代青年，没想到时间越久对他们生出的敬意却越深。
我还参加过一次美国富人举办的家庭聚会，这些年迈的富爷爷们聚会的目的是讨论怎么把更多地钱更好地捐助给中国西部那些上不起学的女童--他们是西安“春蕾计划”的重要资助者，一年中有两个月他们中的代表要从美国飞到西安，实地考察项目的运作状况。这些看上去朴素的老人们都是当地的大人物，他们住在伯克利风景最好的山上，天气好的时候，站在客厅的窗边会看到曼妙的金门大桥。
2006年3月，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位非凡的老太太凯西。她刚刚退休，以执行主任的身份离开了工作10年的旧金山教育基金会。这个活泼的老太太从1974年起就一直在NGO工作。她的丈夫是一名优秀的城市规划师，同时也在为一家NGO工作，他们有两个美丽聪明的女儿，小女儿在纽约大学学习电影，大女儿在伯克利读教育学博士--这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家庭，富有而丰富。
大女儿珍妮继承了父母身上可贵的品性，2005年她和丈夫休学一年，来到宁波一所小学教英文，课余行遍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体验民情，他们甚至到过张掖，那个离我老家兰州不远的小城。
凯西退休后决心学习中文普通话，她和我家那位互为语言老师。离开美国临别之际，她才恍然大悟学了半年的原来是海南普通话，怪不得任凭她把舌头和嘴反复组合，很多音死活就是发不出来。每个周二她都要去现代艺术馆看最新的展览，开着大越野的她仍在风风火火为基金会筹款，为送别我们准备精美的意大利餐。
我后来才知道，这个优雅亲切的老太太曾经为了给少数裔族争取母语教学的权利，把状告旧金山公立小学的官司打到了加州最高法院，历时5年，最终胜诉。
和我所认识的美国NGO朋友们在一起，真得是身心松弛。我尊敬这样一群人，他们所做一直是我终极的人生规划。除此，我喜欢他们的自然、幽默，还有原形毕露。在他们身上，很少会看到国内NGO朋友们普遍的愤怒和忧伤，强烈的道德感和悲壮。
我理解这些气息是NGO从业者油然而生的,或者与生俱来。但它确实也会给很多人带来压力，按说，本人也算是中等高尚之流，可是在他们面前总是莫名其妙地没有底气--比如说，我会给他们写很长很长的短信，怕通话费他们的钱；有时候拜访他们不敢说是打车来的，免被认为糜烂又不环保；在盛夏的家中接待NGO朋友，大汗淋漓不敢提出开空调……
可是，我也很清楚，凡此种种都不是他们的问题, 中国这片热土，对NGO来说还不够热，它太冷太少日子太难过。它们面临着不可预测的风险，比如两个月前，两份期刊的遭遇。风险背后是一些朋友的安危，甚至生计问题。一般来说，这份工作很难让你拥有大大方方的体面，从生活到思想。
想到这些的时候，我又为我们的草根NGO感到骄傲。在我很多很多的设想里，总有那么一天，中国NGO的先驱们会笑到最后，笑得甜美。
转自赵凌
blog: Http://blog.infzm.com/space/index.php/39/action_viewspace_itemid_55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