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0年南都公益基金会试点“银杏伙伴支持计划”，入选的银杏伙伴在未来的3年内，将获得每人每年10万元的经费和量体裁衣的学习计划支持。该年共有5名NGO人才入选。《中国发展简报》采访到其中4位，希望透过此组文章与各位分享他们的个人和机构成长经历，并借此及时跟进了解他们的个人支持计划。
梅念蜀：享受追求目标过程中的点点滴滴
13岁的时候，CCTV新闻联播上的一则新闻，将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的志愿者在公海上阻止日本捕鲸船猎杀鲸鱼，被绑在捕鲸船的甲板上仍然一脸正气毫无畏惧的画面，清晰地印在梅念蜀的脑海中，直到今日。
不知是否因为这个缘故，读大学时梅念蜀填报了环境工程专业。2002年毕业之后，她顺理成章进入了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从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NGO很率真很酷！全然不同于事业单位给人的感觉。”坐在我面前的梅念蜀这么评价NGO给她的第一印象。她感觉不少从事环保的科技人员视环境影响评价为职业而非自己的事业，为不少污染企业开绿灯。这让她有“负罪感”，觉得没有实现自己当初的理想。
有件事情让她难忘。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在某城市的上风向建了一个大型球团矿厂，排放的废气将严重威胁到处在下风向的数十万城市居民，该项目选址与环境评价标准明显违背。当时，梅念蜀觉得“不吐不快”，但她的意见还是没被采纳。她说，这源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不合理，建设单位聘请环境影响评价公司做评价，二者之间存在雇佣关系，所以环境影响评价公司很少对那些有环境问题的项目进行干涉，彻底推翻的项目就更少了，环境影响评价的监管作用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
那段时间，梅念蜀积极寻找当地的民间环保组织，并成为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武汉论坛的志愿者和版主。她提出并组织了“减少白色污染，建立全市超市购物袋收费制度”活动；湖北省沉湖自然保护区被非法种植2万亩意大利杨树，严重破坏冬候鸟栖息地，在志愿者们不断上报和监督下树苗被拔除。她说，这段经历“太爽了”，这才是她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喜欢”。而这也让她认识了什么是NGO以及NGO行动力和社会价值。这深刻影响到她后来创办绿色昆明的想法。
2004年，梅念蜀决定从环境科学研究院走出来，但她对自己能做些什么并不十分清晰和自信。正好乐施会昆明办公室招聘项目经理，想想也可以找机会尝试做NGO，便前往应聘。可面试要求是阐述对农村社区发展领域的理解以及在半个小时内指出一份项目计划书的缺陷并提出完善建议。从没接触过项目管理的她彻底蒙了，面试结果可想而知。
祸不单行的是，梅念蜀从昆明返回武汉后不久，前几年患上的慢性胃病突然发作，让她的身体遭到重创，不得不去做了十二指肠改道手术。这段经历，让她“少了对物欲的追求，有了更多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并树立了从事NGO的坚定信念。
2005年7月，动完手术才一个月，梅念蜀便急不可耐地再次返回昆明，想在那里继续实现自己的理想。父母对她很不放心，梅念蜀很坚决——“让我自己决定未来吧，我的人生我负责”，就这么说服了父母。
这回的她，在接触了一些环保NGO后发现，昆明当地少有环保NGO在做志愿者的培养和公众参与。她在昆明谋得一份生计，再次成为了环境影响评估工程师的同时，独立做一个环保NGO的想法也渐渐成型。2006年，梅念蜀在工作之余组建了绿色昆明志愿者队伍，开始在昆明开展环境权益和环境教育工作。2007年，机构正式注册的时候，梅念蜀邀请了很多环保专家成为绿色昆明的理事会成员，这既打消了政府的不信任，也让机构获得了昆明本地部分科研工作者和企事业单位的支持。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绿色昆明只有梅念蜀一个专职人员，这让她发动并依靠了更多志愿者的力量。她和志愿者们开展了昆明地下水调查和保护、滇池周边古树保护等行动。直到2009年获得“SEE・TNC生态奖”有了10万元奖金后，绿色昆明才增加了一名正式员工，如今机构很快要有第四名同事了。
去年，绿色昆明一共实施了10个项目，其中一半的项目不带人员工资，整个团队超负荷运转。2011年2月，梅念蜀负责的项目结题了，这便意味着她没有工资收入了，所以她打算将南都公益基金会支持的10万经费中的一部分用于自己的工资，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机构的战略规划、项目管理、团队激励、筹资以及对外联络与合作上，帮助机构全面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和影响力。除此，她希望可以有时间去学习“内观”，参加一些NGO聚会和德鲁克学院的培训，帮助自己开拓环保之外其他社会发展领域的视野。
随着机构人数的增加，也让梅念蜀开始考虑机构的内部管理，以及人员激励与沟通等之前从未考虑的事情，并开始做调整。她说，认识上的这些转变得益于一些朋友的帮助以及持续8个月之久的绿色领导力培训。后来，在南都公益基金会银杏伙伴计划的面试中，三位行业内资深面试官的提问和建议也给了她很多启发。
面试官指出，她的个人成长计划 “安排太紧”、“目标性太强”、“太在意结果”。梅念蜀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制定的个人成长计划以及平时的工作计划几乎压得自己没有一刻时间停顿，去享受环保的快乐、生活的快乐。也正是此时，她才发现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是出于强烈的责任感和倔强的个性，与快乐无关，但若这样要求同事“不给别人空间”，真的能让团队拥有持续的激情和动力吗？至此，她对民间组织领导人的角色和定位有了新的认识。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梅念蜀希望尝试享受生活，“既享受环境问题成功解决的时刻，更享受追求目标过程中的曲曲折折和点点滴滴”，当然还要给同事更多的理解、更好的支持和更大的空间。
刚刚结束的绿色领导力培训以及接下来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启发梅念蜀更多反思，发现自身的不足，去弥补，去成长，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体会如何“让自己做自己，让别人做他自己”。
她笑着说“梦想在终点，幸福在路上！”这时的她，看上去很轻松、很自信。
孙恒：继续找寻工友之家的方向
1998年前，孙恒一直在河南老家当音乐老师。后来他为了寻求音乐的梦想，1998年来到北京。当时，他曾感到迷茫，如何在这个城市生存找到自己的意义。
1999年，孙恒在弹唱的同时接触到打工子弟明圆学校，成为这个学校的志愿者。同时，他接触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友。在2001年一次去给天津科技大学附近的建筑工地的工友演出，效果非常好，工友们反响很强烈，对他的演出很认同。他感到，工友平日工作很累，但也需要精神生活。后来他与一帮志同道合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友们组建了一个演出队。就这样，孙恒白天在明圆工作，晚上或节假日和其他工友一道排练演出。
到了2002年的劳动节那天，他们正式组建了打工艺术团。当时艺术团的门槛很低，什么人都可以来，也有很多大学生报名参加，但流动性也很大。这个时期，艺术团基本上还是自娱自乐，主要是为了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与此同时，艺术团也在寻找新的定位，而这跟当时的工友需求有很大关联。孙恒回忆，当时对工友遭遇的工资拖欠、外来孩子没有学上等具体问题都没有介入，自己常常感到无奈、尴尬和郁闷，心想“我们唱完歌就走了，他们的生活仍没有改变，依旧如此。”
同时，孙恒也发现，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城市后，失去了原有的社会支持网络，只能以个人之力来融入社会，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为何不成立一个“家”，让来到异乡的人们有所帮助呢？
于是打工艺术团重新做了定位，工友之家应运而生。在当年的11月1日，工友之家在肖家河的明圆打工子弟学校成立了图书馆、为打工者培训电脑和法律知识。活动就这样持续到2004年。孙恒和打工青年艺术团录制并发行了一张打工者自己唱的歌曲——《天下打工是一家》。这张专辑最终发行了10万张，获得极大的成功，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7.5万元的版税。
而这笔钱如何使用？孙恒同意内部花掉，但一定要用到刀刃上。看到当时很多来京的务工人员的孩子没有学上的现状，他们在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租了一块地，年租金6万元，举办一所学校。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废弃的工艺美术厂。2005年暑假，孙恒和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个志愿者，对这块地进行了清理，改造为后来的“同心实验”学校。这所打工子弟学校目前从学前班到小学六年级一应俱全。孙恒后来想想“也挺后怕的，自己并不知道办一个学校是很难的。”
有了这个新的根据地，孙恒还想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居住的社区。他发现社会上有很多闲置的资源，另一方面也有很多非常需要这类资源的人群，2006年，工友之家开办一个二手商店（同心互惠商店）来处理这些闲置资源，帮助生活在社区里的工友降低生活成本。这些二手资源主要是衣物，以低于10元的价格对外售卖。
如今二手商店已做大了规模，开始往社会企业方向发展，数量上已经扩展至7家，光在皮村就有两家，此外在西安也有一家。目前皮村负责二手店的8个人分工明确，经营有序。孙恒说，2010年收入达到了30万，盈余有5万多，为社区工友降低生活成本100万元，二手店在惠及社区内打工者的同时，也成为8名员工的生计来源。
2008年5月劳动节当天，工友之家在皮村建立了打工艺术博物馆，反映1978年以来打工群体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孙恒说，建立博物馆背后的初衷是，“记录打工文化历史，倡导劳动价值尊重”。自古以来劳动人民创造者历史，但他们却进入不了历史。同样，改革30年来，打工者群体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并没有被记录进历史。
外来务工人群被孙恒称之为“新工人群体”。工友之家希望通过此举倡导社会对劳动者的尊重，不要对“农民工”群体存有歧视。其实在孙恒来看，记录这些历史，最终就是为了改变历史。而他们所做的就是创造自己的文化话语权，从政治、知识、文化等角度去影响社会了解并接受打工者这个群体。
对入选银杏计划，孙恒表示“自己并不是特别在意”，不过他认为计划的意义在于：相比其他的支持性项目侧重在机构层面，银杏计划侧重在个人支持方面。孙恒说，入选后自己的生活状况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观，原因在于如果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们依然拿着不到2000元的工资，自己却拿着基金会建议的薪资水平，这让自己也看不过去。另外，这也会使以后的工作难于开展。他会将这部分费用补贴到其他未能找到资源支持的项目上去。
这些年来，工友之家一直都是低头做事，随着发展，项目多了起来，所以还要加强内部管理，学习如何做社会企业。孙恒希望在银杏伙伴资助期间，可以有机会出去学习考察，开阔自己的视野。这些机会和工友之家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问及孙恒如何看银杏伙伴对受助者在未来3～5年的期待，孙恒回应，公益人才并不是银杏计划催生出来的，因为“这些公益人才的成长已经经过了好些年的培育，凭什么都说是你起的作用，这不公平。”不过，孙恒很认同银杏计划对自己的益处：推动自己对未来3年进行了系统规划，他安排了自己的读书计划，要学习社区组织建设和工人社会运动的知识，并考虑机构未来的发展方向。
在皮村的住处，墙面上张贴着切・格瓦拉的肖像海报。孙恒很喜欢切·格瓦拉，愿意追随他的精神在中国本土做事情。他希望利用银杏伙伴的个人支持计划，可以去拉美的革命圣地如玻利维亚、古巴等国，以及欧美一些国家，了解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历史以及欧洲社会企业的相关发展情况，而这些从书本上是不大容易学习和感受到的。
对孙恒来说，社区改变是一件非常长远的事情。3年，只是他自己的阶段性目标。他也意识到，要去反思和总结工作中获取的经验，思考如何运用到新的环境中。2010年，工友之家还设立了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开始了新的尝试。他希望工友之家在未来能够推动各地同类机构的培训工作，以及支持其他组织发展。
“当你有力量的时候，应该去支持更多的人，总有一天，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推动改变。”孙恒说。
曾世逸：10年后催生出一个民办大学
2006年6月曾世逸一毕业就开始鼓捣创业，与另外2个朋友一同注册了名为“真善美文化传播公司”的企业。
曾世逸说，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做的跟NGO，或者与社会企业有什么关联，只是“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真善美的运作，主要是通过邀请学者来昆明做讲座，同时也在昆明本地组织一些日常性的学术交流活动。
但企业一开始运作，就遇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问题。支持曾世逸并投资成立这家公司的亲戚朋友尽管承认这事情虽以社会效益为主，但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回报。曾世逸心想，“企业的社会效益好起来，经济效益自然也不会差。”他当时认为，读完研究生,“相信未来的生活应该有一个好的收入，但没有料到后来这么苦。”
尽管后来企业也遇到亏损，可这些朋友亲戚依然支持着他，这让曾世逸“觉得对不起他们，但顾不上这些，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曾世逸自认是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人”。经过几年的折腾，自己也变得更坚定了，能够做到面对上面这些矛盾，更注重精神上的追求，在物质上会比较淡然一些。曾世逸说，原来自己有时纠缠或不能那么彻底去做某件事情，现在对他来说反而是件好事。
对一同发起真善美的朋友们，曾世逸说，不能要求他们像他一样放弃自己的生活去做公益。虽然家里对他在外也比较担心，但总体上比较理解，也没有给他太多的压力，只是叮嘱他“以后就不要寄钱回家了，照顾自己的身体，也该结婚了”。
成立真善美之后，曾世逸参加某NGO组织的草根协力营培训，正式接触到NGO，让他意识到可以从志愿者精神角度入手做点事情。当时大学生做志愿服务找不到地方，而公益机构也难找到合适的志愿者，所以他和其他认同此理念的几个人一起成立了“北斗星志愿者文化传播中心”，而这也弥补了之前在做真善美的时候留下的“缺憾”。不仅要通过讲座的形式让大学生了解志愿精神，现在还要让他们加入进来，参与其中，这更利于大学生的成长。
后来参与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兴趣，自然也就成立了各种兴趣小组，像后来成立的AA乐行工作组、润土以及平民教社，更多取决于参与进来的群体自己的想法。而在条件成熟独立之前，真善美和曾世逸会一直支持他们。
就在这几年发展中，曾世逸也意识到，“草根组织发展壮大，需要一种跨界的合作。”从“我为乡亲送瓶水”到后来的“我为孩子送双鞋”，每次组织起来的活动，都会涉及到不同的合作方，包括媒体、企业、基金会以及政府，也包括其他的一些草根机构，包括真善美在2008年的抗震救灾募捐和2009年的抗旱救灾活动中结识的云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后者后来帮助真善美在该基金会下挂靠成立了一个支持农村综合发展的润土工作组。
曾世逸说，相比前几年，2010年机构发展较为迅速，这主要得益于云南青基会提供的支持和平台。借助云南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这种策略合作关系，与广大的媒体、企业以及政府合作，做了很多原来做不到的事情。之前，机构没有太多往这方面去想，自从与青基会合作后，也积累一些合作的经验，同时也在反思过去对这块重视不够。
“强调独立性的时候，其实对合作是重视不够的。恰恰是我们自己内心有一个强大的信念，相反我们会感染一些政界和商界的人们。”曾世逸如此评价。
目前，曾世逸参与发起的这些机构中，共有专兼职人员22人左右，还有4位实习生。“从发起时的4个人到1个人的时候，自己还是比较孤苦的。”曾世逸说，当初和他一起创办真善美的3个发起人后来离开了，事后自己也在反思，“这些人对自己的支持都很大，可为什么最后纷纷离他而去？”曾世逸认为自己有很大的问题，比如决策不当，没有达到预期的目，过于强烈的意见表达，争议处理时造成的伤害等等。为此他也有过自责和自卑，认识到尊重他人意见的重要性。
近几年的团队发展，也让曾世逸自己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更多的宽容和耐心，而这有时却被同事认为“太软弱了，不会批评人。”但他貌似更喜欢这样的氛围。曾世逸没法想象，如果不是这些朋友参与进来贡献智慧，真善美怎能拓展到好几个不同的领域去发展。
入选银杏伙伴计划，对曾世逸或他的家庭来说，“是一种价值的认可”，让他在面对外面的压力时更有信心一些。对每年10万元的经费，曾世逸说，这可以缓解目前的经济压力，但事实上个人用不会太多。作为机构负责人，他不能跟其他共事的兄弟们的收入相差太多。他计划拿出一部分资金用来支持机构其他年轻人的工资。他认为银杏伙伴计划关注人才本身的成长与需求，与他自己的思考有一致之处。他希望用这笔经费去支持这些青年人的成长，催生更多的草根公益机构，而不仅仅是支持他个人的成长。他甚至希望将来这些人也能成长为银杏伙伴。
在个人期待方面，曾世逸在2008年那会儿，就希望自己“能在10到20年的时间内，催生出一个民办大学来。”而这几年真善美的实践，其实已经是一个无形大学的摸索了。
现在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曾世逸说，首先他希望自己在3~5年的规划里，成为机构中的一个优秀领导者，支持和引领团队成员的成长。其次，成为一个称职的公益催化师，真正支持大学生和青年公益人的成长。第三是成为一个不错的高等教育管理者，为将来创办民办大学进行前期准备和积累经验。所以，在未来3年中，曾世逸计划去台湾实习，准备在西南地区开展同城项目，还要学习管理经验。
曾世逸坦言，“如果没有银杏计划，自己的步子会慢一些。”入选银杏伙伴对他是一个很好的激励，对机构的公信力也是一个提升，有利于获得新的机会和支持，缓解压力促进更好的发展。在他的计划中，机构在2011年上半年仍以巩固、调整为主，希望这个22人的团队有一些积累之后，再考虑发展的问题。
王奕鸥：踏踏实实把事情做好就行
“还好，我们的爱不脆弱”这句口号是在给那些成骨不全症的患者以信心，也是王奕鸥为之努力的动力。她自己本身也是其中的一员，她那瘦小的身体，早早就经历过骨折带来的疼痛。这为她后来想为这个群体做些什么埋下了种子。
2005年，王奕鸥来到北京继续求学，专修会计专业，同时也打算自修完她那门还剩下两年的法律课程。尽管父母亲担心她的身体，但还是给她独立的空间，开始新的生活。如今她的父母亲看到瓷娃娃协会的成立发展，证明他们当初的决定是对的，也更加支持王奕鸥了。
就在北京读书期间，王奕鸥才知道成骨不全症其实是有药物可以治疗的。而在医疗讯息不发达的京外城市，那些与她一样处境的“瓷娃娃”们根本无从获得这些方面的知识。于是，她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建立有关成骨不全症方面的网站，让全国各地的同病之人能够共享讯息。间或，她也为那些来京看病的病友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忙，张罗接站、住院等事情。她藉此认识了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病友们。
2007年，修完课程的她正式毕业，找到了一份在扶贫领域的工作，负责项目策划。王奕鸥说，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家GONGO（政府背景的组织）。但这里的环境让她觉得不能做想做的事情，最终她在这里呆了半年多就离开了。
她想去“真正可以做事情的地方”。刚好，那时的北京益仁平刚刚组建。王奕鸥应聘过去，担任法律项目助理和研究员，在这里她正式接触到NGO的概念和工作方法。在对益仁平关注的乙肝群体议题的慢慢把握基础上，她也有意识思考与成骨不全症群体共通的地方，并开始介入，她的工作得到益仁平负责人陆军的首肯。
2007年底，王奕鸥对成骨不全症群体做了长达半年的调研，获得了一手的资料，并开始有“成立一个协会去做事”的想法，但她后来回忆道，“当时还没坚定信心去做”，直到与另一位协会发起人黄如方结识。黄如方在大学时代就开展艾滋病领域的公益活动，当时任职于关注艾滋病议题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与王奕鸥接触后，两人一拍即合。黄如方的参与极大地鼓励了王奕鸥坚定信心，要把“瓷娃娃关怀协会”做起来。如今瓷娃娃的迅速发展，也离不开黄如方的汗水和辛苦。
2008年5月，王奕鸥离开益仁平创办瓷娃娃协会。头半年的时间里，协会借用其他公益机构的办公位，一共搬了四次家。直到半年后，才有了第一个独立的办公室。
2009年5月，瓷娃娃入驻北京NPI的孵化器，由NPI为其提供办公位、能力建设以及每月3000元的补贴。虽入壳其中，但总体来说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后来NPI对瓷娃娃做了回访，王奕鸥也就如实与NPI进行沟通。在她看来，这是为了以后更多的入驻孵化器机构的更好发展。
这段时间里，瓷娃娃正式力求自身的发展。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他们动员了众多的志愿者参与进来，这在2009年底瓷娃娃协会独立操办的首届瓷娃娃全国病人大会得到充分展现。大会的每个环节都是由志愿者参与完成。王奕鸥说，目前报名的志愿者有400多位，活跃的就有几十个。
在当天的病人大会上，瓷娃娃还正式获得在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下成立专项基金的身份。王奕鸥认为这样的合法公募平台很重要，在来自基金会和企业的资助寥寥之际，接受公众的捐赠就成为瓷娃娃的重要依靠。从瓷娃娃的发展来看，这条路子算是打通了，也迈出了与基金会和政府合作的第一步。
王奕鸥回忆起当初，“在资源匮乏人手不足的协会创建初期，没有太多的预期。”只是想“踏踏实实把事情做好就行”。不过，“随着一个个项目的开展，有了新的资源和平台，也为后来做的事情提供了条件”。她认为，这个发展的过程“比较自然”，后来“随着公益环境好转，社会公众认可与支持，自身专业团队扩大，瓷娃娃发展相对快了一些”。
2010年，王奕鸥入选南都公益基金会支持的银杏伙伴计划。她对“伙伴”的理解，既是入选的5名NGO工作者之间的伙伴，是一种共同成长的关系，同时南都公益基金会也不只是一个资助方，它所承担的协调和支持平台让其与银杏伙伴之间也是一种伙伴关系。
在银杏伙伴计划筛选的时候，王奕鸥就提交了自己的支持计划。对南都给予的经费支持，王奕鸥主要用于个人的工资发放和学习之用，此外也想拿出部分费用支持其他员工，目前还在讨论中。
王奕鸥希望通过这笔资金的支持，系统学习一些MPA课程做到理论层面的提升，以及加强管理方面的学习，来应对机构做到一定规模后的突破需要，做到“不能阻碍机构的成长”。真正实现自身的系统成长，正是银杏伙伴项目本身的支持目的。同时，她还希望有能力促进整个团队成员在公益知识和专业能力上的提升。
王奕鸥2011年的个人计划是，针对目前国内在成骨不全症以及罕见病方面没有借鉴的经验，更加与国外的机构的交流。6月份，她会在南都基金会的统一安排下，与其他4名伙伴前往英国与那里的同行机构交流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