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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地环保NGO进行的倡导行动热点频出，在地处西南的重庆，也活跃着一家地方性草根环保组织—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两江中心”）。据两江中心统计，现在该机构平均每年围绕污染点源控制完成20~30个案例，环境监督完成40~50个案例。通过介入污染控制和环评监督，两江中心与地方环保部门建立了常态性的互动关系。无论是督促环保部门积极作为，提高工作效率，还是监督环评公司履行法定程序，纠正违规行为，均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经由两江中心投诉，重庆主城区9个区县的环境监测支队中有4个支队的工作人员因为工作不力和不作为被处理；由于两江中心的举报督促，已有6家违规的环评公司被环保局处罚并发文在全市范围内通报。重庆当地有违规行为的环评公司，已经开始感受到两江中心作为民间独立第三方的监督压力。两江中心以其独立鲜明的个性、对政府和企业倡导产生的积极影响引人注目。
把与政府互动做成常态
“我们与环保局既不是合作，也不是对抗，是互动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下），两江中心监督举报的事情，基本都能得到回应和改正。”向春语调中透着自信，但这样的格局来之不易。
不难想象，当初籍籍无名的时候去举报会有怎样的遭际。“觉得我们是找麻烦，不甩我们，我们就找媒体，利用互联网，后来才产生了好的互动，慢慢进入状态。”向春最初的策略，是通过互联网发帖“刺激”消极的政府部门动起来，去解决两江中心发现的污染问题。
向春向笔者讲述了一个与环保局互动的故事。2010年7月，两江中心在重庆沙坪坝区发现了一个污染源，其渗漏液直接排入嘉陵江，威胁到下游10公里范围内的数个自来水厂，填埋场旁边还有一个村级自来水抽水站。经过取样检测和资料查询，两江中心及时向市环保局进行了反馈，最终经政府确认这是重庆农化集团遗留下来的440吨六六六、DDT废弃农药填埋场。2011年9月，区政府、区环保局和农化集团等单位共同启动了治理修复工程，并开始搬迁周边居民。两江中心在此过程中，每季度至少一次向所属区环保局和重庆市环保局了解对填埋场的处置进程，督促处理进展，并曾介入协调。
作为一家草根组织，介入这个过程并非总能得到政府方面的积极配合，互动关系难免会有波动和反复。为持续跟踪治理过程，2011年5月，两江中心又向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提供了填埋场土壤样品并支付了检测费，但对方后来又改变主意，说取样已被销毁，要退钱给中心。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向春把与监测中心互动的过程以及政府的不作为写成文字，配图片发到天涯重庆版上，2~3天后反响强烈。在网络舆论压力下，监测中心又给向春打电话，说是样品并未销毁，想予以退回。
向春说，其实有很多渠道，包括商业渠道都可以进行取样检测，因为此前已经确认了污染事实，这次送样品给环保局属于阶段性检测，目的不是要获取关键数据，而是为了保持跟踪，给环保局一个持续监督的信号。经过这个回合的“博弈”，环保局转变了态度，两江中心也觉得时机到了，就去找他们面对面沟通。向春说，近期填埋场已经完成了居民拆迁，随后将对填埋农药及污染土壤进行无害化处理，预计8月底处置完成。
两江中心针对污染干预，实际上有两个层面上的目标，直接目标是减少重庆当地的污染，保障公众、环境及生态健康，另一个同样重要但相对隐形的目标，是将一些介入的污染案例做到极致，通过与政府互动，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让他们知道应该怎样更好的去履行职责。”
现在看来，这个目标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向春转述重庆市环保局的一位副局长在要求污染企业上环保设施时所说的话：“不只是环保局执法部门在盯着你们，是有人在盯着我们，看我们的工作程序效率如何。”这让向春和他的团队感到了自己的价值。
“吵架也是做程序”
你来我往的互动，和风细雨中难免穿插间歇性的暴风骤雨。在2010、2011年两年间，向春在环保局，当着官员的面都拍过桌子。
因为近来“出了点情况”，7月19日采访向春的当日上午，他又去环保局找到副局长和办公室副主任吵了一架。原来两江中心向环保局申请信息公开都很顺利，但今年具体负责的官员换了人，最近提交了几个申请，对方都以影响社会稳定为由拒绝了。回到办公室，又开始找资料和素材，“准备再‘刺激’一下对方。”
谈起环境倡导的艰难，面对与政府和企业“互动”的波澜起伏，向春表现得有些淡然：“我们还真没有什么挫折感，有时候可能会有短暂的愤怒。但我们是带着目的去吵架，其实是去做程序，让你知道我们在关注，要你作为。”向春语调平缓，早已在内心平复了情绪波动。
现在，向春和两江中心在重庆市环保局上上下下都“挂了号”，总体上打交道的反应速度变快了。通过直接沟通就能解决问题，也就不再需要频繁去网上发帖，倚重媒体传播施压。如同将吵架做成程序，每月一天的局长接待日也是向春和他的同事必然要做的“程序”：或汇报工作，或投诉污染企业，或指出政府的不足和问题。如果没有特别具体的事情，他们也会找点事情去谈。
从2011年下半年介入环评议题后，两江中心通过各大环评公示网站找到公示信息，将环保局审批通过的环评报告书拿过来审核，让公示信息造假、环评公司没有资质却做环评、程序不规范，违反公众参与办法等一大堆问题无处遁形。两江中心在一份环评报告书所附的几十张调查表中，发现4张调查表全部由一人填写，这个假造得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向春说，此前，重庆四十几家环评公司，从来都是一路绿灯，有的公司做过上千个环评，从来都没有不能通过审批的。他还发现环保局有些官员连环评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都不了解。
两江中心有时也与业主单位和环评公司直接交锋，以环保组织的名义提出质疑。开始的时候，也是拒绝的居多，两江中心就动用后续手段，把行业问题、公司和项目的问题整理出案例和证据，向环保局举报，敦促环保局处罚。
两江中心从技术分析、程序的合理性以及公众参与三个方面关注环评，现阶段主要集中精力主攻环评程序中的问题，在一年的努力后，这方面的问题基本得到改观和解决。对环评报告做技术分析和审核需要较强的专业性，将在今年下半年启动。两江中心计划建立一个环评数据库网站，汇集当前的环评报告书和公示，为公众参与集中提供专业信息平台，还将选择影响大的代表性工程做民间第三方调查，按照法定的公众参与程序取得自己的调查结果，以此印证环评公司是否走过场进行选择性操作。
“行业内已经知道了有人在盯，不能再随意了。我们希望通过系列的过程，能逐步推一些地方性的规范出台。”向春们的执着带来了回报。
NGO是社会稳定器
谈到环评，难免扯到不久前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什邡事件。向春说，自己没有看过这个项目的环评报告，无法具体置评，但假设什邡钼铜项目在技术上是过关的，也至少从程序上存在一定问题：从项目签订合同到完工，按规定要求做4次信息公开，涉及环保部门、业主单位和环评单位三家。但显然这个项目只在举办开工典礼时公众才知晓有这样一个项目。前面法定要求的两次公示，包括公众参与的程序，填写公众参与调查表，以及可供选择性举办的座谈会、听证会都没有做或者没有做到位。
“重庆不做到位，完全也可能发生类似事件。NGO所做的，就是减缓社会矛盾，客观上就有帮政府维稳这样一个功能。”向春表示。从什邡事件延伸来看，假设有NGO代表公众、社区利益相关方参与政府决策，能够促成良性的沟通对话和公众利益表达机制，就可能化解矛盾冲突。
到目前为止，两江中心打过交道的污染企业有几十家，主要分布在机械加工和化工两个重污染行业。作为重庆本地的在地组织，两江中心的定位是针对和解决本地的污染问题，因此，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产业链的上游公司，上市还是非上市公司，有问题的都要去打，但主要依靠与政府互动来实现，并未将媒体作为策略性解决问题的方法。相比绿色和平、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以及达尔问等北京的组织，地方NGO在媒体运用方面不具地缘优势。向春认为北京的组织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传播效应，因此会较多依靠媒体的传播效应，与地方性NGO在倡导策略上有区别。
远离悲情
与草根组织在逼仄的环境下遭遇地方打压，屡败屡战，难免形成悲情意识不同，向春和他的团队则试图远离悲情。他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积极的团队，尽管遇到很多困难，但机构存在的理由就是去解决困难。
“我们一直没有悲情，从没有放弃去和政府沟通。”向春所理解的“沟通”，既有心平气和的交流、谈话，也包括情绪外露的吵架、拍桌子，还有更具“刺激”性的网上发帖等公共施压方式。相比“悲情”，向春更喜欢用“职业化”来描述两江中心目前团队的状态。他们找到了一个很落地、很实在而且可持续的方向，致力于用良好的心态和职业化的方式做事。在人才招募上，两江中心已经开始注重人员的专业性，要求与项目相关的环境工程、环境科学、法学、化学化工等专业背景。当然，作为新生代的环保组织，尽管已不像第一代组织那样强调牺牲和付出，但行业认同、工作的价值以及参与的热情仍然为两江中心所强调。
市文明办：“跨界”的主管单位
NGO倡导活动的空间固然拜机构策略定位所赐，但也无法忽略其他的影响因素。笔者曾疑惑，从两江中心的机构名称，完全无法使人联想到环保，反倒给人以一家志愿服务组织的印象。没想到这个疑问背后，隐含着机构发展史上一段重要的插曲，这就是与业务主管单位——重庆市文明办的渊源。
“重庆两江志愿服务发展中心，是市文明办给起的注册名。”向春说，两江指流经重庆的嘉陵江和长江，2011年8月注册为重庆市一级的机构，意味着机构有了一个高起点。当然，是文明办考虑到业务对口的问题，才给了这么个看上去“有点奇怪”的名称。
重庆的公益组织发展一直非常滞后，民政口长期没有一点动静。“不想永远做发文件的机构”的重庆市文明办将民间组织发展和能力建设、志愿服务和社区建设归口管理，希望开口子推动草根组织发展，迈出第一步非常慎重。经过反复遴选，最终确定了向春创办的这家自下而上的组织（原名“重庆青年环保协会”）。目前由省级文明办担任主管单位的草根机构，在全国还只有两江中心这一家。
“文明办现在对我们评价很高，觉得我们的工作积极、有意义。”向春说，在两江中心成立初期的时候，环保局从创模（创建国家级环保模范城市）的角度向文明办抱怨两江中心找了太多“麻烦”，而文明办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觉得这是小事情，就对向春说，找个时间（和他们）沟通一下就好了。显而易见的是，在社会和公众监督政府方面，如果被监督方是监督方的主管部门，体制安排上必然面临难以回避的冲突。文明办而非环保局担任两江中心的主管单位，避开了利益冲突，事情能够独立地专注于环境监督，是否算得上是一种创新呢？
像诸多草根组织一样，两江中心的发展经历过初创期资金导向，为了生存对项目不加选择的实用阶段，到多次做“减法”重新定位并最终锁定环保和行业发展两个方向的过程，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工作思路。事实上，环保和行业发展这两个方向并无交叉，但两江中心希望重庆本地能够多发育出一些组织，同时也兼顾了市文明办的思路。后者希望做一些NGO的扶持和政策性沟通，使两江中心在非环保领域也有一些很好的平台和资源可以用于推动行业发展。
经过2年半的时间，两江中心团队成员由最初4人扩展到7人。机构目前的核心资助来自SEE基金会。8月，两江中心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达成新的项目协议，阿里巴巴基金会将资助两江中心在重庆市主城区外 10 个区县开展工业污染防治工作。
开拓新的互动方式
除了机构独立运作的项目，两江中心也同其他组织开展合作，比如为全国性的倡导联盟—绿色选择提供第一手的污染监测数据，对国家重点控制企业进行经纬度定位。从今年5月开始，两江中心同重庆本地的另外3家环保NGO，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重庆公众河流环保科普中心、重庆青年环境交流中心举办了首次联席会议。4家机构通过每月一次，轮流主办的会议沟通信息，建立合作基础。
因为重庆市今年成立了环保法庭，两江中心还在中华环保联合会的支持下，着手利用这个机会开展针对本地污染企业的公益诉讼。在行政渠道之外，既拓宽公众参与污染防治的司法路径，同时也为过往产生的污染侵害寻求环境补偿。今年8月，两江中心还撰写了有关环评和环境公益诉讼的两个提案，通过政协委员提交至重庆市政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