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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晨
苹果及其供应商富士康，在过去的几年中不断受到来自NGO的指责。无论是在一些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是中国内地，劳工NGO针对超时劳动、工资保障、申诉权利，开展了内容相似、手法各异的维权和倡导工作，但最终的结果却极为相似，企业做出了模糊的回应，在欠缺清晰的改进步骤的情况下，渐渐被拖成无头公案。在墨西哥，富士康甚至开除了工人中的活跃分子，而劳工NGO对此却无能为力。
无论身处哪一个国家，扎根于社区的NGO从业者拥有一个普遍的共识，面对实力雄厚的跨国企业，单个组织很难发挥效用，而即使是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多个NGO的协同合作，所能发挥的作用仍是微乎其微。作为中国的NGO从业者，如果我们期望能够维护农民工的正当权益，期望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以及跨国企业的在华运营能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准则，我们需要进入更多的国际对话。
随着全球化进程深入到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NGO从业者也需要面对一个转型，我们必须要兼具抬头看天的视野和低头做事的地气。而所谓抬头看天的视野，在此并非指代的是掌握国际发展界的前沿理论，而是特指在我们具体的日常工作中，需要借助一些国际框架来推动问题的解决，特别是一些已经超越了单一国家层面的社会问题。
很不幸的事，这些国际框架，如联合国、世界银行、OECD等颁布的条约政策大体都是英文材料，我们不仅需要通畅阅读英文文章，更重要的是听力和口语，这是掌握“活知识”的必备技能。能够使用英语与不同地区的一线工作者进行交流，是增加地气的途径之一。虽然本土NGO尤其是劳工NGO面对的独特问题和环境障碍不可忽视，但一些文化背景相似的东南亚国家，同样也是制造企业密集的地区，和中国在环境保护和劳工问题上有诸多相通之处，当我们强迫自己搁置中国具有不可复制的特殊性这一顽固意识，尝试去理解其他国家的NGO从业者的工作策略和技巧，或许能够突破“只缘身在此山中”中的当局者之迷。
仍以富士康为例，作为一个位列全球500强的代工企业，它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廉价的驯服劳动力，因此，富士康的加工厂遍布于贫富差异悬殊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地方，因为政府对资本的暧昧态度，劳动力的价格长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维护工人权益以及环境安全的法律在制订和执行的过程中都存在有各种缺陷。
从富士康的产品工艺来分析，它需要的是少量的管理人员和机器手。这个目标本身揭示了电子行业中代工企业的未来图景，但在机器人技术还不发达的前提下，富士康试图无限制将人类演化为机器的做法，引起了全球NGO的公愤，这其中最为愤怒的，是在深圳富士康发生连环自杀事件之后颇感无能为力的中国NGO。
如果我们将全球NGO针对富士康开展的工作按照影响范围来划分，可以有以下4个层次：
1） 工厂—社区层级。多数NGO集中在这一工作层级，由于和工人建立有长期的联系，也能够清晰地识别出工人和社区的需求，NGO能够组织工人与工厂管理人员进行协商谈判，同时引入媒体、学者等外部资源。
2） 公司层级。一般而言，在公司层级都会设置有公司行为守则，以及其他处理冲突和权益侵害的制度，NGO会依据这些公开机制对企业的不负责任行为提出改进要求。NGO也会绕过公司，直接向采购商提出抗议，尤其是在采购商属于行为守则较为完备的欧美著名品牌公司。
3） 国家层级。在法律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和地区，NGO会帮助工人依据法律规章，向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提出诉求。这也是NGO较为集中开展工作的层面。
4） 国际层级。虽然联合国以及世界银行等国家间机构，都颁布有较为全面的强制性或自愿性的公约和条规，但由于步骤繁琐、等待时间较长而难以真正发挥效用，对于中国的NGO而言，又面临着语言障碍，因此一般扎根社区的NGO很少在国际层面发声，特别是中国的劳工和农村发展类NGO，至多在香港和台湾地区有少数的培训和交流机会，在中文圈之外就很难听到这些机构的声音。
虽然在各个层级上都有NGO的身影，但不同层级之间的工作缺乏互动和协作，而在国际层级上发出声音的多数是来自欧美国家的NGO，一旦讨论到中国国内的社会发展现状以及NGO的工作经验，就只能依据英文报纸上有限的隔靴搔痒型的报道，以及一些被夸大或者被误解的事件。这也造成了针对同一事件或者主题，NGO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以及当需要事实作为证据时，不可靠的信息源对NGO开展倡导工作所带来的损害。
在国内的NGO从业者中，一般会认为能够熟练使用英语的人通常缺乏实践经验，而整天和工人、农户打交道的NGO从业者，最忌讳自己在访谈中无法掌握受益群体的语言，如果在交流中不幸脱口而出某个英文单词却又找不到对应的中文用法，基本就可以沦为同业圈内的笑柄。多数一线NGO工作者，尤其是在弱势群体社区直接从事服务和权益维护的从业者，虽然基本上都拥有大学学历，但由于日常工作中缺少使用英语的机会，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发展自己的外语能力。但在分工复杂精细的全球化过程中，专注于某一地区的经验，有可能导致盲人摸象的后果。能够兼顾不同地区和不同层次的视角，反而对思考的深度更有助益，并且在国际层面利用现有政策开展工作，也有可能摆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局限。
至此，如果我们能够认可全球化进程中，国内NGO在国际层面开展工作的重要性，那么不可或缺的突破路径就是如何为NGO提供更多的国际交流机会，以及在一线工作的NGO从业者如何提高自身英语技能。这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之前，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曾资助自然之友等NGO作为执行机构组织在京NGO从业人员的英语技能学习，但很遗憾此项目没有继续。我们期望那些关注NGO能力提升的基金会，能够为NGO的一线工作者提供类似的机会。从长远角度来看，与其在各式领导力培训中重复投入资源，不如扎扎实实先提高一线人员的英语能力，避免催生出一个脱离社区实践，专职与国际NGO接洽、在国际上发声的中间层，这将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发挥更良性的影响力。
（作者系社会资源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