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国经济学者到访中国后，说他知道了这个国家经济奇迹的秘密：每个人都想赚钱、每级政府都想上项目，“由此汇集而成的强大力量令人吃惊”。
中央新航向
山西省临汾市市长李天太每天醒来收到的第一条短信，都是专业部门给他发的临汾当日空气质量报告。李天太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位市长都关注空气中每颗浮尘的生灭，因为他掌管的地方刚刚登上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位列全球九大污染城市。
2007年5月底蓝藻爆发后，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明确指示，宁可牺牲15％的GDP增长，也要治理好太湖。
7月，花城广州的市委书记、市长带头在珠江游泳。市委书记朱小丹告诉记者，珠江水质不错；市长张广宁希望，2010年后珠江每年都能游泳。
中国的天空云朵、江河湖海正享受官员们前所未有的重视，同时受到国内外媒体最炽烈的聚焦。
《华尔街日报》就是其中一家。它的中国系列报道，捧得2006普利策新闻奖国际报道奖。报道对准了自诩世界上正在开动的起重机最扎堆的地方――郑州、强抗禁令被叫停的内蒙古新丰电厂，还探访了受有毒气体侵害的血铅儿童。
评委会称，报道揭示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压力，直接影响全球商界人士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也帮助中国的决策层和企业家预判和避免经济发展中的错误和陷阱。中国的决策层显然已经知道中国身处三十年发展后的关键时期。10月15日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上，总书记胡锦涛在阐述“科学发展观”时说，要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7个月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指标：在保持8％经济增长率同时努力把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减少4％。
由于这是中国首次把能源消耗作为从宏观经济层面衡量经济增长的准绳，标志着中国开始将环境要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有外国媒体称，中国从此放弃以社会事业和环境为代价对增长的执迷追求。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温政府施政理念的核心价值首次明确：“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被正式提出。《人民日报》称，这成为中国拥抱绿色文明的标志。
在过去的五年里，“环保”、“可持续”、“节能减排”、“绿色GDP”等字眼席卷中国。
“中央已经在调转航向。”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说。中国的目光正从GDP移向环境和更远的未来。
调控阻击经济过热
2004年3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启动“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项目，开始“绿色GDP”的核算研究，试图在国民经济核算过程中充分考虑土地、矿产等各种资源和环境污染损失等因素，以此改变以GDP增长为单纯指标的考核方式。
就在“绿色GDP”核算研究启动一个月后，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在一路狂奔“大炼钢铁”时轰然倒下。中央对“铁本”的雷厉处断，震动全国。
“铁本”闯进中央多片禁区：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规定，未取得环保部门批复环境影响报告书擅自开工建设；违反土地管理法，未取得合法土地征地批准文件即动工建设，违法征用四千多亩耕地；通过提供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信用和贷款，挪用银行大量流动资金贷款。与“铁本事件”有关的八名当地要员受到了严厉处分。
整个事件中，常州市当地政府有关部门难辞其咎。铁本创始人戴国芳后来在狱中说，越权项目审批和违规土地审批都非他所能到，实际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的后果。
“铁本”事件成为中央“杀一儆百”的典型范本。以整顿“铁本”为开端，中央政府启动了行政性的调控和产业政策的调控，使投资速度在几个月内像自由落体一样迅速下降。
中央文件多次强调，要提高环境准入门槛来限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不正常投资，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正因与“科学发展观”有天然的血脉联系，环保成为了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环节，其执法集中于钢铁、冶金、电力等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
一位外国经济学者到访中国后，说他知道了这个国家经济奇迹的秘密：每个人都想赚钱、每级政府都想上项目，“由此汇集而成的强大力量令人吃惊”。
1990年代开始的分税制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忽视了其他公共职能的履行；另外，实行分税制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匹配，一些本应由中央承担的财政支出，压在地方政府身上，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加紧敛财。
固定资产投资无疑最能拉升GDP。曾猛烈抨击GDP政绩观的经济学者郎咸平说，政府不用做什么，只需要大规模卖土地，提供给地产商建楼房，然后再卖房，就可以“创造”可观的GDP政绩。如果政府把土地的价格哄抬得更高，使房价更高，那么所“创造”的GDP也会更高。
对GDP的热切渴望，驱使地方政府在“上项目”时大开绿灯。发改委在2006年对1至4月份3779个亿元以上新开工项目的抽查中，有44.2％的项目没有土地批准文件，有43.9％的项目没有环评文件，22％的项目没有项目审核文件。
2006年上半年某省规模以上固定投资占了全国的1／7。6月份开始发改委主任马凯、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国家统计局主要领导频繁造访，暗示该省应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但该省意见依然是“扩大投资不动摇”。
过去的四年里，国家环保和国土部门屡屡出击，效果却难如人意。其中，地方保护主义是他们遇到的最头疼问题。从SARS之后，经济增长率年年在10％之上，高层多次强调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中央在调转，地方还没跟上。”赵晓说，在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内生产总值(GDP)成为衡量官员政绩的惟一标准。中央和地方在发展理念上的断裂，源于官员考核机制等中间环节的改革严重滞后。
地方如何跟上
2005年，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在全国10省市启动，在2006年公布了第一次核算结果之后，第二次核算结果迟迟没有公开。据绿色GDP项目组组长王金南透露，有些当地环境资源损耗很大的官员，对绿色GDP加以抵制，甚至发函向国家环保总局和统计局施压，要求不予公布。尽管核算方法一直存在争议，但绿色GDP的提法本身正当其时。它传递了中央的最新风向：任何以牺牲“绿色”为代价的发展将不被鼓励。
多个省市随之调整原有的官员考核体系。浙江省湖州市对县区年度工作考核时，取消沿用多年的GDP指标，代之以对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特别是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的考核。
赵晓对新考核指标的实际功用表示怀疑。他主张在考核干部时，应引入环保、住房指标的一票否决：“计划生育为什么能搞好，是因为它有一票否决的作用。”
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官员受到重用。在今年3月份新一轮省部级人事调整中，与中央保持一致屡被中组部到场人士提及。在这轮调整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是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他在浙江时提出的“对宏观调控阳奉阴违就是歪风邪气”被媒体重提，耐人寻味。
在上海市党代会闭幕后，习近平在向中外记者介绍新领导班子时誓言，新班子要与胡锦涛领导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地维护中央的权威，确保中央的政策在上海的畅通”。
动用传统的行政命令和组织资源，重用符合中央发展精神的官员，在赵晓看来，在大的体系没有调整的情况下，这对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中央政令畅通，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更长远的解决之道在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律界定。据赵晓介绍，十七大之后有望开展这方面工作，让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上趋向匹配。
有观察家认为，政绩观正在回归邓小平时代的基本标准：人民满意不满意，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
“人民除了要求更多的就业岗位外，也想住得起房子，看得起病，上得起学。”赵晓说，公众对政府的期待是多元的，人民的压力需要通过合理的机制转为官员的压力。十七大后，如能扩大各级官员直选范围，密切官员考核和公众评价之间的关系，科学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