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云南、贵州等地相继进入雨季，西南旱灾目前已经基本解除，喧嚣的抗旱救灾工作也基本结束，大多数NGO又销声匿迹了。回顾NGO在这次旱灾的行动，给人留下不少遗憾。因此，现在反思NGO行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对推动NGO成长和公民社会的成熟都是非常必要的。
NGO的反应力
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问题，现在是各级政府和众多专家的热门话题，但NGO对此的关注度并不高。尽管目前倡导类NGO对本领域内的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正在提高，如对南昌百盛歧视残障人士的反应，但实务类NGO还很薄弱，很多机构还没有相关的应急预案。
此次旱灾从去年秋天就已露头。笔者去年“十一”期间在甘蔗的主产区——红河州开远、蒙自等地看到，一些种植在坡地里的甘蔗开始枯萎，但当时只是农民朋友们有直观的感受。地方政府直到去年年底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当时受影响的已不仅仅是农作物，而是人畜饮水出现了困难。不过，政府开始采取行动则是迟至春节前夕。
如果我们把政府的行动视为迟缓的话，NGO的行动就更加迟缓了。据笔者所知，全国第一个采取行动的NGO是云南润土互助工作组——一个主要由本地在校大学生组成的组织。2月24日，他们发出了“我为相亲送瓶水”的募捐倡议，开始为灾民们募集饮用水和财物。这个关注农村社区发展的机构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农民们遇到了饮水和用水困难的问题。
而NGO大规模积极行动起来，则是3月中下旬温家宝总理来云南灾区视察指导抗旱救灾工作之后。配合着政府在全国层面的动员，很多企业和基金会开始为灾区捐款、捐水。
显而易见，NGO在此次旱灾中的表现，与汶川大地震后的情况产生了鲜明对比。有人认为，旱灾的视觉冲击力不如地震，从新闻传播的角度看，它难以唤起大众的关注。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客观的理由，毕竟“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但是，NGO与大众毕竟是不同的。譬如说，大众很少会去关注社会边缘问题，而NGO则特别关注这些问题。所以，用对待大众的标准去衡量NGO是不妥的。
还有人反思认为，NGO反应的迟缓说明NGO的信息搜集能力有待提高。笔者不否认NGO对于新闻传媒的关注较少，新闻敏感性较低。但是，我们都知道，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地区是中国NGO比较发达的地方，特别是从事环境保护和农村发展工作的机构数不胜数，其中还不乏资源比较雄厚的大型组织。而且即使不注意新闻报道，这些性质的组织也是比较容易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到旱情的。但是，像润土工作组这样一个缺乏资源的小小组织都能及时反应过来，那些在西南旱区规模庞大的组织怎么还需要传媒和政府的提示？
北京某个著名的私募基金会负责人提出，NGO的反应不一定要比政府快。的确，中国NGO掌握的资源没有政府多，行动力就不一定会比政府更强。但是，当那个沉重的、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都已经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这些扎根于草根之中的NGO却还迟迟没有反应，这哪里能说得过去？我忍不住要问一句：NGO跟政府相比，究竟还有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笔者认为，NGO行动的迟缓说明，某些NGO随着自身的发展壮大，已经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境遇，沉迷于寻找资源、项目管理等工作中，愈加脱离基层实际，越来越看不到基层的需求。这一点需要惊醒，因为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很多NGO就会名存实亡，成为官僚化的机器。
NGO的专业能力
汶川大地震后，国内的很多NGO，不管是从事哪个方面的工作，总会把抗震救灾工作与自己的专业技能结合在一起。例如，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去为灾民做些安抚，从事支教工作的去教育受灾的小朋友，从事环保工作的机构则援建环保的学校。但是，我们在西南旱灾灾区不大看得到这样的景象，更多的NGO则停留在传统的慈善层面，做着简单的捐水、捐粮、捐款工作。
笔者注意到，也有少数企业和NGO在抗旱过程中做了比较特别的工作。例如，国内某家企业为云南灾区捐赠了农业保水剂，绿色和平为云南干旱灾区当地村民免费安装的太阳能水泵，宝洁公司试点了一些净水剂，中国妇女基金会则援建“母亲水窖”。这些做法不断地显示出民间的智慧和创造力。
捐水、捐粮、捐钱，确实是能直接帮助灾民的最好工作。但是，如果NGO自身来捐赠，除了实力雄厚的基金会以外，更多的实务性机构根本就很难实现。这也是很多NGO抱怨自己难以参与抗旱工作的原因。但是，只要有政府和政府的慈善系统村在，饮用水、粮食都不会成为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不太关注的领域。
例如，选找水源、打井、推广节水措施、农业抗旱等更能显示出专业能力的工作，就是NGO可以施展手脚的领域。笔者记得台湾建筑师谢英俊曾帮助四川灾区建造一些安全生态、造价便宜的房子，但是，大陆为什么就没有类似的组织或个人来指导灾民们修建环保、耐用、成本低廉的小型饮水工程呢？
至于旱灾的原因，也有部分组织和个人表达了关切，进行了一些倡导。例如，绿色和平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全球气候变化，但有些人则分析种植桉树、橡胶树等引起的生态灾难是造成此次旱情的原因。很令人遗憾，这些分析更多的只是在猜测，并没有科学依据，反而遭到政府的反驳，而这些人的专业能力也受到了质疑。
看来，NGO及其从业者如何能从专业能力的角度去应对灾难，还需要学习和探索。
NGO的长期反应
笔者吃惊地发现，尽管雨季已经来临，尽管政府、企业和其他很多NGO早已撤离，但润土工作组现在还在为少数没有摆脱旱情的灾区募款、募水。但他们可能还不是最晚离开的，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母亲水窖”工程的完工也还需要一段时间。
对于干旱来说，在一头热的劲头过去以后，旱情缓解了，似乎救灾者就可以道别了。在传统的慈善模式下，这种做法并没有问题。但是，在“公民社会”的背景下，NGO不应该这样做。NGO对于这些非暂时性的问题应该表达长期的关切。
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工程性缺水问题是长期存的在，很多地区冬春两季都会发生程度不同的旱灾，只是今年的旱情更严重。也就是说，干旱对于云南等地来说是常见的自然灾害。那么，NGO、尤其是关注相关领域的NGO就需要做一些长期的工作。如果只停留在蜻蜓点水的救灾层面，就无法彰显出NGO关注社会议题的使命。
假如干旱的形成，正如某些人所说，有本地区的生态等原因，那么解决这些生态问题就需要关注环境保护的机构开展政策倡导、公民教育等工作。政府所允诺的水利建设，也需要NGO参与共建并给予监督。此外，今年因旱返贫的居民占相当大的比重，那些从事扶贫工作的机构能否关注这些居民？能否关注其生产、生活中依然会造成缺水的问题？
中国NGO圈内形成一个怪现状：但凡提起“公民社会”，总是拿NGO说事。但笔者认为，二者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别。
由于NGO的组织性，它比公民个体更具有行动力。在公民社会中，公民以NGO的形式去表达自身的权利、承担责任，是非常好的选择。但是，所谓社会，其组成单位必定是多元的，NGO也许会成为公民社会的力量主体，但就数量而言，占据数量多数的应该是公民个体。
因此，公民社会与NGO并不是对等的概念。我们谈及公民社会的时候，总提起NGO，是因为我们总是怀有一种梦想，希望将自己所在的NGO领域打造成中国公民的社会的主体。但对比抗旱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这种梦想要实现起来还很困难。
本次抗旱救灾基本上是比较成功的，尽管农业损失惨重，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由于NGO的介入，主要是在抗旱的后期，可以说NGO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及政府、企业和灾民个人。由于企业的慈善行为更多的也是受制于政府的积极作为，那么企业的作用相对而言也不大。抗旱成功的两大因素还是政府与灾民自身。
往年大规模的水旱灾害发生后，往往发生饥荒等问题，间接引起灾民到处逃荒、社会不稳定的问题。今年5月，云南饮水困难的群众达到了1 014万人，占是全省人口的四分之一；2月底的时候，全省已新增缺粮人口297万余人。如果根据过往的情况看，今年西南灾区发生逃荒等情况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在没有出动维稳力量的情况下，此次西南灾区社会基本稳定，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也难怪温家宝总理视察灾区时，有农民跟温总理说“谢谢”的时候，温总理反过来说：“应该是我感谢你们才对！”
毫无疑问，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灾民们“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了。这也许是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即便政府实施了城乡差别待遇，通过放弃小春生产来减少农业用水，通过放弃农业用水来保障工业用水，通过减少供应农村用水来保障城镇用水，但这些遭到歧视的农村灾民们并没有多少怨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可能还没有权利意识，似乎不太符合现代社会所提倡的“公民”要求。但是，在公民意识没有自醒和自觉的情况下，灾民们却保持了社会稳定，维护公民社会的基础——稳定。这难道不是值得赞许的公民责任吗？
可以说在基本没有NGO的情况下，灾民们反而成了公民社会的主体。NGO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自己一贯引以为豪的荣耀感呢？
结语
不可否认，NGO及其工作领域是纷繁复杂的，宽泛地以NGO在本次抗旱救灾工作中的表现来衡量整个NGO及公民社会有片面之嫌。但抛砖引玉只为更多的反思，只为NGO的成长和公民社会的成熟。（作者系云南电视台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