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重色愈浓——王行娟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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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简介：王行娟，生于1930年，解放之际参加工作，此后长期从事记者、编辑工作。1988年，王行娟离休后走上民间妇女研究与赋权之路，于当年创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研究妇女在社会转型中遇到的问题。1992年，王行娟领导下的妇女所开设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此后相继开通妇女专家热线、老年热线、妇女法律语音热线、反对家庭暴力热线等，并于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主办非政府组织论坛。1996年，妇女所从中管院脱离转为工商注册，改名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此后将研究与实践相结合，在天津开创了社区干预家庭问题的社会工作模式，该模型现已推广到全国多个省市。至今，年已八十二岁的王行娟仍在为妇女问题研究与妇女赋权奔波。
访谈时间：2012年7月30日
走上妇女研究之路
我长期从事文化工作。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赶上1949年南京解放。第三野战军在解放南京后要继续南下，进军大西南，刚解放的南京缺乏政工干部，于是我离开了金陵大学，去南京《新华日报》当了个小记者，从此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我在《新华日报》工作两年后调到北京的《中国青年报》。文革以后，我进入北京出版社，在政治理论编辑室编书。
我关注妇女问题是从研究青春期少女开始的。198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约我和我的老战友楼静波给青春期少女写了一本书，名为《少女必读》。这本书出版后，受到家长们的欢迎，广州一些新华书店竟然出现排队购买的现象。我发现，书店里几乎没有女性的读物，于是在1986年，在工作之余，和两位好友一起，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套大型的《现代女性丛书》，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从婚姻家庭、工作学习到穿着打扮，包罗万象，特别受到女性的欢迎，好几本书都获了奖，共出了二十多本，有的书多次印刷。1985年全国妇联主管的婚姻家庭研究会要办一个机关刊物《婚姻与家庭》杂志，缺少懂编辑业务的人手，于是请我去当副主编。杂志的主编是当时主管婚姻家庭研究会的全国妇联书记处的一个书记，她是挂名的，实际工作是我和另一个法学家负责，一人编一期，轮着来。正是这一段经历，引导我从关注少女到关注婚姻家庭以及妇女的命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妇女问题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连。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开始改革开放，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对妇女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国家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就要按市场规律办事。在毛泽东时期，实行大锅饭，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虽说不富裕，但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实行市场经济后，必须讲求生产效率，讲效益，三个人的活两个人干，才能赚到钱。因此工厂必须把富裕的人剥离出来，1988年国务院开始在13个省市进行优化劳动组合的试点，“下岗”这个词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由于妇女的弱势地位，很多地方的下岗者百分之六七十是妇女。这些下岗的妇女，都是在新中国长大的，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参加社会的公共劳动，这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现在大批的妇女要下岗，要回家，她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而且由于经济地位的失落，她们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同时也影响到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我在《婚姻与家庭》杂志时，就接待过这样的来访者，她们问道。为什么社会发展了，妇女却要回家了？为什么社会的发展，要以一代妇女的牺牲为代价？她们问我：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无法回答。
那一年，全国妇联的机关刊物《中国妇女》杂志，从第一期到最后一期，全年开展了“1988——女人的出路”的大讨论，就是在探讨这个问题。
在1988年，妇女界还出现另一个社会问题：参政问题。当时国家实行选举制度的改革，党委、政府、政协、人大的四套班子的选举，从原来的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就是原来选五个人，给你五个名额，你画圈就行了；现在选五个人，给你七个名额，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五个。这一差额下来，差掉的往往是妇女，很多省市的四套班子里，竟然没有一个女性。因为在选举前介绍候选人，会说这个人做过什么什么工作，肯定男性的经历有优势，大家就倾向选男性。女性往往只能去文教卫，谁都可以干的那些工作。
那一年，全国妇联的机关报《中国妇女报》，也开展了一个大讨论：妇女参政问题。讨论的核心是：妇女参政的比例下降，是妇女没有能力，还是社会对妇女的歧视？
两大问题，在1988年都暴露了出来，而当时没有一个组织研究这些问题。全国妇联下属只有一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我想，我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了，我有时间、也有这个兴趣研究妇女问题，能不能建立一个民间的妇女研究组织，研究当代妇女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帮助这些妇女寻找到她们的出路？
于是在1988年的二月份，在我的家里，我召集了一个会议，把当时关注妇女命运的一批妇女界精英：谢丽华、谭深、刘伯红等一二十人请了来，探讨筹建一个民间妇女研究组织的可能性。大家都表示赞成，出了很多好主意。会议开了一整天，中午我招待大家吃炸酱面。这次会议催生了中国第一家民间妇女组织的诞生，大家亲切地称呼这次会议为炸酱面会议。
从研究机构到妇女热线
1988年10月，妇女所成立。挂靠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管院”）下面，这也是个民间组织，因为陈云的关系，由国家科委牵头，挂靠在国务院体改委下面。那几年，我们就作为中管院的二级机构开展活动，有独立的账号，同时在东城区科委的帮助下，进行了非营利性事业单位的注册。
因为是民间机构，没有国家拨款，全部经费要自筹。妇女所两万元开办费，我自己掏了一万，几个朋友凑了一万。我们向索罗斯基金会申请了一个项目：女性就业趋势的调查，得到了五千元的资助，这就是我们草创期全部的家当了。
当时国务院在十三个省市搞优化劳动组合的试点，我们选择了汕头、杭州，沈阳等几个城市，到那里访问下岗的女工，了解她们生存的状况和感受。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如果妇女在提升职业技能、树立自力更生的心态，这些方面得不到解决的话，妇女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就会缺乏竞争力，她们的职业结构就会下沉。那时候，下岗馒头、拆洗棉衣合作社……纷纷出现，等于说妇女已经从大生产体系退化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这个层面上了。
然而，发现了问题，有了研究结果，而且研究结果也发表了，还不行，它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妇女问题本来就处在社会的边缘，不像现在的免费午餐那样，一下子引起政府的注意，问题很快得到解决。那时妇女下岗问题连妇联都没有过问。有一次，福特基金会的一个项目官员问我：“我不客气地问你一句话，你觉得你的研究能够救妇女吗？你觉得这种研究有用吗？”问得我一愣，哎呀，我真没想过。我开始计算，发表这份调查报告的杂志，有多少发行量，有几个妇女能看到这个研究，而且能够影响到她的观念，这一算，就觉得真的太少了。
于是我开始琢磨把研究和服务结合起来。我认识到，我们的研究不能走学院式的研究道路，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应该找到一个渠道，让研究为妇女服务，让妇女们认识到，社会不可能退回到改革开放之前，不可能再吃大锅饭，社会也不可能再把妇女重重保护起来。你只能跟上社会的发展，自立自强，用自己的腰杆挺起身来，才能重新找到在社会中的位置。
我们是民间组织，没有钱，不可能给妇女们找个工作，也不可能提供维持她们生活的物质资源，但是我们可以唤起她的主体意识，让她不再存有幻想，自力更生。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想可以开通一条热线，只要有一间屋子，一部电话，动员一批有志于服务妇女的志愿者来接听电话，就可以用最小的投入、收到最大的服务效果。
我认识一位外国朋友，她的中文名字叫江琳，是个美国人。说她认识美国一家很小的基金会——全球妇女基金会（The Global Fund for Women），问我要不要申请个项目，我说当然好啊，她问我想申请什么项目，我说申请开通一条妇女热线。于是她帮我写了项目书。1992年申请获得批准，是1万美元，先付5千美元。当时妇女所没有外汇账号，我开了一个个人账号，来接收5000美元资助款。这个基金会的主要经费主要来自福特基金会，每次资助的金额都很少，一两万美元，专门资助像我们这些刚刚冒头、连正式外汇账号都没有的民间组织。
拿到钱之后，我跑到北师大的心理系和北大的心理系，说服他们的党支部，把招募志愿者的通知书贴到他们的系里。第一批招了50多个志愿者。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就这样，在1992年9月2日开通了。当时有些人说，中国妇女没有打电话的习惯，你这个电话热不起来。但是与有些人的预言相反，热线一开通就十分火爆，电话整天响个不停，甚至有海外华人打来电话。也许因为是新鲜事物，当时很多媒体都做了报道，新华社发了通稿，电台进行了新闻联播，妇女热线一下子在全国热了起来。那时跟现在不同，现在各种热线多了，电话咨询都分流了，红枫妇女热线不再是稀缺的热线。由于当时我们是最早开通的妇女心理咨询热线，一条线不够用了，陆续开通了第二条、三条，一直开到六七条。
我们对热线志愿者的培训，除了心理学的知识、技能外，还有社会性别的培训。刚开始时还不叫社会性别，“社会性别”这个词是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前才引进来的，当时我们称作妇女意识，或女性意识，强调妇女热线电话要贯穿一条红线，就是帮助妇女自立自强，树立妇女的自我意识。我们先后出过两本妇女热线咨询手册，第二本加进了社会性别的内容，而且对所有的督导都做了社会性别培训。2001年开始，所有志愿者的培训都有社会性别这一课。
世妇会风波
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这次世妇会对推动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联合国开会，有一个传统，就是一部分是联合国主持的世界各国政府参与的正式会议；另一部分是由世界各国民间组织召开的各种非政府论坛。联合国还给一些著名的非政府组织以观察员的身份，这些非政府组织可以申请在政府的大会上发言，将民间组织的意见带到大会上。我们妇女所就获得这个荣誉，被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一批承认为中国的非政府妇女组织，获准派两位观察员出席政府的会议。
这是世界妇女的一次盛会，有一百多个国家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江泽民、陈慕华都亲自出席了会议。政府部分的会议在北京市内召开，非政府论坛则放到怀柔县。
中国的非政府论坛由全国妇联牵头，组成了中国非政府论坛组委会。中国共有50多个非政府论坛参与怀柔的活动。世妇会上中国大部分非政府论坛的组织者都不是真正的非政府组织，后面都有一个政府部门做主管。比如全国女法律工作者协会，后面是司法部；女企业家协会，后面是商业部。只有我们妇女所组织的论坛，没有任何部委做后台。
妇女所组织的非政府论坛名为“妇女群体与社会救助”。这个论坛的批准费了一番周折，因为我们提出要对弱势群体进行救助，其中的一个议题是家庭暴力受害者。那时候全国妇联的一些领导不承认中国存在家庭暴力，认为被打的只是个案，中国妇女地位很高，不存在家庭暴力。所以我报了这个题目后，在一次会上，就有个领导不点名地批了我一通，说：“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说我们有家庭暴力。”我当时坐着浑身不自在，就感觉怎么一句句都冲着我来啊。
后来怎么批了呢？在世妇会筹备的时候，国家发表了第一个《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其中提到要禁止家庭暴力。纲要具有法律性，政府都承认了，妇联能不承认吗？所以妇联批准妇女所的论坛可以涉及家庭暴力的内容，而且让女法官协会组织一个专门的家庭暴力论坛。另外一个原因是，1990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做了一个全国妇女地位调查，调查发现有30%的妇女不同程度地遭受家庭暴力，数据在那摆着，不容忽视。
世妇会的非政府论坛在怀柔开了半个月。我们的论坛只有两个半小时，大家的发言很紧凑。给的屋子很小，但人非常多，连外面的走廊上都站得满满的，影响特别大。
每年北京的八月底九月初，很少下雨，但那一年北京一直下雨，湿冷湿冷的。妇女所参会的很多人，都冻病了。除了身体上生病，更出现了一场风波。
世妇会时，大量的海外记者涌进中国。国家发了一个内部通知，说不许随意接见记者，也不许外国人到单位参观访问，接待要经过组织批准。由于中管院是一个民间组织，1990年后就和体改委脱钩了，看不到这个文件，这个通知没有传到我这里来。我们接待了一些来访者，大批的接待是通过与我们有项目来往的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进行的。UNDP的领导打电话来说有一批记者要采访，我就说你们来吧。结果来了很多记者，他们采访完了稿子没拿给我看，就在海外的报刊上发表了，这其中是否有一些对中国负面的报道，我就不知道了，事实上我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社会和国家的话，西方的媒体是否有强加于我的地方，制造了混乱，我始终不得而知。但是它引起了国家安全部门的关注。
特别严重的是，美国妇女代表团的团长是美国当时的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她到达中国以后，提出要到妇女所参观妇女热线。这下可惹了大祸。那时正值台海危机，中美关系十分紧张。她那次来中国，不光是国家领导人不见她，就连全国妇联的主席陈慕华都不见她，报纸上没有关于她的任何报道。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希拉里提出要参观妇女热线，这一下惊动了高层。
白宫的电话直接打到妇女所，说要到妇女所来考察环境安全，希拉里要来参观妇女热线。这个电话把我吓了一跳。我说，这个恐怕要通过外交部。对方把电话挂断了。我立即把这个消息报告了非政府组织论坛组委会。
但是大祸已经酿成。妇女所的副所长两次被叫到中南海，询问中管院妇女所是什么组织？王行娟是什么人？为什么希拉里要见她？妇女所的上级中管院也成了被调查的对象。国安部门的人员和电话，络绎不绝，中管院还受到了批评。
当时全国妇联的非政府论坛组委会规定，有些组织可以在自己的单位接待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并且最好提供一顿工作餐。妇女所是被批准的组织之一，福特基金会资助了一部分接待费用，于是我们拟好了接待日期和名单，到首都大酒店订了餐。结果，北京市安全局马上来人说，不许接待。我说这是非政府论坛组委会决定的，对方说，谁决定都不行。没办法，我答应通知取消会活动和会餐；来人又说，你不许见希拉里，不许去美国大使馆出席他们的酒会。事实上，在世妇会期间，提出要到妇女所参观的，不止是希拉里，还有一些国家的女领导人、首相夫人都提出要到妇女所参观。来人说，你都不要见，你这几天到怀柔去，不要回北京。
第二天我刚到达怀柔，大哥大就响了。那时候没有手机，只有大哥大，砖头一样大。大哥大不是妇女所的，是一个志愿者借给我们用的。电话是妇女所的留守人员打来的，说王老师你赶快回来，安全局要见你。我只好又匆匆赶回来。这次见面，安全局的人说，同意你们接待外国朋友，参观妇女热线。但是如果在接待的过程中，有人打出什么标语，一切政治责任你要承担。我作了承诺。我相信我请的国外朋友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9月5日，我们在热线所在的地安门中学接待了四十多位中外代表，介绍了妇女热线，回答了提问，随后一起吃了饭。接待活动顺顺当当结束，什么问题都没有发生。
但这也违反了纪律。世妇会后我承受了沉重的压力。地安门中学要我们搬家，而我们到处租不到房子，签了约的也反悔。中管院不敢保我，同我们脱离了挂靠关系。这意味着中管院妇女所的名称不能用了。东城区科委也不再当我们的主管，非营利性事业法人的身份也被撤消了。为了热线的生存，为了机构得到法律的保护，我就到远郊区进行了工商机构的注册。那时已是1996年的11月底了，百花凋榭，树叶也落光了，只有红叶在绽放。我想，我们要像红叶那样，霜愈重色愈浓，于是将妇女所改名为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我是民间组织到工商注册的第一个人。
当时有很多人对我说，你革命一辈子，可能因此晚节不保，背着一个政治问题去见马克思，太不值得了。还不赶快把它关了，回家写你的书去。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是当我坐在电话机前，聆听妇女们热切的倾诉时，我下不了这个决心。我深深地感到，虽然只是一条小小的妇女热线，但是妇女需要它为她们解忧，给她们支持。我认定，只要政府不来封我，我就要坚持下去。封我要有理由，我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国家的话，没做过一件不利于国家的事，也没有泄露过任何国家的机密。从离休以后，我没进过党刊室——像我这样级别的人，是可以看一定的党刊的。既然找不到封我的理由，我就要办下去。我自认受党教育多年，在接待外国记者时是有分寸的，知道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
我曾经用一个词来形容那个时期的红枫 ：“风雨飘摇”。它随时可能“无疾而终”。但是我始终坚信，这场风波的引起，是因为非政府组织在我们国家是一个新事物，我创办的又是中国第一家民间妇女组织，很多人对它不了解，产生了怀疑和否定，是可能的。只要政府真正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社会有益的，误会就会消除。于是我采取了向组织诉说的办法，不断向有关单位介绍我们的工作。我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1997年10月17日，北京市政法委信访办公室主任张冠群等二人会见了我，对我说，今天请你过来，是代表领导来谈的。你在退下来后，老有所为，你所做的公益事业都是对社会安定团结有利的，党支持你，政府支持你，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去工作。他还说，现在社会改革开放，民间与国外交往是阻止不了的，用国外基金会提供的资助来开展公益事业，这有什么不好嘛。
这次谈话，对世妇会的风波基本上划上了一个句号，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宁静的环境来开展活动，创造新的辉煌。说它基本上，是因为这场风波的余波十几年来始终未了，对红枫不信任之声还时有所闻，时有表现。最突出的现象就是时至今日 ，红枫成立已经24年了，为社会、为妇女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也获得了很多的奖励，但是仍然进行不了民非的注册，得不到一个合法的身份，我估计同这个风波脱不了关系。
事实上，从事后的发展看，当年希拉里要来参观，并不是冲着妇女所，更不是冲着我王行娟，而是想看看中国的妇女热线。她是个女权主义者，一直关心妇女的发展，听说中国有了妇女热线，感到很新奇，想来参观一下。1995年她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转年到了1996年，中美关系有所缓和，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访华，希拉里也跟着来了。她在上海参观了上海市妇干校的唯尔福妇女儿童热线，终于实现了她的愿望。
还在绽放，我说我们就像这红叶一样，霜重色愈浓嘛，从此就叫红枫了。社区干预家庭问题——半边天家园模型的诞生
在基本解决了世妇会的风波之后，红枫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最突出的一个创意是创建了一个社区妇女社会工作的模型：半边天家园。
我在接听热线中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这就是很多妇女述说她们的权利受到侵犯后，投诉无门。她们说，过去遭到丈夫的暴力，找自己的单位或者丈夫的单位投诉，单位多少都会管一管，给个说法，但是现在都撒手不管；找社区的组织呢，也推三推四，不闻不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于是组织人员对近三年来四百多个发生家庭暴力及妇女家庭权益受损的热线个案，进行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开展深入的研究工作。我们发现，这是社会管理制度发生变化带来的新问题。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单位办社会的管理制度，进入单位的员工，他们的生老病死，以至住房分配、孩子入托，等等，都由单位包办。改革开放之后，单位原来的很多职能被剥离出来，放到了社区。但是社区并没有认识到社会管理制度的改变，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职责，于是出现了两头都不管，妇女投诉无门的现象。我们将研究的成果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在社区，谁管家庭问题》，并且在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妇女社区社会工作的模型，即半边天家园。这个模型，以反对家庭暴力作为切入点，把以人为本、性别平等作为理念，以维护妇女的权益，提升妇女的家庭地位为目标，以社区作为基地，建立起独立的载体，并以社会工作专业技术作为工作的方法，在社区开展志愿者活动，还将心理咨询和法律咨询推进到社区，在社区开通心理咨询热线和法律咨询热线。
这个设计项目得到了德国伯尔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资金支持。我本想在北京做，但北京市妇联说，项目资金和设计方案可以交给她们，由她们的专家来做，不用红枫。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资助方也不干。于是我去了天津。当时天津市妇联的主席是王之球，我与她在妇女所创办的初期就认识了，当时妇女所在妇女参政研究的基础上，开办女领导干部培训班，很红火。之球来找我，希望我到天津给那里的女领导干部做培训。那时候妇女所还在北池子小学里一间只有6平米的小屋子里办公，接待她时只能在门口坐着，连屋子都进不去。
正因为有这段交往，我找到她并对她说：“我这个项目是有理念的，就是倡导以人为本、以妇女为本，要全力开展这个理念的培训、反复地讲，改变社区政府、妇女干部和居民们的观念，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建立反家庭暴力支持网络。你能接受这个理念吗？”在当时，社会上对待受虐妇女，都劝说：“家和万事兴，为了孩子，你就忍一忍吧。”但我的做法不同，我要用倡导性别平等，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提升妇女的主体意识，来消除家庭暴力。
之球回答很坚决：“我接受。”于是从2001年到2005年，红枫与天津市妇联合作，在河北区鸿顺里街道开始了“家庭问题社区干预”项目的实验，推广我们设计的模型半边天家园。项目开展活动以后，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社会性别的培训上，培训了当地的政府官员、派出所民警、妇女干部和居委会干部，还有社区的居民。我们连续三次培训了河北区法院的法官。每次培训，法院院长或副院长都带队前来。有个女副院长，第一次听时开始有抵触，没听好，第二次又来，还带来全体女法官。这样，培训过的社区干部都有了共同的信念，认识到应该实行性别平等，制止家庭暴力。当社区出现家庭暴力时，受虐妇女到法院打官司，法院会站在妇女一边；到派出所投诉，民警会教育、约束施暴者。社区建起的多机构支持网络真正发挥了维护妇女权益的作用。
2005年后，这个模型在一些社区继续推广，都很成功。家庭变得和睦了，社区出现了新气象。社区中80%的家庭、邻里矛盾，不出社区就能解决；每个人都觉得我就是社区的主人，社区的事就是我的事。天津市政府特别看重这个模型，在2007年年底，召开了全市的推介大会，要求在三五年的时间内，在全市三千多个社区全部建立半边天家园。到2012年初 ，城区已经实现了全覆盖，正向郊区推进。在天津，半边天家园被誉为“天津和谐的新支点”。三届全国妇联的主席彭佩云、顾秀连、陈至立，都高度赞扬半边天家园，认为它是全国妇联的优秀品牌，值得在全国推广。
以后全国有十几个地方的妇联想学习半边天家园，但没和我联系，而是直接去天津取经。天津市妇联换了届，之球主席退了，换了新主席，她们运用当地的专家力量做培训。这个模型现在为天津市所有，同我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草根民间组织的领导人，在社会上首先倡导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理念和方法，并且将他们整合成一个中国本土化的妇女社会工作模型，在天津市成功地运用，开了花，结了果，惠及一千多万天津市民，推进了天津市和谐社会的建设，面对这样的成果，我感到我的工作没有白做，并为此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红枫的继任者
我成立妇女所时已经58岁了，是离休以后才开始创的业。因此，从妇女所创办时起，我就在物色能与我一起工作并能接替我的人。但是24年过去了，我始终处在寻觅的过程中。这些年换了很多人，主任、副主任、主任助理，形形色色。有的人心地很好，也有公益心，但没有专业能力。因为妇女所从创建时就定位为研究机构，以研究起家，机构的领导人需要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理论基础，才能设计新项目，将项目提升为可操作、可推广的公益品牌。妇女所改名为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她的定位更加清晰，领导人不仅要有研究能力，而且要具备一定的心理咨询专业知识。如果不懂心理学，就很难成为机构真正的核心领导力量。
你不要小看民间组织，它虽然处在社会的边缘，不受重视，工作条件简陋，但是要做一个好的民间组织领导人，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首先，这个人必须要有很强的公益心，有坚强的意志力，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耐得住寂寞和委屈；另外要有十八般武艺，既能在前面冲锋陷阵，又能拢得住人，形成有战斗力的团队；他不仅要成为学科的带头人，还要有本事筹措到所需的经费。
说到筹措经费，这真是民间组织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每年有多少民间组织出生了，又消亡了，很重要的原因是筹不到经费，弾尽粮绝。有一位很著名的公益人士曾经建议我说，你要找一个德才兼备的领导人很难，不如找一个懂得企业运营的人来当领导，帮你找钱。民间组织也应该按企业的方式来经营。红枫有了钱，还愁找不到专业人员来工作？
我觉得有道理，于是就尝试着聘用一些企业的高管、企业家来当红枫的主任。但结果并不理想。从运用企业人员当领导开始，红枫就连年亏损。原因很复杂，这里有理念问题。企业出身的人，虽说是为公益而来，但心里想的是赚钱，她可能为了赚钱，偏离了红枫的公益轨道，把红枫的方向给扭歪了。另外，角色的转换也并非易事。在商界呆久了的人，在为人处事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浓浓的商业味道，与公益界和爱心人士交往，可能发生不合辙的现象。结果是欲速则不达，经费没有弄来，红枫的形象还会受到损害。真是挺难的。看来红枫的继任人，还是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它应该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小团队，形成集体的领导，发挥集体的智慧。
当前国内的女权运动
女权主义是一个泛称，国外女权主义有很多的派别。有些比较激进，比如激进的女性主义，她们认为家庭是压迫女人的主要工具，男人透过性奴役对女人实现控制。由此有些组织发展成为女同性恋的组织。我的观念比较温和，我倡导性别平等，男女应建立起平等的、合作的伙伴关系。
目前国内有些女性主义者采取一些行动，如占领男厕所；在大街上展示婚纱上的血迹，让大家看到遭受家庭暴力伤害的新娘形象，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我觉得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好。倡导男女平等，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妇女运动需要多元化的活动和各种声音。我在韩国也见到过类似的行动，一些妇女在街头通过行为艺术，反对家庭暴力，和国内的做法很相似。这样做，有新闻性，报纸会抢着报道，在社会上产生影响。
红枫最近在全国五大城市开展了“防治家庭暴力，要大声说出来”的活动，运用了心理剧的形式，让妇女认识到受到家庭暴力以后，要勇敢地说出来，寻求社会的支持。家庭暴力不可能自动停止，只有得到社会的支持和帮助，才能消除暴力。
我认为，反对家庭暴力是全社会和民间妇女组织的共同目标，我们现在的声音还太弱，还不够强大，反对家庭暴力的组织应该实行合作，发挥各自的所长。红枫过去做过很多家庭暴力的研究，这是我们的长项。要反对家庭暴力，需要回答很多问题，如为什么女人挨了打，不离开家？为什么男人会打女人？男人能不能痛改前非，放下拳头？等等，这些问题，都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研究和借鉴国外的理论，从国内的情况出发，进行探索。有的组织则更善于搞活动。组织之间分工合作，形成完善的反对家庭暴力的社会支持系统，给受虐妇女以切实的帮助。红枫和郭建梅的机构（编者注：即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就有多次的合作。我们把一些严重的、需要法律援助的家庭暴力个案，转介给她们，由她们继续给预法律援助。她们也会把一些心理受到严重伤害的受虐者，介绍到红枫来，进行心理治疗。
（本文经过王行娟老师的订正，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