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四川地震发生；5月13日，第一支救援队伍出发；5月14晨，进入灾区现场；5月15日，发回第一份需求信息；5月16日，救援物资运抵并发回新的需求信息；5月17日，物资运抵……
实践这个时间表的“快速反应部队”不是军队也不是武警，是一个临时动员起来的民间志愿联合。作为四川的隔壁邻居，贵阳是有震感的，震后不久，当地的民间组织联合“贵州发展论坛”几位协调人一起讨论在震后救援过程中如何联合行动，他们向当地的民间组织发出了邀请，迅速得到首批20多个机构的响应。“贵州民间抗震救灾联合行动”呼之欲出。
要讲他们震后的故事，时间单位似乎不应该是“天”，而应是“小时”，有的时候，甚至是“分钟”。高效运行的结果是，“贵州民间抗震救灾联合行动”（以下简称“贵州行动”）13日成立，参与成员同时还是那天倡议发起、次日成立的更大范围的民间组织联合“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发起成员。
他们在13日当天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行动协调小组和监察小组，明确了所有参与救援工作的民间组织的职责分工，整个救援工作中信息搜集、本地组织间联络、外地组织联系、志愿者协调、损赠物资接收、网络筹募、财务管理、媒体倡导、前线行 动指导、监察审计等工作皆落实到人。当时，通过媒体还很难得到灾区的准确情况，不知道灾区到底需要怎样的帮助、需要什么物资，联合行动小组决定自己派出专门的前方分队负责收集第一手信息。参与行动的组织发挥各自优势分头筹募，募集到的所有物资集中存储、统一调配，救援物资的发放以前方小组发回的信息为准，以保证救援工作的及时与有效。
当天下午6点，第一个前方小组上路。车是越野车，还带了专业的搜救装备，人是精选出来强悍组合，“贵州意气风发红十字会”的邓华，“贵州乡村善治研究中心”的甘泉，“贵州义工联盟”的刘疆，两位女志愿者范菲和徐佳怡分别是退伍军人和户外俱乐部教练，巾帼不让须眉。
贵州的前线小组作为最早进入重灾区的“专业”民间团队，同时还承担了“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的一线调查和需求评估任务。在前线小组踏进重灾区的同时，贵阳街头已经有上百位志愿者在向市民派发传单，随着前线小组在灾区推进的步 伐，自贵阳出发满载救援物资的越野车队源源不断驶向四川（最大的车队规模是35辆）。
灾后，越来越多的救援物资和志愿者涌向四川，不怕有余震、暴雨、堰塞湖、泥石流，以及“灾区封锁”的消息传出，当许多民间救援机构和个人被阻在灾情相对较轻的区域焦急等待的时候，来自贵州的越野车队则挂上了盖着大红印章的“赴川抗震救灾车辆”的牌子，在诸多草根羡慕的目光里一路畅行无阻，直驰重灾区。
从地震发生至灾后一月，“贵州行动”进入灾区志愿者200余人，参与行动的志愿者上千名，筹募现金13万，在灾区发放救灾物资100余万。必须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一个月里，“贵州行动”所有的资源全部来自民间。在没有政府或者基金会的支持的情况下，几十家当地草根组织完全通过面向当地、面向普通市民筹募实现了这样的救援规模。五月底，当许多参与紧急救援的志愿者踏上归程的时候，“贵州行动”的工作转入安置阶段，在重灾区彭州市通济镇崇德村设立了临时安置点，这个80顶帐篷的安置点设有物资和药品仓库、医疗点及帐篷学校，在此开展工作的长期志愿者3位（首批前线小组的邓华、甘泉、刘疆），加上轮转的短期志愿者10人左右，与当地政府和救援部队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
自6月1日至8月31日，“贵州行动”完成了为期三个月的临时安置工作，各项工作告一段落，有50多位志愿者以二周为一班轮流在安置点工作。8月31日之后，崇德村的工作仍在进行，“贵州行动” 成员之一“意气风发红十字会” 在四川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接管了安置点的日常事务，自9月份开始正式独立工作，预计时间为一年。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板房区内提供社区服务、活动中心、儿童课外心理疏导及教育，以及向村民提供一些小额贷款，支持恢复生计等。
看“贵州联合”的组成，清一水儿的草根，明明是游击队，排开的却是正规军的架式。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参与这次行动之前，做过什么？ 他们是如何做到如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呢？问题就围绕这些展开。
问：以你们动员之迅速，行动之有效，让人想到那句著名的歌词，“时刻准备着”。这么多基层组织间的联合能够迅速有效是很不容易的，你们之前都做到怎样的工作，有没有联合行动的经验呢？
祖国（“贵州发展论坛”执行协调人、“贵州民间助学促进会”负责人，在本次行动中负责本地组织间的联络与协调）：贵州偏居一隅，地方很小，也比较闭塞，信息、机会都非常有限。贵州的这些民间组织非常有特色，我们都是来自于草根，非常本土化的、非常小的一些机构，有的原先是通过网络或者一些志愿者组织形成的团队。这些草根机构都很少有机会跟基金会合作，但是，每个组织从存在之初就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能够向内寻找资源，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行动力非常之强。比如说李山的“关爱大山助学会”其实只有他一个人，但四年来募集资金200多万元在山区修建了20多所学校。
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这些个小的组织之间有很多的相互的交流和合作。贵州也成立了一个“贵州发展论坛”，是一个松散的志愿者组合，但在当地有较强的联络协调能力，是当地所有民间组织开展活动的一个平台，也算是这次行动的一个主要发起平台。说到此前的合作，在这之前，2008年初，贵州遇到百年难遇的凝冻灾害，现在说来，当地机构联合参与凝冻救援成为这次联合行动的一次预演。那次行动中积累的经验教训成为这次参加四川救援非常重要的基础，地震后大家就会很快就凝聚在一起，然后就出台了一些策略，而且很快的变成行动。
总结起来就是三点吧，一、贵州民间组织本来就有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二、他们来自于草根，他们有很强的行动能力；三、有共抗凝冻灾害的经验吧，所以这一次才会这么迅速的形成这样一种联合。
严培文（“贵州意气风发红十字会”会长，在本次行动中负责志愿者工作、贵阳物资捐赠接收）：除了我们的“意气风发红十字会”，我还有一个身份，是“贵阳市红十字会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的代表，是才成立没有多久的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产生跟我们长期的工作方向和凝冻救援中的经验教训有关，3月份才成立的。这个机构的主要工作是一个志愿者平台，招募培养和训练志愿者这个是我们机构的主要工作方向。再有一个是很重要的，为我们这次入川作提供了合法的身份和资格。不管你有多高的热情和多强的工作能力，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联合想进入重灾区并成建制开展工作是很困难的，但是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们的车上都贴着“贵阳红十字会”的标志，这是我们得以进入灾 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一开始红十字会也有顾虑，担心会出问题，我们这些后方人员就要做许多工作，及时沟通，现在这种信任关系也在逐步加强。
问：进入灾区最初几天你们是怎样做的？
刘疆（前线队员）：当时地震那一天感觉到了非常的震惊，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多成片成片的房屋倒塌，也没有看到过那么多成片的伤员在撤离，那一天给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心都很痛的感觉。
邓华（前线队员）：当时来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还是比较迷茫的，因为看到大面积的受灾，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刚开始是跟着一些新闻跑，中途再根据我们自己的路线来调整，后来与最早进入重灾区军队医院合作，看他们有什么需求。因为当时咱们部队出来救援的时候，非常紧急，带的药品和各方面的东西都不是很齐全，比如，女军医需要的卫生巾和做手术用的器械、药品都不够用。15号第一个信息反馈回去以后，16号早上物资就从贵州运到了，不过当地一些个人已经把卫生巾送到了。
问：这会不会影响你们的工作？
甘泉（前线队员）：没有。通过这件事至少让军队看到了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效率的，就愿意和我们合作，主动列出了大概有两页信纸的详细的物资清单，然后我们就按照他们开具的清单来进行采购或者募集。
严培文：部队需要的都是一些比较专业的东西，包括一些非常紧急的药品，像做手术的一些器械、缝合线、缝合胶一类，我们一般是在部队发出需求以后，第二天就可以送到他们的手上。
李山（后方协调小组成员、“关爱大山助学会”负责人，在本次行动中负责网上募集）：我们的指挥部实际上设在前线，后方所有工作全部都是围绕前线提供的信息来做的。我们后方还有几个专门的工作小组，分工非常明确。有负责募集的工作，还有志愿者的管理、物资的整理，还有联系车队――那个时候基本上每天都有几辆或者是十几辆的车从贵阳发到成都，不停的有物资送到成都来。除了在贵州本地的募集，也通过自己的资源在其它地方开展工作，比如5月17日，我和严培文利用在广东开会的机会，募集到了一批灾区急需的药品和物资发往四川。
问：后来，对进入重灾区有了一些管制，许多NGO组织或者个人就很难进入重灾区了，你们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甘泉：一开始我们就和军队建立了联系，我们当时判断，除了灾民，军队其实也应该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关注他们的具体需求。然后又通过军队再来影响政府，所以当进出灾区遇到限制的时候，我们就向军队提出我们需要通行证，军队给我们的反馈是由军队出具的话比较麻烦，因为要通过成都军区，而他们也是外来的救援队伍，属于济南军区。但是他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请当时在他们营地来考察的彭州市的政府官员帮忙，给我们办的通行证。在以后的合作中，他们也愿意相信我们，相信我们的效率和专业，合作比较顺畅愉快。有了这样的前提再在灾区开展工作就会比较容易，像都江堰、北川那样的核心灾区，我们都去了，而且物资也过去了。
问：现在你们的工作主要是转到安置点了，当时怎么会想到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些安置的工作？
邓华：最开始来，第一个就是紧急救灾，需要什么做什么。这个过程很快，到第三个星期就差不多了。政府力度非常大，但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供给不够。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临时决定做安置点的工作，然后把消息传给后方，通过沟通很快确定了这个工作方向。在安置点，我们主要是在做医疗点、儿童中心、孩子心理干预、孤老关照等工作，跟我们在贵州开展工作的范围和对象比较接近的事情，有这样的专业背景和志愿者资源，做起来比较得心应手。
问：在安置点，日常开展哪些具体工作呢？
邓华：很多，每天都不停的有一些物资要分发，食品，和一些常用的药品，我们安置点上有医生坐诊，附近的儿童都是每天上午上半天课，下午来我们这里，会有教育专业的老师带他们，还有军训一类的内容。我们还会派出专门的小分队，去附近调查需求、分发物资。最初所有的物资都是从贵州运来的，安置点建成后，我们从香港乐施会联系了一批救灾物质，如彩条布和大米，向当地和周边村庄发放。
进入七月份以后，安置点的工作就从以物资救援为主转向了以提供服务为主。
6月16日前后，在崇德村安置点，见到了十几位“贵州行动”的志愿者。参与贵州本地志愿工作方式比较灵活，招募一线志愿者则会有一些条件，比如“入川工作两周”。第二批入川志愿者10人，成员以年轻人为主，有刚毕业的研究生、大学生，也有国企、私企员工和自由职业者，有贵州本地人，也有的来自江西或者重庆。
负责安置点工作的，是三位首批入川的前线队员，邓华、甘泉和刘疆。他们来自不同的公益组。甘泉是来自高校学术机构“乡村善治中心”的全职人员，灾害管理是他的本职工作；邓华是自由职业者，生活没有问题，平时就将大部分时间精力来做志愿工作，他所在的“意气风发红十字会”的志愿者有500人左右，从事的工作方比较多，大致与孤老关怀、农民工、儿童问题、抗战老兵关怀、救灾等有关，地震发生后则成了常驻四川的全职；刘疆在企业工作，他们的“贵州义工联盟”是一个QQ群，大概有300多人，想做好事的都可以加入进来，大家必须有自己的工作、没有经济负担，参加所有活动的费用都是AA制，他们做事情的范围也比较宽泛，老人、儿童、植树、环保“只要是觉得是好事都在做”，此前做事情一般不会影响本职工作，刘疆这次入川已经一个多月了，得到了单位的理解支持。
不管是临时志愿者，还是对某个方面有长久关注的“资深志愿者”，尽管人生经历、职业背景各不相同，与灾区结缘的时间也有长有短，但说到参与救灾的感受，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把来灾区工作称为一个“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大灾难确实是一个机会，让更多的个人和组织有可能参与其中，他们都是抓住了机会并有上佳表现的人。其实再想一想，在此之前，对照他们在贵州已经做过的事情，只要是有做好事的机会，他们就会去做，在没有机会的时候，则是在“创造机会”做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为四川救灾这样的紧急动员在做一个漫长的准备，在志愿者、资源、工作方式、合作模式以及机构间合作机制的建立诸方面做准备。
当然“贵州行动”本次入川救援也不是无懈可击。在选择临时安置点的时候考虑不周，将地点定在了一片冬水田里；统一定制的帐篷在使用中也发现了许多设计问题。虽然灾民对帐篷有迫切需求，但又不愿住在潮湿的安置点上，在接踵而至的雨季里入住率极低，一直住在帐篷里的志愿者因潮湿引起皮肤病。志愿者动员、资源动员、草根联合是他们长项，但大灾难后的紧急救援是个全新的课题，也是需要学习、需要准备的。针对这个情况，他们与基层政府合作及时做出了调整，将安置点化整为零，灾民可以借用帐篷，自行选址安置。这次选点积的经验教训，会体现到接下来的板房区设计规划中。试错和积累教训，也可以算做一种“准备”。
这次大灾难确定成了一次机会，既是公众参与的机会，也是考验草根组织的机会。人们绝不会盼望“下一次”，但一旦有了下一次，当危机神色严峻地提问：准备好了么？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草根能够比较有底气地说：时刻准备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