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六点的夕阳斜斜地掠过深绿色的潭水，散发着恶臭的水面竟然映出一层金色的光芒。这潭死水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长店村，是专门用来排放村里面污水的，此时此刻在此地居住了八年的四川籍进京务工人员吴克林的脸上浮现出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哀伤：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吴克林八岁的儿子吴名（化名）从这潭水中捞出后永远闭上了眼睛。
“这潭水很深。”沉吟片刻之后，吴克林对记者说。儿子死后，吴克林将儿子就读的长店村某打工子弟学校和村委会告上了，此案已于近日开庭审理。少年吴名之死究竟该由谁来担责？记者经过采访发现，随着打工子弟学校的增多，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但是相关人员的安全意识却没有跟上。
少年吴名之死
在庭审中，控辩双方进行了较为激烈的辩论，对于某些事实的表述大相径庭，但对于吴名死亡过程以下事实双方是没有争议的：
2008年12月31日，吴名所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大约在三点多钟左右放学。放学后，吴名与其他两名少年一同回家，途中不慎将乒乓球落入污水潭中。
此时，水面已经部分结冰。乒乓球在冰面上滚出很远。三个少年有一位较凶恶者，威胁另一位少年严炎（化名），如果不将乒乓球捡回，就要打他。无奈之下，严炎翻过潭水的铁栏杆捡球，但是由于水潭中央的冰面较薄，严炎落入了水中。
救人心切的吴名随之也翻过栏杆，将一根木棍伸给严炎，想将他拉出来，但不料自己反被拉入水中。
两名少年在冰冷的水中挣扎了一段时间随后被救援人员救起。下午六点左右，吴名被确认死亡。
吴克林之所以将学校告上法院的理由是：学校没有进行安全教育，学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放学时间不固定，导致了家长无法正常接送孩子。将村委会告上法庭的理由则是，对于能够淹死人的潭水采取的安全措施不到位。
据吴克林所说，在吴名死亡的当天下午，学校召开了家长会，大约在两点多钟结束。在会后，吴克林曾向班主任薛惠琴要求带走自己的孩子，但被拒绝，薛惠琴告诉他还有课要上。但后来的放学时间又比正常放学时间要早。
在庭上，作为证人出庭的薛惠琴否认了吴克林的说法，她说，家长会结束后她就允许家长把学生带走。而且因为班上有几十个学生，她不记得是否对吴克林说过些什么。
村委会有关负责人则认为，已经采取了足够安全的措施，比如在潭水四周设立铁栏杆，并有醒目的标语。此外，两位少年落水后，村里的救护人员也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
在庭上，原告律师出示了一份来自公安机关的笔录，在出事后，活下来的严炎说，在学校里平时没有接受过安全教育。
少年死亡身后事
庭审结束后，记者跟随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罗永来到了吴名生前所就读的学校。这所学校被低矮破旧的平房包围着，校门不太起眼。学校有一栋教学楼，还有一个不大的操场，大约有五百名打工者的子女在这所学校上学，学生们在这里能上完从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的全部课程。
据了解，因为租金较低，位于城市边缘的长店村居住着大量的进京务工人员，他们的子女基本都选择在就近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罗永情绪低沉，他说，今年以来一直忙于应付这个官司。对于吴克林索赔的32万，他表示对于学校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与公办学校不一样的是，打工者一般都不只一个孩子，多的甚至好几个，并且很多孩子没有户口。”罗永说。正因为如此，学校一直很注意安全问题，在显著位置都贴着相关规定，班主任日志每天都要有相关记录，并且每个学生在入校之前都要签署一份《安全协议书》。
薛惠琴告诉记者，关于安全协议，曾经让吴名三次带回家让吴克林签，但吴克林从来没有签过，具体是什么原因也不明了。
记者在安全协议上看到写着，“凡在校外，一切安全事故和意外，所造成的后果，由家长承担，与学校无关”。
对于吴克林在庭上所说的每天接孩子放学，学校方面也认为与实际情况不符。
“他家离学校也就几百米，从来不接孩子。”薛惠琴说，并向记者出示了两份“学生家庭基本情况登记表”，关于吴名的回家方式，在“自己回家吃饭”一栏里划着钩，而在吴名的妹妹的登记表里，在“家长不接跟随哥哥或姐姐一块回家”一栏里划了钩。
但少年无名的死亡仍然给整个学校蒙上了一层阴影，无论是罗永还是薛惠琴在接受采访时都显得心事重重。“开庭前一晚我没有睡着。”薛惠琴说。
打工子弟学校的法律顾问、公益组织泰乐中心主任安胜慧告诉记者，打工者由于生存压力较大，文化程度较低再加上孩子较多，疏于管理是常有的事情，因此，打工子弟学校安全教育的重点不在于孩子而在于家长。“学校其实挺重视安全问题的，因为学校知道一旦出了事学校的名声就毁了，没有哪个学校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几天后，记者再次来到长店村采访吴克林，他带领记者来到了吴名的死亡地点。
记者看到，这潭水的周围确实都围上了护栏并写有标语，但吴克林认为，护栏有些地方太矮六七岁的孩子都能翻过去，比如吴名死亡前所翻越的栏杆就不到一米高。这个水潭夹在长店村两个打工子弟学校中间，据吴克林所说，另一所学校的规模更大，附近有接近一千名打工子弟上下学。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看到不断有背着书包的学生在水潭四周活动玩甩，有两个孩子将鞭炮扔入污水中，一声闷响后两人均兴奋地扒上栏杆，将头伸出向下探望。
对于学校反映的拒签安全协议一事，吴克林说，“没听说过有什么安全协议”。
打工子弟学校安全问题凸现
少年吴名死亡事件发生后，泰乐中心在北京市朝阳区的打工子弟学校百年实验学校召开了一场为打工子弟学校的举办人和校长开设的名为“学校安全事故的预防与处理”的讲座。
这一讲座吸引了北京二十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负责人，还有两位特意从河南赶过来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在这次讲座上，吴名事件也引发了讨论，但讨论意见集中在学校如何澄清责任。比如，一位校长说，“以后开完家长会领孩子走了也要签字，省得家长不认账”。对于“家长不签安全协议怎么办”这个问题，一位校长说，“可以将安全协议寄出去。有了邮局的回执以后打起官司来也不怕”。
据了解，早在几年前，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的流动儿童呈逐年增多趋势——全市尚有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239所,在校学生95092人。这些学校大多办学条件简陋，在校舍、消防和卫生等方面存在较多的安全隐患。
而这一问题绝不仅仅在北京存在，两位来自河南的校长也正是为学生安全问题所困惑特意赶来北京听讲座。
来自河南省鹿邑县的张海军校长告诉记者，自己学校有两千多学生，在河南省也只算是中等偏上规模的打工子弟学校，安全问题一直让他心惊肉跳。去年4月，有个孩子在楼道里玩耍时摔下去死了，家长一直在和学校“闹”要求赔偿。但张海军认为，“孩子的死不能完全由学校承担责任，应该由家长和学校分担”。
而来自河南省登封市的另一位校长吕五卿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当地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几年前，有一位学生半夜被人绑架了，至今生死不明。
“由于进城务工人员数量不断增多，没有证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一直大量存在，但现实问题是，甭管有证没证在安全教育方面基本都是空白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安全教育教材，有些学校可能会开设一些安全方面的讲座，但不成系统效果也不好。”此次讲座的主讲人田坤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打工子弟学校的安全教育决不能仅仅局限于学生，而是应该学校，家长，学生齐头并进，让每一方都真正将生命的安全摆在至高的位置，而绝不能存有侥幸心理，或是想着逃避责任。
但安胜慧认为，编写校园安全教材的难度很大。“因为编写者需要精通心理学，教育学和法律，这样的人很不好找。”
田坤说，校园安全教育本质上是法制教育的一部分，“最终都是为了让人懂得规则遵守规则”，“现在，由于法制教育的缺失，流动人口子弟中犯罪比例非常高，这同样是引发不安全的因素”。“我们每个学校都开设了政治思想课，同样必不可少的是开设法制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