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遇到一位贫困地区的干部，抱怨当地山民不开化——他们身无分文，家徒四壁，也不出去打工，每日只是坐在山上破草屋旁喝酒，晒太阳。政府最初发给他们一些扶贫补助金，转眼都被拿去买了酒喝；后来改变方式，在山下给他们修了房子，每人分了一份田，但没过一个月，山民又纷纷跑回山上，还是每日坐在破草屋旁喝酒，晒太阳。说起这事的干部无可奈何，连连摇头。
政府部门真诚扶贫，被帮扶的对象却不为所动，确是匪夷所思。不过，如果我们认为政府官员是人民“公仆”的话，我也很怀疑这种竭力帮助“主人”谋发展的思维是否已经越位。毕竟，一个人选择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最有决定权的是当事人自己。在不违反法律、不干涉其他人生活的情况下，旁人只有建议的权力，绝不能越俎代庖。
当然，我猜当地官员对这套说辞恐怕并不服气，因为他们这样做意在促进当地的发展，而所谓发展也者，又有一套标准化的模式，其长远目标大约是学习上海、香港乃至纽约、东京这样的大都会，最切近的表现则是每年上报的GDP。这也不仅是当地领导所独有的想法，可以说，目前整个中国社会都生活在这种力求发展的氛围中。但很少有人进一步思考的是，发展的目的何在？
记得二十多年前曾听过一个放羊小孩的故事。记者在西北山区遇到一位牧童，问他长大了想做什么。小孩回答：结婚。结婚为了啥？生小孩。生了小孩做什么？放羊！当时的中国还只是刚刚开始发展，很少人预想到二十年后是一幅什么景观。这个周而复始的放羊故事被许多媒体转载，主流舆论猛批这里边表现出来的中国人不思进取的精神，提的问题很尖锐：如果放羊的目的还是为了放羊，这样的人生有何意义？
今天重新回味一下这个似乎已经有了定论的故事，我想，故事的版本可能会换一个样子：挣钱的目的可能会是买房子、结婚、生孩子。孩子长大，又要挣钱、买房子、生孩子。事实上，这正是身处“发展”局中的多数人生活的实况。对人们来说，这样的生活或不能说有多么愉悦，但至少代表了一种“正确”的目标。然而，换一个角度看，这和牧羊儿童的理想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吗？二十年过去，我们真的“发展”了吗？
幸福更多地系于个人的体验，每个人的感受又原本不同。如果让当事人说，年复一年的牧羊和每天坐在破房子里喝酒，恐怕不会比在大都会奔波谋生更不幸福，甚且可能根本相反。但在主流舆论看来，这种安于现状的态度误把不幸福当作幸福，正是其有待开化之处。分歧的关键在于，当事关民众感受时，当事人的看法应放在何种地位？这进一步涉及在实际政策制定中的思维方式。目前，在社会问题上，影响国内舆论和政策的似以社会科学专家为主，从事历史学和人类学的学者较少。而后者与前者最重要的差异之一，恐怕就在于对当事人的态度上。科学以追求“客观规律”为目标，常常把许多主观性的因素忽略不计；历史学和人类学家则要求对研究对象具有“了解的同情”，从一个人自身的立场上理解其行为，故更尊重当事人的想法。这两种思路很难说有高下之分，或者更应互补，惟今日中国社会急需的，当然是后者。
民众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也不完全是主观的。《礼记·王制》篇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缓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宋儒陈澔解释说，各地气候与地理状况不同，“民生异俗，理有固然。其情性之缓急，亦气之所禀殊也。饮食、器械、衣服之有异，圣王亦岂必强之使同哉？”这是一个重要的治国原则。人民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与其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相匹配的，虽然当事人未必说得出什么道理，但其基本的幸福就建立其上。如“强之使同”，势必使其难以继续生存，自然不是发展的目的。
如果这些意见是对的，那么，“不发展”作为一种人生方式，应该也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代表了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