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叽叽喳喳的家庭主妇，从关心自己子女，老公开始，与市长、议员判谈游说，办成了人人都想不到的大事，甚至改变国家立法。
今天回头看，当年辞去工作回归家庭竟成了自己生命的重要转捩点。
1987年因为身体原因，我终于放弃了令人羡慕的职位，与老公商量，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天哪，“主妇”，难道我要沦落为那些人——身穿睡衣，脚踩拖鞋，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在街头巷尾说三道四，头发乱蓬蓬打麻将杀时间。
我暗暗发誓一定做个不一样的“家庭主妇”。
我先参加书法班。从此像上紧麻绳的陀螺，像上班一样， 9点坐到书桌前研墨提笔，下午4点收工，晚上送孩子上床后，铺开宣纸再写到11点，惶恐得深怕陀螺慢了下来。看我痴迷，夜深人静老公送上一杯热茶说：“老婆~~我退休后就靠你了（注：老公的意思是我的字可以卖钱啦~）。”每周交给老师厚厚一叠作业，靠着这点能量与小小成就感，上紧麻绳的我不致在柴米油盐的漩涡里溺死。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感到自己和社会断裂的距离拉大。有天，“喂，有个‘主妇联盟’在麦当劳抗议呢！”老公递来一张报纸，我一看：三、四个女人举着“拒绝使用一次性的宝丽隆（发泡餐盒）”的牌子站在麦当劳门口，我哈哈笑过。过了个把月，在朋友家提到自己想参加妇女社团做点事，她说她的邻居正巧是主妇联盟（全称：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教育委员会的主委。主妇联盟? 就是那个在人家门口抗议的嘛。
但是没等我反应过来，她立马打电话过去，糟糕的是这邻居马上就穿门进户过来，欢迎我加入她们的行列；我连考虑、拒绝的机会都没，便硬着头皮参加她们每星期一次的委员会议。
无论如何，勉强参加的我心想——如果不对劲随时走人。
争取女生的坑位权！
主妇怎么开会，当然很特别罗！
这群家庭主妇聚在一块儿既轻松又严肃，开会前嬉笑分享陪孩子写作业、送饭盒的生活琐事，正式开会时则谈学校教育、谈人本、也谈环境保护，都是些我上班时不曾听闻的事。
不是教育委员会吗？奇怪的是，谈着、谈着她们竟然谈起学校厕所来了。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不懂厕所和严肃又专业的教育有什么关系？ “厕所”需要这么慎重其事吗？好奇的我维持一周参加一次会议的最高限度，冷眼旁观她们煞有介事地忙得不亦乐乎；总算明白了，这些主妇实地调查了：一个男孩子上厕所平均需要五十秒，而女孩子要二分钟，可是学校的男厕所的坑位比女厕所多二倍，让女孩子课间要排队还上不了，太不合理了。大家分工，你发问卷，我跑现场，几个月过去她们不但没有放弃的意思，还进一步研究厕所地点是否太偏僻，会否造成校园安全的死角？是否该呼吁学校家长会花钱请人打扫，还是让学生自己打扫？最后更和报社共同举办座谈会、记者会，我开始疑惑是不是厕所里有什么我不懂的教育事儿。
原来公厕的使用权平等是男女平权中重要的一环，这群主妇们为自己女儿争权利，也是为女人争平等，可不能小瞧。最后学校改进了厕所。
小女子上街
到了1990年台湾教育部开始推动“初中生免试自愿就学方案”，但是整个计划在教委会的女性家长眼中问题重重，尤其是所谓的“自愿就学”，家长以为从此所有孩子都能念上普通高中，结果是把高中、高职混在一块儿的障眼法（台湾初中毕业升学基本有两个渠道：上普通高级中学的目的是升大学，另外，技术职业高中的目的是毕业后有一技之长可以就业。）
1992年初台北市教育局决意不等四年实验报告出炉，将全面实施自愿就学方案。主妇联盟紧急与学者一起表达反对仓促全面实施。
哼，你们家庭主妇懂个啥！台北教育局长批评主妇联盟: “别人吃面，你们喊‘烧’（台湾话：烫的意思）！”这让我非常不服气，他说的“别人”可是我们的孩子啊！教委会便主动串联不同的民间教育NGO和学者们组起“国民教育变局对策联盟”，到台北市议会说明为什么不支持全面实施。
然而教育局铁了心硬是要暑假后全面实施，主妇联盟决定，上街头发起街头签名“拒绝全面实施自愿就学方案”。想起来还真有点吓人，当初发起人有七个女人，后来被老公拉跑了四人，只剩下我们三个女人。我们只好赶紧到各个学校征求支持者。主妇联盟的招牌这时候发挥了作用，一天之内除了十来位家长，还有几位知名作家主动加入，各自在孩子就读的学校门口或人潮多的路口摆张桌子加入联署行列。结果，教育局收回成命。这是教委会第一次和政府部门较力。
小女子改法案
我们在挖掘厕所问题的时期，做的另一件大事是探讨学校家长会的功能——这个议题主妇联盟持续而专注地做了五年。对了，“勇于开口，敏于行动，乐于承担”是主妇联盟的精神。有了这个精神，咱们这群女人毫不含糊地进行问卷调查，定期举办“探讨理想家长会”座谈会，拜访台北日侨学校、美国学校和多所台湾中、小学，了解不同国家、学校家长会的实际状况及法令依据；最后集结收集的资料、文章，出版了台湾第一本关于家长会的手册“家长会面面观”。我这才知道，因为家长不知道家长会的权利，学校就通过做些手脚，安排自己的人马做家长会会长。原来在台湾担任家长会长能包学校工程，从中图利；原来家长委员可以为自己的子女挑选老师；原来只有身份特殊，如做董事长、总经理、民意代表、律师、医生的家长才会被校长钦点成为家长委员；而这群女人认为，理想的家长会是要优先考虑全校孩子福利的。
我在教委会听了许多有关家长会特权的奇闻，直觉上认为这是自己能做的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在无权、无财的情况下自告奋勇参加孩子学校的家长会。相对于教委会其他伙伴在学校遭遇的大小挫折，我平顺许多，第一次参加家长会就当选副会长；从此开启我参与孩子学校家长会，把教委会共同的“理想”落实在生活实践的道路上。
我见识到和主妇联盟全然不同的议事模式：家长会会议上的决议可以因为会长个人的好恶原地凝滞不动，而家长会里其他的人一点力气也使不上。我想好吧，既然家长会使不上力，就把剩余的精力花在学校志工妈妈服务团的工作上。却发现，妈妈志工是学校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无偿劳工；学校笑容满面地感激妈妈们协助校务的牺牲奉献精神，但是不允许妈妈们对担任的义务工作表达意见，却又允许妈妈享有为子女挑选班级和老师的特权。校园的怪事还真不少。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回到教委会。我把所见所闻向大家一说，大伙气坏了。我们认为只有修法才能根本改变家长会的生态，政府法案不对，我们自己弄一个。于是和几个教育团体共同研拟了民间版的 “台北市中小学校学生家长会设置办法草案”，解除家长会附属学校之下的限制；但是草案送到台北市政府后就石沉大海。
但我们不甘心啊，女人的耐心可比男人强，五年时间，我们一直在寻找时机。
到了1993年台湾民间呼吁教育改革的声浪越来越高，甚至组成跨领域的教育改革联盟向政府施压。主妇联盟除参加联盟外，也设计了 “教育关怀营”，开放给社会大众一系列共同关心台湾的学校教育的社会课程。课程之一是介绍父母教育权的理论与实践。巧的是有一堂课受邀讲师则是留学英国的台北市议员，他在课堂上介绍英国家长在子女学校教育中的积极角色，好，正好！担任主委的我顺水推舟把当年拟定的“家长会设置办法草案”给了他，期望能在市议会推动修法。
这份搁置了4年的草案，拐个弯总算进入台北市议会的议程。但是草案进入议程并不保证能通过市议员们的审议。既然我们坚持参与孩子学校教育、维护孩子的受教育权，是全体父母的权利，便卯足了劲分批到市议会游说议员。
尽管主妇们可着劲地向议员们动情晓理，女人们的满腔热情用处不大，不少议员态度冷漠的表示市政府已有设置办法，但这不能阻止主妇们推动修法的决心。最后我们获得几位跨党派市议员的支持在市议会举办公听会，参加的家长多倾向支持修法，“看到了吧，这可不是我们这些女人的想法！” 部分市议员改变态度，转向有条件支持修法。
9月初新的市议会会期开始，我们紧张得天天轮班到市议会二楼旁听席旁听法案的审议，虽然不能发言，但也早有准备，在反复辩论中，一听到议员不客观的言论，我们立刻在二楼将事先准备好的白布条垂下去抗议。哼，我们才不怕呢，为人母亲，这点勇气要有的。这法案一直审议到1994年10月 8日晚上七点钟，阻止的声浪弱了，才顺利通过。哈哈~~事实再次证明，几个小女子也能成大事呢。
男人也进出主妇联盟
主妇联盟在设置办法修正案通过后，立刻成立“家长会资源交流中心”，开放给所有关心家长会的朋友们参加（注：主妇联盟的会员必须是女性，而当时各校家长会的成员几乎全是男性），研讨、交流家长会相关事务，由主妇联盟免费提供办公设备和会议室，开会时间则和教委会错开。这时期，进出主妇联盟的男人特别多，让主妇联盟董事会大伤脑筋，一方面知道这颗“新家长会”种子才萌芽还经不起风浪，让它独立出去，怕它成为另一个集所有特权家长在一起的家长组织，但是又不能也不适合要求这群男人加入主妇联盟，关闭了家长“开放”成长的契机；便在两难的情况下，且做且走。
“徒法不足以自行”，我们早就发现没几个家长知道政府有法规范家长会的组织运作，如今虽然新法已经颁布，如果就此放手，新法将出不了市政府和校长的办公室。主妇们便利用陈水扁刚当选台北市长企图建立改革教育的清新形象的时机，打铁趁热拜访教育局局长，由我们策划和教育局合作在台北市举办六场分区家长会研习营，一面介绍父母教育权的观念、宣导新家长会设置办法的精神，一面交流不同家长会的做法。有趣的是，在研习营上我们常被高傲的男性家长会长挑战：教育局主办的活动主妇联盟凭什么坐在主持人的位子上？我们多半笑笑，由教育局负责说明。
这是一次让我们得意的民间和官方成功携手合作的例子。
主妇联盟让我长大了
修正案通过后教委会的兴趣逐渐转向“亲子数学”，“家长会资源交流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便经常由我和一、二十位男性家长开会。囿于董事会的要求，在主妇联盟只能由主妇联盟的成员主持会议，我成了必然的会议主持人，打鸭子上架，但也练就了我不拘性别就事论事的态度。
当时另一件让我焦虑的事是，中心所有硬体设备都由主妇联盟提供，只有工作人员一个月两万元的工资得自己想办法，但刚成立的中心只是个空壳子，除了络绎不绝的人外什么都没，所幸每到月底几位固定出席的新朋友不需提醒，每人掏个一千、两千元地凑；现在想起这群伙伴们的革命情谊犹教我咀嚼、回味不已。八个月后由于中心人数急剧扩大，在董事会的决议下，中心万般无奈地搬离主妇联盟，我也随着淡出教委会，集中精力和新的伙伴们接续教委会推动新制度家长会的志业。
离开主妇联盟，中心搬到参与者免费提供的地下室，有人从家里搬些文具用品、旧桌子，新朋友捐了十来张椅子，工作人员更从家里搬来自己的电脑，我们在最简单的条件下设立了临时办公室。中心一年内接连搬了3次家，最后在1996年底正式登记成立台湾第一家家长属性的NGO“台北市家长协会”，台湾家长运动正式启动，到今天台湾的家长组织已经超过40家。
如今虽不能说自己是白头宫女，话当年，可也相去不远哩。当初身为职业妇女，我在乎的是：我的工作、我的业绩、我的孩子、我的……，辞职后加入主妇联盟让我抬起头来望向他人，发现原来世界如此宽广，而自己还有许多欠缺需要学习；那些年我从教委会伙伴们身上学到的数也数不完，其中最珍贵的该数对人的尊重和做事的严谨态度。
我哪里料想得到，离开朝九晚五的职场，转身竟步入另一片天地，在NGO的志业里海阔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