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污染源，垃圾焚烧厂对中国的自然环境必将制造新的灾难，这是任何一个职业或者业余的科学家从任何一个角度都可以论证的。一根根直立高耸的烟囱，每天排放好几千种物质，这些物质在“火化”前，是人类不顾一切混杂在一起的各种有毒有害废弃物。但这只是垃圾焚烧厂制造危害的一个方面，所有关注社会的人，还清醒地意识到，其实垃圾焚烧厂的“社会成本”更加巨大。
中国各地城市乡村的垃圾管理部门，那么急迫地想要把垃圾从固体转化为气体，除了证明他们几乎缺乏真正的环保意识之外，还证明他们连基本的物理常识都不理解。固体转化为气体，不仅仅物质本身不会消失，而且会大量增加，因为火是化学反应的催化剂，许多新的“污染生命体”在火的催动下，迅速出生、成长，跃跃欲试地准备投入祸害人类和祸害自然的战斗。固体转化为气体，不仅仅“占地面积”会减少，而且会以几千倍的容量增加，因为气态的物质是最松散的，一立方米的固体，变换为气体之后，会长成几千立方米的体积。
但政府官员和被政府官员绑架的专家学者，以及被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共同欺骗的企业投资人们，会得意忘形地相信，把垃圾从固态转化为气态，把垃圾从地面抛向空中，不仅仅意味着当地垃圾难题的解决，而且成功地把污染扩散到了全球，让整个世界都成了共同受害者——这恰恰是许多政府官员梦寐以求的，这样一来，其他人就会从旁观者成为当局者，从躲进小楼而转向投笔从戎。这样，一个区域的问题就扩散成了世界性的问题，一个国家的责任就成了全球人民共同应当承担的责任；受害者就由少数人扩散成了多数人甚至所有人。
这样一来，环境污染成本，就成功地转化成了社会成本。自然的苦难，几乎在一秒之间，就同步转化成为社会苦难。这样一来，原本不愿意解决问题的政府，突然发现，他们不得不把垃圾问题当成每天工作的第一重要问题。这时候，他们才发现，也许原来的思路错了。
对于自然界来说，也许这是应当欢呼的，因为自私的人类从来不肯主动替自然着想，每天想的事就是如何把人类的灾难转移到自然界中，让自然界去默默承受。现在好了，心地善良、公益美好的各地政府，觉得应当更早地为保护自然担负起一点责任，于是，就从城市最容易解决的垃圾问题着手展开试点，想触摸一下，把自然苦难转化为社会苦难，解决起来的成本，到底有多大。
社会成本当然是很大的，自然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就像把固体转化为气体一样，体积会增加几千倍。原本一万块钱可解决的问题，可能从此需要几千万元去解决，原来一次性可以解决的问题，可能需要几百年去解决。垃圾从此像一个恶梦，每天都缠在政府官员的工作日志里；垃圾衍生出来的问题像人类身体里患的各种疑难杂症，成为政府日夜求医问药的神经性启动源。
江苏海安市的谢勇，2008年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一出生就得了脑瘫。谢勇一家恰好住在海安垃圾焚烧厂边，于是他们就想证明，是垃圾焚烧厂让他们得了这个“出生缺陷”，他们找了政府，告到了法院，也求证了专家，可惜，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给他们像样的答复。但所有接触到了这个问题的人都清楚，今后，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这个垃圾焚厂带给人类的灾难。谢勇一家会持续地拷问着这个社会的良心和政府的能力，拷问着专家的道德和人类的科学水准。
江苏无锡市要在黄土塘村建设一座垃圾焚烧厂，又不想让村民知道，于是就假造说要建设“太公庙”，去骗取村民的签名。想要走过场的“环境影响评价”，又在镇、村政府官员的决策下，伪造信息了之。等村民发现垃圾焚烧厂第一期工程已经建起，垃圾要作为燃料开始往炉里塞的时候，他们在一夜之间愤怒了起来，集体驻扎在垃圾焚烧厂边，要求公开所有暗藏的信息，要求政府官员出来对话。这时候，无锡市才发现，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花的社会成本，远超乎其执政的智力水平。
广州番禺的垃圾焚烧厂，由于公众的持续抗议，而迟迟得不到建设，2011年4月份，广州市政府开始公布5个可选方案，让市民投票。估计本意是想让五地方的市民在互相争斗中消解了力量，没想到，其他4个地方的人，一下子又警觉了起来，开始强烈要求更全面的信息和更持续的“科学选址”。这样，即使是雇佣好几万个防暴警察来保护以强行施工，这个垃圾焚烧厂是否能够建成，没有人知道。
北京市政府最近颇为得意，让他们得意的是三件事，一是在公众毫无知晓的情况下，他们用最快速度在北京西郊建成了鲁家山垃圾焚烧厂（化名为生物质能发电公司，想套取国家补贴）。二是似乎成功地把高安屯垃圾焚烧厂打扮成了垃圾焚烧的典范工程，向全社会宣传垃圾焚烧的安全可靠、可爱善良。三是由于公众的持续参与，垃圾处理成了北京头号问题，投资在加大，宣传在提升，市民垃圾分类的推进有望从作秀转向真抓实干。
广州其实也从2011年4月1日起要推行垃圾分类。但无论是北京市、广州市还是无锡市、海安市，或者是全国所有的地市乡村，在遭遇高昂的社会成本之后，唯一的发现只会是：垃圾分类才可能解决垃圾问题，才可能降低环境伤害成本，才可能降低社会伤害成本。
而这个问题，在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这样的环保组织看来，是根本不需要经过这么长久的折腾就该清晰的。虽然环保组织很清楚，当政府不想解决问题而只想拖延问题的时候，必然出现的一个失误，就是把自然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就是把少数人的扩散为多数人的成本，最终，把政府的责任推卸为全社会的责任。
即使是现在，各地政府也仍旧心存侥幸，不想把真正的精力扑在垃圾分类尤其是社区层面的垃圾分类上。他们内心里仍旧想让垃圾不分类就直接成为燃料，这样才可能说服垃圾焚烧厂的投资方。而垃圾一旦分类，可燃物减少，垃圾焚烧厂必然面临无垃圾可烧的尴尬局面，这一点已经在台北市得到了成功的证明，台湾现在有大量的焚烧厂，由于缺乏原料，而不得不提前退役或者刚刚投产就退休。
但垃圾分类是把社会成本正向转移给社会的唯一办法。当公众发动起来，用自己的时间去把垃圾分类开来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在帮助“分解”垃圾焚烧暗藏的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当公众都成为垃圾分类实践者的时候，他们同时也成了自然风险的共同抵御者。如果一个政府部门连这一点都看不清的时候，其出台的措施，唯一后果，就是把灾难不停地引爆、扩散、膨胀，最终所有那些本来很容易就可解决的初级矛盾，就会在一念之间，转化为不可解决的社会冲突和环境冲突。整个社会，就这样被政府绑架到了无穷的难题地狱中，除了担当环境疼痛，还要帮助担当社会疼痛。而持续的疼痛，又会引发其他的连锁反应。（2011.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