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基金会首先在青海的三个县启动实施了“桂馨乡村教师支持”项目。为了启动这一项目，我们事先进行了关于代课教师的实地调研，了解这一群体的工作生活状况及对于外界慈善项目的需求。
2012年3月，我和两位同事前往位于云贵高原边缘的四川省古蔺县，调研乡村代课教师的问题。
一、留不住的大学生老师
我们调研的第一站，是古蔺县石宝镇五星小学。
从泸州市到古蔺县有四个小时车程，从古蔺县到石宝镇有三个小时车程。而从石宝镇到五星村的五星小学，虽然只有短短20公里，但是山路崎岖、道路泥泞，即使坐越野车，也需要两个小时。
“你说在这个地方，哪个城里来的大学生能呆得住啊？”越野车在从石宝镇至五星村翻涌着黄色泥浆的道路上上下颠簸，石宝镇中心校的蔺世刚老师右手拉着越野车顶棚的把手，左手向我指点着窗外的风景，带着川贵口音的普通话在汽车的颠簸中被震得断断续续。 “从过年到现在，我们这里连续三个多月都是阴雨天，还没有见过一天太阳，这几天路实在太烂了，镇上到村里的班车也不通了，村里人要出来赶集办事，只能骑摩托车，有的老师买不起摩托车，就只能走路，开车都要两个小时，你说他要走多久？”
这还不是最远的学校，在我们后来调研的水口镇，中心校校长告诉我们，最远的学校在赤水河边上，从镇上没有公路通往学校，要先走两小时的山路到一个村庄，再从那里坐三个小时的船到这所学校。这样的学校，当天去当天没法返回，外面的人一年都去不了几次，在那里的老师就像与世隔绝一样。
在石宝镇，除了位于集镇的石宝小学，还有10多所小学和教学点位于深山之中的村寨里，这些学校大都没有电脑、不通网络、没有教师宿舍，电压和手机信号也不太稳定，新考上教师岗位的大学生都不愿意被分配到这里，但这里又是最急缺老师的。
“每年我们这里分来大学生，中心校校长除了亲自安排他们的生活起居，给他们买被褥、买炉子（在古蔺的高寒山区，冬春两季都需要燃煤取暖），还要经常去学校看他们，买几斤肉、带一些菜，就怕把这些老师照顾不好”。“可这些大学生还是只把我们这里当跳板，要么想法设法往县城、泸州周边的学校调，要么就考公务员、考事业单位走掉了，根本留不下几个。”
虽然古蔺县每年分两次大规模招聘教师，但年轻教师仍然是不够。于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学校清一色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教师，有些学校就算有20多岁的年轻老师，也只是“一根独苗”。
新老师留不住，为了维持乡村教育，就只有请代课老师。
二、留得住的代课老师
在五星小学，我们见到了牟萍老师——这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探访乡村小学代课教师，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状况及其对于外界慈善项目的需求情况。
牟萍老师今年33岁，1995年初中毕业后，在本地辗转了3所小学，一直都是代课教师，目前在五星小学担任二年级的包班老师（负责一个班级所有的课程），每周要上25节课。她目前一个月的工资只有800元，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福利。为了养家，牟萍老师的丈夫常年在湖南的建筑工地打工，她一人在家既要照顾患有支气管炎的老母亲，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虽然年龄不大，但岁月已在牟老师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粗糙的皮肤、额头上深深的皱纹和长期烧含氟的煤而产生的黄色的氟斑牙。
说起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当代课教师，牟萍老师腼腆地笑道：“我爸爸当时在村里当会计，学校缺老师，正好我初中毕业，他就让我来当老师了”。
调研期间，我们访谈了许多像牟萍老师这样的代课教师，他们大都是本地人，在本镇、本村的小学、教学点长期担任代课教师。说起起初为何选择当代课教师，他们的说法大都是“我爸爸是校长（或是村长），孩子们缺老师，我正好初中（或高中）毕业，就叫我过来了。”“我是村里为数不多的高中生，虽然当时收入很低，但起码未来还是有转正的希望的。”
二十多年的代课生涯中，他们中的一些人犹疑过，有外出打工的、有去私人学校教书的，但大多数人都还是扎根下来了。“舍不得孩子们”、“就是喜欢当老师”、“觉得未来还是有转正的希望”是他们说的最多的理由。我们调研了30名代课教师，平均教龄为23.4年，平均年龄为44.2岁，在最偏远的村小和教学点，代课教师会占到所有教师的一半以上，可以说是他们撑起了基础教育的半壁江山。
对于这样一个群体，石宝镇中心校的蔺世刚老师评价道：“只有他们能够安安心心、扎扎实实地在这里干，像我们这样的地区的乡村教育，只能靠这样的本地人。”
三、最无奈最悲情的榜样
古蔺调研期间，牟萍老师是我们遇到的为数不多的35岁以下的代课老师之一，她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最多干到35岁，如果还没有转正，我就外出打工，毕竟上有老、下有小，靠这点工资是没法生活的”。牟老师今年33岁，并且还通过函授取得了中专和大专文凭，对于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转正的希望的。
但对于绝大多数代课教师来说，他们或是年龄太大，超过了招考教师的“35岁以下”的“硬杠杠”；或是学历较低，不能达到“专科及以上学历”的要求，或是因为子女较多而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永远不具备参加教师招考的资格。对于这些代课教师来说，转正的通道已经关闭，但乡村教育确实离不开他们，他们也已年龄较大，不具备外出打工的优势和能力。
于是，在几轮“代课教师”清退工作中，在正式教师收入稳步提高的背景下，基层政府和乡村教师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离开？乡村教育离不开他们！留下？政策和待遇都留不下他们！
基层教育部门也为此想了许多变通的办法，古蔺县教育局、各个乡镇中心校两级教育主管部门“违法”聘用了大量代课教师，并分别通过县财政和生均教育公用经费给他们支付工资，并正在逐步给他们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但低廉的工资肯定是不足以让代课教师们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的。
调研期间，在讲述他们引以为豪的工作经历的同时，几乎每个教师都会讲述他们辛酸的生活故事，许多老师无力供养子女读书、无力赡养老人。在我们调研到的30名代课教师中，有19人告诉我们，子女上学是他们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一些教师为了供养孩子读初中高中和大学，在借遍亲朋好友后，甚至去借高利贷。
我们看到，这些乡村教师的微薄收入，不仅与正式教师形成了巨大反差，甚至也无法与普通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相提并论。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他们的生活也愈发艰难。微薄的收入让他们无力治疗疾病、赡养老人，身为教师的他们甚至也无力支付自己孩子上学的费用。教师原有的被尊重和自豪感在中国乡村也开始受到冲击，他们正在沦为乡村社会中地位最为低下的一个群体，成为家人和乡邻最无奈、最悲情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