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中国正在腾飞，但飞翔尚不平衡。已经发展起来的地区和人们，不会忘记自古以来的信念：达则兼济天下！
"毕节模式"--一个极贫之地的发展样本
东经105°36′-106°43′，北纬26°21′-27°46′，这是毕节在地球经纬度上的准确标注。
毕节市是典型的岩溶山区，位于贵州省西北部，正处在滇东高原向黔中山地丘陵过渡的倾斜地带，境内多山。24年前，毕节还是一个极贫之地，山高坡陡、地形破碎，巍巍乌蒙山，曾让毕节人吃尽苦头，陷进"越生越垦、越垦越穷、越穷越生"的泥潭。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提出：建立毕节地区"人口控制、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获国务院批准，至此，一场打破恶性循环魔咒的攻坚战在这里拉开序幕。700多万毕节人开始在那片贫困的土地上进行探索。
毕节试验区，其发展就是从解决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一个"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逐步进行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发展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经过20多年的开发与建设，现在，毕节山青了起来，森林覆盖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富了起来，农民年人均收入增长了近20倍。毕节探索出了经济、生态、人口协调发展的路子，被人们称为"毕节模式"，这一模式成为贫困地区反贫困斗争的典范。
毕节市赫章县海雀村，浓缩了毕节发展的方方面面。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华社一位记者走进毕节市海拔2300多米的苗彝聚居地海雀村，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他这样描述："在海雀村3个村民组察看了311户农家，家家断炊。苗族老大娘安美珍瘦得只剩枯干的骨架支撑着脑袋，一家4口人，丈夫、两个儿子和她，终年不见食油，一年累计缺3个月的盐，4个人只有3个碗，已经断粮5天了。老大娘衣衫破烂掩不住胸肚，一见有人来，赶忙双手屈抱胸前……"
以"生态建设、扶贫开发、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建设拉开帷幕后，毕节一步一个脚印，逐步摆脱了贫困的枷锁。当年的安美珍现在已有92岁，她和儿子住上了60多平方米的平房，每年养几头大肥猪，除了养猪，她家还种马铃薯、玉米、苦荞赚钱，每年收入几千元。
像海雀村一样，毕节的各地向人们传递着发展的信号。
在扶贫开发中，毕节市采取市场经济机制、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变"救济型""输血式"的扶贫为"自救型""造血式"的扶贫。在保证温饱的同时，进行环境治理，实施以退耕还林还草为重点的生态工程，并与坡改梯、天然林保护、长江防护林建设等工程相结合综合治理，同时把计划生育、人口素质提高和人力资源开发通盘考虑。三者的统筹开发，形成了与其他经济特区、开发区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毕节试验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贫困地区建立的第一个以消除贫困、实施可持续发展为突出特点的综合性改革试验区，试验区成立之初便肩负起"小试验、大方向"和"近期做示范、长远探路子"的历史使命，为毕节模式奠定了基础。
统计数据显示：自1988年以来毕节地区经济总量翻了5番，增长32.7倍，地方财政收入名列贵州省前茅，实现综合经济实力从全省排名末位到稳居第三的飞跃。
贫困人口从312万人减少到31.84万人，森林覆盖率从14.9%上升到40.03%，土壤侵蚀量减少一半，在石漠化地区建起生态文明示范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5‰下降到6.55‰。
毕节市正从一个基础薄弱的地区向发展较快、综合实力迅速上升的地区转变，从一个贫困人口多、农业比重大的传统农业大区向城乡统筹、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地区转变，从一个石漠化和水土流失现象十分严重的地区向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地区转变。
而"毕节模式"，只不过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呈现给记者诸多先进典型案例中的一个。
在2014年10月17日--中国首个"扶贫日"上，总结交流社会扶贫的经验，表彰社会扶贫先进集体与个人，将成为一项重要活动内容。
中国首个"扶贫日"破冰
2014年8月1日，《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扶贫日"的批复》明确，自2014年起，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
"设立扶贫日，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扶贫开发的高度重视，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格外关心，显示出我国政府向贫困宣战、不让贫困代代相传的坚定决心。"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这样说道。
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实施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贫困状况依然十分严峻。"一是贫困人口多，按照我国政府标准还有8249万人，参考国际标准还有2亿多。二是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不仅收入水平低，而且面临着吃水难、行路难、用电难、上学难、就医难、贷款难等诸多问题。三是解决问题难度大，贫困人口集中分布在生产生活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发、基础设施缺乏的连片特困地区，这些问题，是我们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必须进一步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力量，打一场扶贫攻坚战。"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扶贫开发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农村工作时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他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凝聚全党全社会力量，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在十八届二中全会上，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不能如期实现，很大程度上要看扶贫攻坚工作做得怎么样。要广泛组织和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扶贫济困，确保如期实现扶贫开发"两不愁、三保障"的奋斗目标"。
从实际情况看，各地、各方面对设立扶贫济困日已具有广泛共识，普遍希望能够尽快设立。广东率先设立了"扶贫济困日"，并取得了成功。内蒙古、浙江、福建、湖北、四川、重庆、贵州等省市先后提出了设立全国扶贫济困日的要求，今年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分别提出了6份设立"全国扶贫济困日"的提案和建议，许多专家学者也为此呼吁。
据刘永富介绍，在多方征求有关专家学者和各地意见基础上，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一致同意，向国务院申请设立全国扶贫济困日。"我国将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主要考虑是：一是国际消除贫困日和全国扶贫日主题相同，设在同一天，便于国际、国内同步开展活动，主题更突出，更有利于展示我国的扶贫成就，有利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彰显中国国际形象，提升软实力；二是我国设立的活动日与世界有关活动日的日期一致有先例可循。如中国水周（3月22日-28日）与世界水日（3月22日）。"
之所以采取"扶贫日"这个名称，也是综合采纳了各省和有关部门及专家的意见。一是扶贫是我国传统词汇，通俗易懂，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二是主题突出，指向明确，是社会普遍关注的发展差距、贫富差距问题，易于同慈善相区分，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三是能体现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文化内涵。
凝聚各方参与扶贫的能量
据刘永富介绍，这些年社会扶贫已经初步形成了三个方面的基本框架：
一是定点扶贫。是指党政机关等单位定点帮扶一个贫困县。这项工作始于1986年。目前，参与中央层面定点扶贫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共310个，帮扶了全国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现了定点扶贫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全覆盖。
据统计，2013年，中央和国家机关等单位共向定点扶贫地区选派挂职扶贫干部451名，直接投入帮扶资金（含物资折款）20.82亿元，其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4.8亿元，占70.8%；用于产业开发1.93亿元，占9.3%；用于科教文卫事业2.35亿元，占11.3%。派员赴定点扶贫地区考察调研6162人次，帮助引进各类资金53.85亿元，培训各类人员11.6万人次，组织劳务输出7万人次，资助贫困学生6.45万人次。
二是东西扶贫协作。东西扶贫协作是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两个大局、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于1996年7月，安排部署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东部发达省市通过在西部贫困地区投入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帮助西部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确保贫困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目前，东部共有18个发达省市与西部10个省（区、市）（西藏、新疆南疆三地州作为一个贫困片区，整体享受重点扶持政策）建立扶贫协作关系，共涉及29个省（区、市），基本形成了政府援助、企业合作、社会帮扶和人才支持为主要内容的工作体系。
三是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扶贫。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扶贫是扶贫开发工作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各地驻军都是当地同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紧紧围绕国家扶贫开发总体规划部署，按照就地就近、量力而行，发挥优势、有所作为，突出重点、务求实效的原则，充分发挥组织严密、突击力强和人才、科技、装备等优势，把地方所需、群众所盼与部队所能结合起来。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定点帮扶63个贫困县（其中，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40个）、547个贫困乡、2856个贫困村。主要开展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支持贫困地区农村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捐资助学、科技扶贫、医疗卫生扶贫、抗震救灾送温暖等活动。
在刘永富看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有能力、有意愿参与扶贫的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越来越多，需要通过一个平台，激发社会扶贫的巨大潜力，凝聚各方面参与扶贫事业的能量，让想扶贫的能扶得着，想捐赠的能捐得上。"设立扶贫日的主要目的就是引导社会各界关注贫困问题，关爱贫困人口，关心扶贫工作。"
日益庞大的民企群体已是扶贫重要力量
令人瞩目的是，目前，民营企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已经成为扶贫开发的一支重要生力军，各地的光彩事业在扶贫开发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刘永富强调，下一步社会扶贫要大力倡导民营企业扶贫。"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发展非常迅速：对GDP的贡献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超过50%。近些年来，许多民营企业以不同形式进入扶贫开发领域，有的已经取得可喜成效。民营企业在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等方面优势明显，潜力很大。要进一步鼓励他们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充分激发市场活力，通过资源开发、产业培育、市场开拓、村企共建等多种形式到贫困地区投资兴业、培训技能、吸纳就业、捐资助贫，参与扶贫开发，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
而事实彰显，大额捐赠正逐步成为民企捐赠常态，据全国工商联的统计显示，2008年，参与捐赠企业数量占当年调研企业的41.3%，2012年跃增至73.2%。据《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的统计数据，2008年至2012年，民营企业累计慈善捐赠达到1389亿元。
此外，成立非公募基金会已成为民企和企业家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新趋势。在工商联历年参与社会责任调查的民企中，2010年，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的企业有100个；2012年，发展至392个；在2012年关于"是否在未来两年有意向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717家民企表示正在规划和筹备成立自己的非公募基金会。
刘永富指出：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基本条件。但是，我国的社会扶贫工作仍然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一是社会资源投入到扶贫事业中的总量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民众财富水平还不相匹配；二是捐赠来源结构凸显出社会参与的广泛度低。我国捐赠总额中80%以上是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捐赠，个人捐赠不到20%，而美国捐赠总额中75%来自个人捐赠；三是缺少具有公信力的服务机构和服务平台。存在想扶贫的扶不着，想捐赠的捐不上的现象。同时，各类非公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志愿者自主开展扶贫爱心帮扶的事实大量存在，政府却不能全面跟踪把握，难以监督指导。
他最后还强调，扶贫日活动从一开始就要加强制度建设，确保健康持续发展。将制定相关管理办法，从募集办法、资金使用、管理监督、公开公告、实施情况和效果评估等方面做出规定，确保募集资金用到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最急需的项目上，确保资金管理渠道畅通、运行安全、使用便捷，经得起审计检查、经得起社会监督、经得起群众查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