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的NGO，就是依仗着许许多多的“白求恩”式的国际友人的参与、帮助而发展起来的。
这些老外们，从不同的国家，由于不同的理由，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他们也许不容易跨越传统的藩篱，但他们心中却充满了对中国的爱。他们为中国公益身体力行，建言献策，他们谈论中国公益像在谈论自己的家事。
他们归去来兮，是公益在东西方融合道路上的观察者、见证者、行动者。
菲利普•努贝尔(Philippe Noubel)
捷克人，曾在捷克从事媒体工作。现任国际传播促进中心中国区负责人
国际传播促进中心的菲利普•努贝尔(Philippe Noubel)，2006年来到中国，可以说一路陪伴着中国公益的成长期走来，目睹和体会着公益在中国的变迁。关于中国公益这5年，菲利普自有一番感触。
5年间的未改善
首先是公众对于公益的态度，现在我们在中国做公益，仍然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当我们说起公益，公益圈以外的人们常常不能理解公益能够起到的作用、它从哪儿来，以及它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有时，我们需要为它更健康地发展作出努力。
同时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公益组织的合法注册也是一个问题。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商议为NGO的注册建立法律条文。我来中国已经8年了，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看到实质性改变。我觉得，如果公益能够更透明，并且我们能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合法的支持，将会对公益行业的健康发展大有帮助。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需要不同类型的公益组织，我们需要非常大型的NGO，同时也需要相对小型的。
对中国而言，有些组织可能会有五百或上千人，而有些则可能仅有三五人，但它们需要被平等地对待。要做到平等，就需要有清晰有效的规范去告知，应该如何注册、如何筹款、有何种限制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去制定规范，使这个行业更健康地发展。我来中国8年，期间，官方曾有无数次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可我们始终没有看到任何完整的解决方案，这也许就是问题所在。
另外一个变化不大的方面是财政。现在对中国大部分公益组织来说，筹款是一个较为严峻的挑战。在透明化方面，近年来已经改善了一些，不过依然有一些NGO，他们有好的想法、好的人力资源，他们想去做一些项目，然而，通常他们最喜欢的是资金。过去，我们的资金来源是来自许多种渠道，其中包括来自海外的。现在，这些情况正在发生一些变化，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很多时候人们已经对海外资金不那么在乎，而更喜欢在国内筹集资金。
5年的变化
谈到中国公益近5年所发生的改变，我觉得无可非议是CSR(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的普及，以及新技术、新媒体的影响力。
8年前，当我初到中国时，人们很少会谈论CSR；然而现在，这一概念显然已经变得非常重要，不管在商业界还是公益领域，总被人们频繁地提及。当今的许多企业，不论是中国本土企业还是驻华外资企业，它们都非常希望得到公益领域的支持，但这一概念尚处于相当稚嫩的阶段，我们都需要去学习，因为在以CSR为基础的实践中有更好的工作方法。我鼓励全球性企业、外资企业和中国企业各自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应该是一个合作关系。当企业和NGO之间发生合作时，企业除了购买服务，同时可以向NGO学习，通常NGO在公益领域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和专业意见，而企业具备资金方面的能力，因此公益组织和企业有机会形成一个平等的对话与合作关系。
另一方面，这5年中，中国在电信技术等新兴科技领域发展迅速，手机在中国已普及为全民化，社交媒体也已开启了中国的自媒体时代，这也正是公益行业应该从社交媒体和电子化平台学习和借鉴的时候。我们鼓励人们去关注手机，关注互联网，并去思考信息和数据，因为当今世界的一切都需要大数据。这是时代所带来的改变。
在来到中国以前，我也曾从事媒体和为国际组织工作，说起公益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的差别，我认为最主要的不同是政府角色。相比于我曾工作过的中亚地区国家，中国政府是高效的。在中亚一些国家，政府所起的作用非常微弱，几乎是一个瘫痪的政权，那样的政府仅拥有极小的权力、极少的资金，并且通常无法提供基础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而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政府关系的密不可分，也较大地影响着我们的公益工作。在公益也许更独立的其他国家，它们更少地依靠政府，同时受到的控制也相对较少，也较少地得到政府资助。因此，站在公益角度，对政府的期望，在中国和在别的国家是不同的。
此外，世界上有许多发展中国家，我们已经很难去界定中国到底是一个发达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许我们可以说有两个层面的中国，一部分中国已经相当发达和富有，拥有其他任何发达国家所具备的一切；然而在中国的西部和南部部分地区，依然有些落后，存在着相当一部分贫穷的人。
所以，和别国的比较还需要取决于你在中国的哪个地区工作。现在我们的工作是和媒体和大城市的NGO打交道，工作中接触到的人都具备良好素养，但如果我为中国落后地区的教育工作，也许就会类似于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总体来说，我认为政府的参与程度是公益在中国和在别国的主要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