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下有人家换了保姆，她都得跟保姆聊聊……马上上报，对流动人口进行核销。”《北京晚报》7月22日报道《北京昌平1200名楼门长摸排流动人口》中这样刻画“楼长大妈”郭阿姨：“眼尖、敏感、人脸识别能力强”。
昌平区有常住人口188万，其中外来人口超过100万，比例达53%，是北京市唯一的“外来人口比例倒挂区”。该报道说，近日昌平区立下人口调控“军令状”，到今年年年末压减常住外来人口5万人，到2015年压减12%。于是便有了“摸排流动人口”的现代“地下工作”——“昌平区天通苑北街道9个社区，1200多名楼门长和300多名物业房管员成了对流动人口摸排工作的监督主力”。
“外来人口过剩”：劳动贡献的变相否定
据统计，2010年时北京的家政工总人数就已经超过40 万，并且以外省农村进城务工的女性为主。
在这40万人的背后，是40万个得到了帮助的家庭。在公共服务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家政工是很多家庭的“刚需”。没有她们，传统家庭格局转变之下盈余出的家务劳动将面临巨大难题，老人、儿童和病患的照料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就目前两千多万北京常住人口的情况来看，相信家政工不是过剩，而是远远不足的。
虽然市场巨大，北京本地人却很少涉足这一行业。调查显示，2002 年京籍家政从业人员仅占全部家政服务人员的0. 8%，之后几年，此数字有所上升，但也停滞在10% 左右。女性在性别分工上长期遭到不平等对待，家庭劳动的价值被漠视和贬低，从带有歧视性意味的称呼“保姆”到现在略显职业化的“家政工”，这从来都是不值得从事的“伺候人”的边缘工作。并且，家政工作为非正规就业人群的一大组成部分，缺乏医疗、养老、意外等各种社会保障，遭受权利侵害无处申诉，更是难以成为本地人的长期职业选择。
同样，北京市其他非正规及低收入职业的从业者，也以外来者为主。从餐厅服务员，到建筑工人，都对城市的建设和运作必不可少。虽然他们的贡献经常被视而不见，但其实人们一直不缺乏认识到它们的机会：每年春节假期，外来务工人员大批回乡，北京城重回安静，很多提供了市民基础服务的餐厅、旅店、超市纷纷关门大吉，本地居民瞬间体会到了极度不便的生活状态。
北京城市的现代化，和北京本地居民安逸稳定的生活质量，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家政工和其他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的廉价服务之上。而他们的服务之所以廉价，是因为他们作为自己的国土上的“二等公民”，可以接受低工资、低劳动条件、低保障。这些人在不公平的户籍制度之下，仍然顽强地以劳动求温饱，一日不劳动一日不得食。给这些人打上“过剩”的标签，做粗暴的量化调控，是对他们劳动贡献的否认，是公然的歧视，而且也不可行：试想，外来者被驱出京后空出的岗位，会有足够的本地人愿意接手吗？这么多脏活累活，谁来干？城市生活，需要外地人。
“委以重任”：地域歧视下的女性斗争
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发布，其中“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的说法引起关注，但同时仍然坚持把户籍当作“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工具。
真正在实地执行着“控制”任务的，每天负责监视外来人口变动的“楼门长”们，都属于“志愿服务”，可想而知，多由退休空闲在家的本地居民，尤其是女性组成。而这项“任务”，不仅仅是对她们日常生活的充实，也重新树立了她们作为本地人的骄傲。在监视和汇报的工作中，“大妈”们得到政府的肯定，身为本地人的优越感也同时被强化满足了。
但这种优越感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原文中也提到，“调查发现，在昌平区，接近9成的流动人口是来劳动工作的，常住一年以上的超过一半，这说明大量的流动人口具有持续的经济来源，能够较好地维持在本地的生活。”相较之下， “大妈”们大部分已经退休或原本就闲散在家，虽然拿的是北京户口，但如果没有了那张镀金的户口本，恐怕就沦为了最不受人重视和肯定的那一群人。被分派任务，对于她们来说就是被给予了真实的“存在感”，但实际上充满了圈套。
《北京晚报》报道中介绍说，“大妈”的监视，往往是通过“关心式的”聊天展开的，报道中称这种“对楼道里的蛛丝马迹特别敏感”的特质为“巧劲儿”。外来家政工疏远了原生家庭和关系网络，缺乏人际支持，往往视工作场合之外的人际沟通为很大的心理舒缓和情感支持。而社区中的“大妈”们往往也是如此，虽然有本地人的天然优势，但也有着相对较大的价值、情感需求。双方都是年龄和性别的双重弱势人群，然而因为一方“任务”在身，却变成了敌人。
被加在“大妈”们身上“淳朴”、“随和”、“热情”的社会性别气质此时得到了最大化的动员和利用。然而真相却是，在监视外来人口的过程中，这种利用了她们“美好”气质的做法其实是别有用心的。“大妈”们看似善意关心，实际上却不再淳朴，反倒在地域优越感的合法化外衣下参与进了性别内部争斗，可悲地变成了同国家合谋的人。需要被看到的是，在这个性别资源分配和评价标准都极大不公的社会里，类似“职场女性看不起家庭主妇”的斗争形式在“大妈”监视外来家政工的情境中上演了，而其内在不堪一击的逻辑却正在被忽视。
通过把更大的、地域之间的冲突和城市治理困境转嫁为女性内部、弱势者内部的矛盾，是在很多问题上都可以被识别的惯用伎俩。而在北京市昌平区“年末压减5万外来人口”的可笑目标背后，比起楼长“大妈”，外来家政工以及其他面临被驱赶命运的人们，很显然还有一个更大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