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洋，1998年在位于珠江三角洲的番禺创办了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要是为外来打工者提供法律援助。因为象工伤、拖欠工资这样的事件在这个地区屡见不鲜，但是对那些外来的工人来讲，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无疑是陌生的。作为一个法律专业的毕业生，曾飞洋也有在政府的法律部门工作的经历，但是，他还是想用更直接的方式来实现他为这个人群提供法律服务的愿望。
除了法律援助之外，服务部的工作范围也有所扩大，其中包括给工人培训。目前，每个星期都在中心举办关于工人权利问题的会议和讨论。同样的活动也会在一些工厂开展，因为工作的原因，很多工人没有时间直接到本服务部来。
与此同时，服务部的工作将处理工伤案件和支持受伤工人结合起来，另外，也出版一些书籍、小册子和一份定期的月刊。
截至2002年1月，服务部已经处理了540例这类个人案件，其中大部分为工伤索赔，其他一些为索要拖欠工资或无理遣散，胜诉率超过了90%。据曾飞洋所说，大多数案件的发生都是因为企业的管理者无视相关的劳动法律和法规。
这些法律服务是完全免费的，而并不象其他一些律师那样收取诉讼费或按照赔偿金的比例收费。
由于番禺有很多中小型的私人企业，大部分案件中违法的常常是这些企业主。曾说，一些工厂还在使用30年代的设备。这些工人大多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最常抱怨的是低工资和无休止的加班。
服务部正在寻求尽可能的扩大自身的服务领域，作为工作的重点，他们从2001年2月开始穿越珠江三角洲，在医院的门诊部拜访工伤工人。一年以来，他们已经拜访了3000多名工人，并保留了超过400个个人案件，当然，大部分的事例并没有出现在官方的统计数据中。
曾飞洋随意地抽出一个文件并指出这样的事情是服务部经常遇到的问题。他说这是一名在顺德工作的工人，在工作意外中失去了手指，工厂不仅不愿意支付他就医期间的工资，也不支付他的医疗费用，服务部为他提供法律和信息的支持。曾说，他们就用这样的办法（去医院的门诊部）不断地给予这些工人以实际的支持，目前以超过千人。同时，他们也提供电话帮助。
服务部出版一份名为《工友》的月刊，其中包括新闻、法律和权益的信息及工人的投稿。这本免费发放的杂志，经常被热情的读者索要一空，很多工人都在工厂和宿舍相互传阅。
去年，服务部还出版了《我是打工族》的选集，讲述那些在这个繁华的珠江三角洲打工的男男女女的故事。
这些事情都是在资金极其短缺的情况下进行和完成的，曾飞洋提到了财务的压力，电话帐单、印刷费用常常使服务部的工作捉襟见肘。
除3名全职的工作人员之外，志愿者也作出了大量的工作，很多从服务部获取信息和帮助的人，也回来帮忙。曾说，大概有20多人经常来这里工作。
目前，这个服务部是在工商局注册的私人企业（营业执照挂在墙上），依法纳税。但是，曾想将它注册为一个非盈利的组织，可是，没有一个主管单位。曾正在想方设法改变这种状况，当地的工会和妇联也十分热情，服务部也经常参加由这些机构组织的提高法律意识的活动。
对于将来，曾想出版一套从不同角度看待工人权利问题的书，目前计划是三本。一本是从法律的角度，包括个案并加上律师和专家的意见。第二本是以工人自己的角度来看同样的问题。第三本就是那些胜诉并得到赔偿的工人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
曾飞洋认为这套书不是学术的研究，是作为发动群众的工具和为那些工人和律师提供经验的资料。这套书计划从今年3月份开始，并预计在2003年筹备一个有关外来打工人口权益的会议，并举办新书的发布会。
目前主要的困境是资金，虽然一个香港的机构目前每个月提供2万元的资助，但是也只是杯水车薪，办公室条件非常简陋，墙上贴着一些有关服务部的报导。而且，办公设备也很简单，打字机、传真、电脑都没有。
另外一个将来的计划，就是培训员工和志愿者――曾希望将这些法律的知识共享，并且使服务部的工作尽可能的专业化。
3月21—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民工流动：现状、趋势和对策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国务院体改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清华大学等单位从事社会政策和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们分别就民工回流、广州“城中村”现象、人口流动和性别意识、城乡二元分割的新格局、城市边缘群体教育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并提出了政策建议。研讨会的资助方，爱德基金会秘书长助理张利伟介绍说，先于国家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在90年代开始的10年中，爱德基金会的工作重点就已从原先的华东各大城市转向中国的西部，关注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弱势群体的需要。爱德基金会试图通过资助贴近现实的学术研究活动，探讨服务弱势群体的有效方式，为下一步具体的项目实施做好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