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生孩子多养猪”的口号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已无从可考，在广大农村至今仍处处可见。十六年前，也就是1998年，家乡的几户农民，去外地以每头数千元的价格买了十几头良种母猪，以发展规模化的养殖。几个月后，母猪生出了间夹着白花、黑花的小猪仔时，农民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当时农民的第一反应就是找法院打官司。官司的细节如何，我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最后农民没有赢。
这当中损失最大的是我的父亲。多少年后，我还从父亲的记事本里翻出了当年律师的名片和父亲写的起诉书，字体俊秀。差不多同时，我的一位叔叔，参与了一场斗殴。斗殴的结果，对方有人死亡。后来，家里人各方寻找在法院的关系。我听家里人说，法院的某某有“船”，出门都带着枪。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理解，有“船”跟能带着枪有什么关系，又跟能不能帮叔叔的官司有什么关系，渐渐长大，我才明白过来，在家乡的方言里，“船”和“权”同音。
就在这两件事儿发生的前一年，十五大召开。十五大的政治报告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不久后，“依法治国”被写进宪法，从党的政治目标成为国家的政治目标。不过当时，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现在只能从模糊的记忆中去寻找当时中国社会法治状况的痕迹。
农民在权益受到侵害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法律，希望用法律的途径维护自己受损的权益，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幕。可官司打输之后，他们便不再相信法律，转而寻求媒体的帮助，因为他们坚信被告用金钱贿赂了法官。他们想尽办法联系焦点访谈，可惜那时在当地，焦点访谈的电话是打不通的。当然，就算打通了，焦点访谈肯定也顾不上。
作为央视第一个舆论监督栏目，焦点访谈在1998年正处于黄金岁月。1998年，履新不久的朱镕基总理专程来到央视，与焦点访谈的编辑记者座谈，为栏目组写下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赠言。
焦点访谈的门前经常“排”着两个长队，一个是向节目组反映情况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另一个是向节目组公关的各地干部。现在的焦点访谈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央视也被民间戏称“央视最高法院”。如果焦点访谈的没落，是因为法治的进步，我们应该欣慰，应该为身处的时代点赞、叫好。遗憾的是，并非如此，其中有媒介形态变革的原因，也与其自身角色的转换有关系。
焦点访谈风光不再，“媒治”却依然是很多人最后的选择。从当年在焦点访谈门口排队反映情况的各地群众，到以自残、自杀等各种极端方式吸引媒体关注的维权者们，再到去报社门口喝药的访民，无不反映了民众在权利难以伸张时的路径选择。在常态下，法治应该是守护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寻求法律无法得到公正的结果，然后选择媒体，从依靠法治转向依靠“媒治”，成为一个既无奈又普通不过的选择。媒体在转型期的中国承载了它无法承担的职能，何其幸又何其不幸。
寻求“媒治”之外是“信访不信法”。在维稳框架内，信访确实是获得正义的一种方式，但是包括当事人在内的整个社会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唐慧赢了，也许她永远都不会有真正的胜利感，但是法治赢没赢还是一个悬着的问号。唐慧之外，是更多的顽强坚持甚至近乎执拗的访民。前不久，我在长沙火车站见到一个进京上访的妇女，上访的原因让我惊讶，她跟着丈夫辛苦打拼十多年，丈夫在发家之后将她遗弃。法院的判决让她一无所有，所以她决心上访以寻求公正。她向我哭诉自己的经历，我很艰难才听懂她的方言。几分钟后，三个乡镇干部站在她面前，劝她回去，并承诺会帮她解决生活的难题。我内心像猫抓一样想告诉她，上访不可能解决她的问题，但我又硬把话咽了回去，让一个不幸者失去最后的希望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啊！当开始检票上车时，上访的妇女要起身，三个干部马上丢掉了温情。在拥挤的人潮中，我听到的是她撕裂的哭喊声。
法治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对于民众来说，法无禁止即为许可，而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即为禁止”、“法治是人人平等和消除特权”、“在法庭宣判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落实疑罪从无”、“让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等等。而最简单的理解莫过于：“法治，是法律的统治，而不是人的统治。”哈耶克说，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法律在无预设对象的前提下，为社会的每一个机体制定了行为准则，从这个意义讲，法治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无处不在。
把希望寄托于“媒治”或者信访的人们，并不是不愿意服从法律，而是他们认为金钱与权力在左右法律，他们最终服从的是权势而不是公义。对法律的不信任必然源于法律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让民众相信法律，让媒体卸下悲情的重任，让信访走入历史，必须重建对法律的信任，让法律成为捍卫尊严与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
我的一位朋友在地方法院克己奉公、兢兢业业，不到一年多的时间就收到了群众送来的两面锦旗，他说：“男法官永远冲锋在第一线，风雨蚕食了他们的容颜，更明亮了他们的脑门，一份判决书，三千烦恼丝。法院是一个出伟人的地方，也是一个出伟人头的地方。”我告诉他，如果法律人明亮的脑门能够照亮中国的法治进程，我会像在北京期待蓝天一样期待他的“伟人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