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画报：社会企业究竟是什么？
大卫·柏恩斯坦：我尝试用一句话来描述社会企业：一个人发现了一个社会问题，他觉得自己可以解决，于是他走出门去，聚集一群人，用企业运作的办法，动手解决这个问题。 举一个我刚在《纽约时报》上写过的故事为例。Leila Janah是一个27岁的金融顾问，她发现在非洲的偏远地区，许多年轻人中学毕业之后，根本没有工作机会。于是她创办了Samasource，一个“分包微小数据工作”的社会企业，它就像一个虚拟装配的生产线，帮Facebook、Google地图等网站更新微小数据，这个公司现在横跨海地、印度、肯尼亚、巴基斯坦和乌干达，已经有1600名员工了，他们中的不少生活在难民营里，现在只要一根网线一台电脑，就有了一份利润可观的工作。 社会企业与重新分配财富无关，它的重点不在于“让有钱人更有钱”，而在于“让面临某种问题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城市画报：你在2004年写成《如何改变世界》，被称为“社会企业界的圣经”。据说当时你搜集案例时非常苦难，只能借助阿育王（Ashoka）的人脉资源。7年过去，情况发生了什么改变？
大卫·柏恩斯坦：已经彻底改变了，社会企业在全球在发生爆破式增长。这本书被翻译成21种语言，阿拉伯语、土耳其语、中文等等。我看到许多大学开始开设社会企业专业课，记者里出现专门撰写“解决方案新闻”的群体，重量级报纸杂志的商业版里出现了社会企业专栏，最显著的变化出现在年轻人里。我常在高校演讲，发现美国、巴西、印度和孟加拉的大部分高校出现了“社会企业俱乐部”，其中一些更成了校内成员最多的学生社团。比如哈佛大学曾经开过一次“社会企业论坛”，来了1400个学生，比讨论巴菲特秘诀的会议来的人多多了。我看到斯坦福、杜克等等顶尖高校的年轻人痴迷于社会企业，为什么这些年轻人在关注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一个决断性的变化。 我的一位朋友，有幸面对面向苏联解体的前总统戈尔巴乔夫提出以下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的答案是：Beatles。我的理解是，Beatles传染了一个关于改变自己人生的意念给年轻人。这就是今天的社会企业正在做的事。
城市画报：可否理解为，社会企业是21世纪的一场革命？
大卫·柏恩斯坦：我更愿意把它称为“内在革命”，人们不是被鼓励走上大街游行，振臂高呼，十万青年热血抗议，不是那种古老形式的革命。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安静地坐在屋子里与朋友们聊天，说：嘿，让我们这么干。这是一种志愿的、自愿的革命。20年前年轻人可能创办一个普通的企业直接做生意，或者他可以成为一个纯社工。但现在年轻人有了一条清晰的中间道路——直接创办社会企业，不必曲线救国，这就是最动人的地方。 社会化媒体的兴起，让所有信息的传播变得极为便利。从前，我们是这样被教育：“你现在要努力学习，这样才会拥有一个美妙未来。”但社会企业告诉你：现在就做，这就开始改变世界，不必等到明天！在美国有一个叫Youth Venture的机构，专门为13岁到17岁的少年社会企业家服务。看着网页上的故事，我真希望自己能在15岁的时候能经历这一切。与改变世界比起来，坐在教室里跟一个数学公式死磕太闷了！
城市画报：你采访过近千位社会企业家，你认为成为一名社会企业家的动力是什么？
大卫·柏恩斯坦：这是他们能找到的最有满足感的事情。我在内华达机场看到过一个巨大的广告牌：“改变人生，从改变你的电视开始。”这是商业公司的承诺，也就是说买一台新电视，能让你感觉更好。做社会企业回应了人们作为一个人的最深层次的东西——存在感。除了将他掌握的技术和能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社会企业面临的是更困难的事情——解决那些前人放弃的、看不见的、解决不了的问题。 人生有时候是一场有趣的冒险，我很喜欢马克·吐温的一句话：“我的生活充满了苦难，但它们里的大多数从未真正发生过。” 就像做许多事一样，社会企业家会问自己两个问题：你愿意牺牲什么以达成目标？又有些什么是绝对不能妥协的？
城市画报：很多年轻人会问，什么才是创办一个社会企业的“最佳时机”？
大卫·柏恩斯坦：这个世界存在太多的“不应该”，但每天抱怨非正义的现实可不是件现实的事儿。如果你真的想改变一个现状，找到世界范围内——哪怕是在你的城市里——已经在做类似事情的10个人，发Email、主动约他们吃午饭、成为他们组织的志愿者，学到你需要学的一切。你可以极快地开始，不必等到你毕业或者赚够了钱，在Google Map上标出它们，找到网站，发现大量有用的信息。重要的是，找到你真正的老师——真正的老师不一定在你学校，不一定必须是你的父母，是真正能指引你往渴望做的事情上走的人。 大多数创办社会企业的人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问过许多社会企业家一个同样的问题：你的5个创新点是什么？我发现几乎每个人都能把他所在领域的全貌清晰勾勒出来，懂得这个问题的历史、现状和机会，他们中的许多人习惯至少跟40个领域相关人士进行深度对话。 在阿根廷，有一个名叫“无界限广告”（Advertise Without Borders）的社会企业。这种社会企业做的事情就像在收集超人（Superman）——他们打开大斗篷，露出隐藏的超人标志——他们发现超级棒的插画师、设计师和市场顾问，这些人也许每天花大量时间在推广肥皂、香水和汽车，但他们愿意分出时间来推广更有意义的东西，帮社会企业做出很酷很有趣的广告和品牌系统。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最擅长的技巧用在社会企业上。
城市画报：让我们来谈谈社会企业引发的蝴蝶效应吧。首先，政府的角色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大卫·柏恩斯坦：政府依然很必要，但社会企业正在深刻改变政府的工作方式。历史上的政府是以这样一种形象出现：我们代表社会，我们有税收，我们有许多钱，我们设立了一些部门来分头管理这个社会。但有些部门运转得实在比较虚弱。比如在美国，当你要考取一张驾照，或接受同类的社会服务，公职人员不会对你很友善，你需要等候超长时间，诸如此类。 对政府来说，把每一项职能发挥到最优最顺利，是件极困难的事。但政府可以发现一些社会企业，比如，某个人因为自己有过残障亲属，决心要建立全国最棒的解决残障人员就业问题的社会企业。这时候，政府便会动用公共资源去支持这个社企，政府的角色就像是社企的投资人——他们投入资源，让社会企业在更大范围里得到推广、顺利长大；而社企则帮助政府明确自己的角色，明白谁比自己在某些点上更擅长发力。 这个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奥巴马政府在美国设立了“社会创新基金”，其中一个项目是Challenge.gov网站，类似一个资源集散地，政府部门在上面公布消息：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解决，谁有最好的办法？政府在从公民里得到点子，通过竞赛筛选最合适的社企。
城市画报：传统企业的变化呢？
大卫·柏恩斯坦：世界上大约有40亿人没有充分享受商业世界的服务，他们被称为“金字塔的底层”。这些人仍然需要服务，更健康的水、更好的教育、更可靠的健康措施等等。从历史上来看，传统的商业企业无法抵达，甚至无法看见这些人群。现在的状况是：传统企业有产品、有服务，社企则有渠道、精通市场。 孟加拉的Grameen电话公司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借助Grameen银行——创立小额贷款的先锋社企的力量，后者已经在孟加拉的68000个村子里推行小额贷款，这是一片已经铺好的渠道，Grameen电话公司用比政府推广快得多的办法迅速在全国铺开了电话网络。在印度，有个有趣的社会企业叫Vision Spring，他们的商业模式是用1美元的价格出售最普通的眼镜，这个普通的生意却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让一个年轻人在20年内保持视力不再下降。创办者是我的一个朋友，眼科医生出身，他发现全世界有7亿人需要眼镜，但却很少人去供应眼镜。 像这样的商业盲区还有许许多多。在未来，商业部门和社会部门将有更深刻的合作。对于精通商业的人们来说，他们面前摆着一个可待挖掘的、无穷无尽的市场。
城市画报：下一步呢，社会企业将会引发我们这个时代的哪些变化？
大卫·柏恩斯坦：我觉得有三件至关重要的事。 首先，新闻会改变。传统的记者认为，只要发现了一个问题并把它们公诸于众，他们的工作就完成了。我也曾经是一名记者，我每天走出家门，收集关于失业率仍然奇高的数据，放上报纸，就完事了。我们需要做的转变是：提供能让社会进行自我修复、不断换血的信息。要做到这个，记者必须提供两方面的信息：哪些东西被破坏了，还有，如何让它们好起来。现在的记者只讲了故事的前一半。世界上正在发生各种有关于解决的故事，但人们压根不知道它们，它们就像一段被藏起来的历史。我创立的Dowser.org网站，提倡一种叫“解决方案新闻”（Solution Journalism），这就像积极心理学，不能只看见黑暗面。 另外是金融系统。金融公司可以用10年到15年积累起大量资本，但他们不与社会企业家真正对话，社会变革正在产生可观利润，符合社会企业的全新金融体系急需建立。 第三件事是教育，现在看来，所有让孩子们吸收知识以便更好地应付考试，这个主意简直是疯了。我们的学术系统热衷于制造“具备某种功能的人”。我们要培养的社会企业家，是用昨天做过的事去主动改变明天的一群人。孩子们从小学开始就应该在各种社团和俱乐部里锻炼解决问题、改变现状的能力。从你5岁时就开始！到大学毕业时，也许你已经扎扎实实改变了这个世界的20个切片。这听起来很迷人，不是么？
（文章来源：《城市画报》2012年1月 总295/296期）
2014年新年
大卫·伯恩斯坦：足智多谋的人像海水一样多，但我们却没能发现
采访|刘素宏
人物X大卫·伯恩斯坦
人物：由你创建的报道解决问题方案的网站很有趣，你认为2013年最聪明或最有趣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
大卫·伯恩斯坦：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意识到，如今问题解决方案产生的方式完全不同于20世纪。今天，解决方案从社会上的很多地方涌现，由公民和公民团体创造。我们目前需要做的是，集中智识以一种权力下放的形式做事，并把相关信息反馈给主要部门——政府、大学、重要的私人研究机构。我们社会中足智多谋的人像海水一样多，但我们却没能发现。
人物：2013年最让你欢喜的场景。
大卫·伯恩斯坦：那次，我走进一家重要的美国新闻单位，游说他们去进行更多的“解决方案新闻”的报道，也就是关于如何解决社会问题的创造性方案的严肃报道。正如你所知，大多数新闻只报道问题，但不报道解决方案，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有鼓吹者的嫌疑。（但只要方法得当，这就是好新闻，而不是鼓吹宣导。） 我们向总编做完展示后，他说：“我非常赞同你的想法，我认为我们可以多做一些这样的报道，但我的记者会不愿意。”接下来，我们给一帮记者做了一个展示报告，事后，其中一个记者说：“我非常赞同你的想法，我认为我们可以多一些这样的报道，但我的编辑可能会不喜欢。”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有一个极具前景的好想法，但需要花时间去改变编辑部的文化生态。
人物：如果你是一个游说家，2013年你最想去游说谁，解决什么问题？
大卫·伯恩斯坦：我会试着去劝说美国国会领导人同意对碳征税。另外，我也会尝试游说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局，希望他们能够出台一项国家政策，对“有毒的压力”进行预防和管理——儿童遭遇重创时，这会对他的身体和大脑产生长期的恶性影响。而“童年阴影”，对孩子的健康和行为具有长期的影响。
人物：如果你有一个机会，可以在2014年的第一天跟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共进晚餐，你会选谁？
大卫·伯恩斯坦：比尔·盖茨。不是因为他非常富有，而是因为他为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寻找缜密的解决办法。我想知道他对减少全球疾病和伤残数量、改善教育、以及减少贫困和食物短缺问题的具体建议。我知道他已经在关注这些问题，非常务实和清醒。
人物：现在假设你拥有5亿元的创业资金，2014年你会投资什么项目？
大卫·伯恩斯坦：我会投资给我自己的组织——解决问题方案网站。这事关社会的进步。 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做更多的事。这种能力可以被用来做糟糕的事情，比如说恐怖主义、犯罪活动，也可以去做有建设性的事情，如社会创新。这取决于我们的社会机构（家庭、学校、媒体、政府）是否能识别并支持全球公民的新兴力量，而不是去抑制或镇压。 我想要生活的世界，是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能尽其才，并对这个社会有所贡献。没有什么比有意义、其乐融融的伙伴关系更能带给我满足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