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厂打工的27天
说起暑期社会实践，你会想到什么?去公司实习、到社区实践，还是去乡村支教?大学生们正在做的可能远不止于此。这个夏天，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在一个个小工厂里“实习”，在流水线上完成他们的“实践”。北京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卢晖临介绍，大学生暑期下厂实践源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关注农民工问题的高校老师发起的一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计划”，该计划旨在促进与新生代农民工同龄的大学生关心劳动阶层，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通过讲习、调研、实践和进厂打工等方式使大学生了解底层现状，洞察社会现实。在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的工厂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大学生们都有着怎样的经历和体验呢?在大学生的一篇篇文字记录中，我们看到，大学生们通过近距离体验农民工的生产生活，倾听、记录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生命历程，理解农民工在30多年改革中的所承受的发展阵痛，以及在当下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大学生自身肩负的使命。——编者
福永，一个美好的名字，蕴意幸福永远，那里的生活却没有名字这般美好。这是一个地处深圳西北部的小镇，和深圳的大多数小镇一样，城区之外就是大片大片的工业区。工厂区和住宅区交错排列。上班高峰时，步行的、骑车的人们穿着不同颜色，或是衬衫或是T恤的厂服，有时拿着包子馒头，行色匆匆，朝着不同的方向赶去。
福永的白天很安静，烧烤、麻辣烫、炒河粉、火锅、大排档，那些刺鼻的气味和刺耳重复的吆喝，在此刻都消失了，只留下一地的油污和恶臭，间或踩上翘起的地砖，沉积在地下的污水被弹起，恶心得让人只想赶快逃离。
这里没有书店，最常见的“杂志”就是妇科医院派发的“秋云妇科”。我宿舍的墙上贴了好多，反正也是不收钱的嘛。至于这些所谓的妇科医院，工友告诉我，那都是骗钱的，
单调的流水线
“刚开始，我用唱歌和思考驱赶无聊，直至觉得唱歌也无聊，最后就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像一个机器‘撕下—贴上’无限循环了。”
为了能够顺利进厂，我自称是技校毕业，已经工作一年了，想要体会真实的工人的生活和心态，也是想减少和同事之间的差距和隔阂。找工作还算比较顺利。因为我们是暑假中间去的，大多数工厂已经招满暑假工了，找了一上午只有一个电子厂大量招普工。也是因为这个厂不按劳动法结算工资，所以面试什么的也是相当简单，看过身份证之后就给安排工作了，第二天正式开始上班。
这家电子厂生产电视机、平板、视频机等，1000多人，规模算得上中等。有两栋6层的厂房和一栋宿舍楼。
我的工作是QC，即质量检测。前面十几天做着普通员工的活，给底膜贴双面胶。工作不算困难，拉长也从不催我。我开始特别认真地在贴，不往旁边看也不坐凳子。不一会儿，我就熟练了，动作越来越快，也做得越来越好。桌上一摞儿底膜贴完了，旁边的小妹给我又抬来一堆，笑眯眯地说，慢慢做，不急不急。我开始怨恨自己为什么要做得那么快，眼下的这些恐怕是做到下班也做不完了。工作是无聊的，无聊来自于一直重复着相同的动作，不需要动脑子，也没有丝毫的成就感。每天的工作都和昨天没什么两样，即使换一种机型，甚至调整一下工位，那难得的新鲜感也会立马被机械化的重复冲淡。刚开始，我用唱歌和思考驱赶无聊，直至觉得唱歌也无聊，最后就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完全像一个机器“撕下—贴上”无限循环了。
“高压”的车间
“我们失去了凳子，被迫站着工作，每天11小时，上厕所只能在中间休息的10分钟内。”
同事们，也不能说是“同事”，我常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孩子们”，则会互相开玩笑、打闹，大声地交谈，颇有班级的感觉。有几个坏孩子打打闹闹，跑前跑后，也有一些女生安静地趴在桌上做活儿，像是在完成一道题目，拉长则是我们的班主任———拉长进来后我们才会假模假样地做起活来。互相的玩笑是解乏的最佳方式，直到车间新来了一个主管———林主管。
林主管是绝对的高压管理，凡是一切有碍于产量和生产的都不被允许。先是为了纠正懒散的工作作风，我们失去了凳子，被迫站着工作，每天11个小时。之后离岗证也被没收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仅被允许在中间休息的10分钟内去厕所，其余时间不能去。再然后，请假也不被允许了。车间内外张贴了满满3页规章制度和罚款条例。
但管理越是严苛，工人们越是感觉压抑，就越是想要反抗。因为没有凳子，30多人的车间就有五六个老员工相继离职，既然没有反抗的能力，他们只能“用脚投票”。当然，这对于工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除了“辞快工”要被厂方扣半月底薪(900元)，他们还必须离开熟悉的环境，再次面对不确定和漫长的适应期。相对应的，我离职时，线上的工人已经基本换掉一拨，据说，线上的产量相对于上月下降2/3。管理者和工人的对立，无形中造成了一种低效率。
与臭虫同宿
“工友说，刚来时也被咬得很惨，后来臭虫熟悉了气味，就不咬了。”
刚进厂时就听室友说有臭虫，没过两天，我们身上都被咬得满是红包，胳膊上、腿上、背上，严重得身上没有一块好皮了，咬过的地方又红又痒。据一个工友说，他刚来时也被咬得很惨，后来臭虫熟悉了他的气味，也就不咬了。旁边的一个阿姨认同地说道，这是给你们的“见面礼”，让你们也知道生活不容易啊!
虽然话是这样说，但是这不能是我们“认命”的理由，毕竟宿舍的恶劣环境是厂方造成的———宿舍公共卫生极差，宿舍楼后面的污水沟常年散着臭味，床板是用了很久的木板，有些不是实木，是薄木片压制而成，为臭虫安家提供了好条件——而这些问题都是厂方可以且必须解决的。其实之前厂里也给所有宿舍喷过杀虫剂，不过只是形式化的，随便喷一点儿，解决不了问题。但只要每月认真喷一次，基本上是能解决的。
邻工位的大姐常常给我看她被咬的红包，她说宿舍里只有她一个被咬得很严重，她不敢也不知道找谁投诉。其实何止臭虫，宿舍的安全也是很大问题，大姐发工资后，自己留了600元，其余2000元全寄回家里，但没两天，那600元就在宿舍被偷了。大姐被盗之后的4天又有失窃，都发生在晚上。与宿舍松散的安全管理相反，宿舍罚款制度却是难得的严厉———没关电扇，罚款;随意调换房间，罚款;损坏公物，罚款……
工友们也是敢怒不敢言，或者觉得说了也没用，一个小小的员工凭什么能撼动一个庞大的公司的制度呢?于是很多人选择与老乡在外面租房，虽然会舒适一些，但是用在路上的时间，每月在住宿上的花销，甚至于找房子的劳累，都造成了或多或少的麻烦。
合法工资靠“斗争”
“大部分工友不敢提加班工资，因为厂里有规矩，他们不知道也不敢想的是厂规不能大于法律。”
我在工厂工作27天，进账3500元，这是大部分工友无法达到的水平。他们辛辛苦苦的工作一个月，不漏加一个班，顶多只有3000元出头。我是按劳动法结算工资的，而普通工友不是。当然，这是经过斗争才获得的。而对于大部分工友来说，他们不是不知道周末加班工资是20元/小时，但他们之所以忍受12元的时薪，是因为这是厂里的规矩。他们不知道也不敢想的是，厂规毕竟不能大于法律，既然劳动法保护我们工人，给我们双倍工资，那工厂就不能违反。
十七八岁的孩子对于工资是不敏感的，他们花钱随便，每月也基本攒不了几百元。但是那些需要养家，特别是男工，压力就更大一些，对工资也要求更高。我们车间的工资普遍是2700元左右，特殊岗位可能达到3000多元。
厂门前有一条步行街，说是如此，其实不过是摆地摊和烧烤的长街，一到晚上便乌烟瘴气，各处都是高音喇叭，或是推销或是放着俗气的音乐———嚣张地钻进你的耳朵，逃也逃不掉———哪里都是广告，哪里都想要你出钱消费，轻易地就把欲望变成了需要。工友常常感叹，一出去逛街就忍不住要花钱，还是不出去的好。
我们的努力
我们除了体验工厂生活，还试图做些努力，想要改善工人们的工作环境。通过张贴意见书，表达我们对宿舍环境的不满，引起了领导的重视，在我们离开之前，公司已经开始换床板，以及喷药。
辞工时，我们不仅不允许公司扣我们的钱，并且用法律据理力争，争取到了按劳动法结算工资。公司也贴出告示，下个月将实行劳动法结算。虽然过程很艰辛，但我们让工友看见，用法律是能够维护权益、解决问题的。
我们在辞工时，向上级领导提出返还凳子和撤销不合理罚款规定的要求，也在我们走后付诸实施。
在有法律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前提下，默默忍受或者无奈辞职不应该是工人仅有的选项。打破这份沉默与无奈，更好地保障劳动者权益，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企业的良心、工人的意识都需要被唤醒。
(文/晓宇 作者系华中农业大学学生)
沉闷工厂里的鲜活人生
在打工的这段日子里，我接触到了很多工友。他们有的已经打工多年，有的和我一样，只是打暑期工挣钱。工厂里的工人每天机械地完成着自己的工作，仿佛早已模糊了自我。但如果你和他们多接触，便会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有着鲜活的个性，也都有着不同的故事。
渴望自由和不挨骂的小敖
小敖是和我同时进的厂，贵州遵义人，今年21岁。他说自己全家都在广东打工。父亲在他幼年时便一直在广州，自己的一个姐姐在东莞搞销售，18岁弟弟也在广州打工，自己更是16岁便出来打工了。
刚进厂没多久，小敖就闹着要辞职，原因是他觉得负责的站长总是找他麻烦，还经常骂他。工友劝他，站长是“老大”，不管骂得对不对，只要骂得不是太过分，保持沉默就可以了，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但是小敖说，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里，这样的日子他已经受够了。
小敖告诉我，因为父亲很早就出门打工，所以他们姐弟三人从小就跟随母亲长大。偶尔打工回家的父亲很暴力，曾一脚把还在读小学的姐姐踢出了门外，性格懦弱的母亲也常常被打。小敖的大爷同样是个“暴力狂”，他家的孩子总是无法无天地欺负堂表兄弟姐妹。小敖有一次出手还击了堂兄，结果就遭到了大爷毒打。小敖说，那次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躲得快，说不定就没命了。小敖还说，这么多年来，待他最好的是爷爷奶奶。奶奶只打过他一次，还是因为他调皮在河里洗澡，奶奶怕他出危险。
因为16岁就出门打工，小敖走过了很多地方：广州、东莞、深圳、浙江……因为童年的经历，他总说要找一个自由一点的厂。“工厂还想自由，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所有的厂都是一样的。”很多工友都对小敖的“梦想”嗤之以鼻。
几天后，小敖告诉我，说他准备去工地上打工。“工地上虽然会累点，但是自由，不用挨骂。”
据工友们讲很多工厂都是这样，没有自由，经常被基层管理者无理地骂。但是工厂都是这样，我们就该忍受吗?
不知何处才是家的“眼镜”
“眼镜”是四川人，本姓唐，因带了一副眼镜，所以车间里的人都喊他“眼镜”。
“眼镜”出来打工已经好多年了，他说他出来打工的第一个月，只领到了1100元的工资。那时他的伯父病了，他和伯父感情很深，所以他把1000元钱寄回了家，自己只留下100元。周末工厂不管饭，“眼镜”因为脸皮薄，所以既不方便找亲戚拿钱，也不好意思向朋友借，于是便靠5元钱一碗的面条撑了一个月。
虽然自己经济条件不好，但“眼镜”是个厚道人，朋友有难总会慷慨相助。面对重病中的朋友，他把银行卡中的1000元全借给了朋友，还怕不够又拿出300元，自己仅剩300元。可是没想到，这个朋友最后只还了700元就再无踪迹。还有几次，借了钱的朋友谎称自己去了东莞，想赖掉欠款，结果被“眼镜”在广州遇上。“眼镜”说，自己当时对“友情”这东西简直是失望透顶。“把钱给了自己最信任的朋友，却被朋友把钱卷走。我突然发现，在大城市，比挣钱更难的其实还是交友。”
“眼镜”在这个厂里边已经干了大半年了，算是习惯了这里的生活，甚至是适应了被骂。我对他说，不能在这样的工厂里一直干下去的，这里太残酷，一直在这里对自己的青春太残忍。“眼镜”说，回家干什么呢?他曾经有15天的假期，在家待了7天就回广州了，在广州又玩了一周，他的人际圈子已经在广州。在这里几乎所有工友表示不会永远在广州待下去，还是要回家的。我也曾疑惑这里的新生代农民工和我从书本中接触到的特点不太符合。但当听了“眼镜”的故事后，我逐渐明白，他们之所以表示不愿留在广州，是因为这里的人情世故让他们难以接受;但是当他们选择回乡时，却发现家乡也已很难融入。
和妈妈一起打工的妮儿
即使工厂再怎么强调不要暑期工，还是会有暑期工混进来。即使工厂再怎么不想要暑期工，但是在缺少工人的情况下又不得不先用着暑期工。
妮儿，22岁，陕西人，西安工程大学2012级，一个大胆而又坚强的姑娘。妮儿家姐妹三人，姐姐刚大学毕业，妹妹马上读大二，而她的父母也是常年在广州的普通打工者。姐妹三人可以说是留守长大的，假期来广州找父母，平时在陕西读书。
妮儿说她以前就做过暑期工，因为当时要买电脑。但是她不能向父母要钱，父母养她们三人太不易，姐姐至今没有电脑，所以她要自己挣钱买电脑。同时，她说自己这样做也是在提醒妹妹，如果需要钱的话要自己努力去挣，不能再向父母要了。这次做暑期工，是因为她要考驾照。面对这样一个自强、自立的姑娘，虽然同为大学生，但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承认我不如她。
这次暑假来广州，妮儿和妈妈在同一张床上睡觉。但是妮儿告诉我，她好想妈妈，她好久没见妈妈了。因为妮儿上白班，而她的妈妈在另外一个厂上夜班，就这样，母女总是错过。
妮儿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孩子，她总怕被站长骂。有一次，她被站长骂哭了。我就劝她：你只是在这里干几天而已，干嘛那么在乎站长的态度，迟到了又怎样，做错了又怎样，为什么那么在意。可妮儿说：即使只干几天也想干好。
(文/园春 作者系河南农业大学学生)
打工日记
7月22日
流水线把人变成了机器，我在梦里梦见的都是流水线，犯迷糊把没有检查的机子放下去了，赶紧去追，醒来发现是梦，而下午上班的时间也快到了。
新的拉长今天算是第一天上班，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名字，总觉得不过是个没经验的小男孩。我换到了一个请假的工友的岗位，贴标签，每台机子要贴五样东西，下来的机子型号又不一致，搞得手忙脚乱的，从上午8点到晚上11点的上班时间都泡在汗水里，尽管风扇就对着我吹。
7月23日
一眨眼，来这都一个星期了，不知流水线上的人是否都这样感觉时间飞逝，就像不停向前的流水线。
连续两天每天都加班4小时，今晚走出车间的感受是脑袋空白疲倦，什么也没有。回到宿舍和一块来的同学聊了几句才找回精气神。
7月26日
拉长常说的一句话是“让你们加班是为了让你们赚钱”。可笑至极，且不说这句谎言的真实情形。我们赚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我们活着不是为了赚钱!我们要休息，我们要娱乐，我们要逛街，我们要散心，我们要的很多很多。
今天那个一直喊我老乡的男孩找我说话了，说他的工作很累。的确，那么多台电视机摞起来拉，虽有推车，但还是特别重的，一趟一趟不停歇。这个看起来绝对比我小的男孩，可能还不满18岁，每天承受着这样的十一二个小时工作。他说他的工作和我们QC一样每月有100元钱的补贴。100元能管什么用?看到一个和他一样拉货的小男孩，双腿全是被臭虫咬后挠的疤，触目惊心!这些男孩都瘦瘦的，脸色苍白。食堂除了米饭管饱，哪里照顾得到这些长时间强体力劳动又处在青春生长期的男孩子们啊?
我在测机时不小心碰掉了胶带和贴纸，这位“老乡”刚好拖着机子经过，便帮我捡了起来，我说谢谢，他回个“谢个屁啊”就拖着机子走了。
8月2日
今天拉上18个人，干了11个小时，据说只出了两百多台机子。主管大骂拉长。员工见状倒似乎很解气。拉长不好当。
而今天主管、拉长、员工之间的矛盾又让我看到工厂生活不止枯燥乏味的流水线那么简单，矛盾、冲突随时在酝酿、爆发。
8月5日
今天上午做QC，来了一款特别小的机子的时候，小妮过来教我、帮我，让我比较开心。
主管又要求我搬到“小黑屋”(厂里为了更好地测音质，给流水线量身定做的简易隔音屋)，下了强硬命令：不“进去”，就“下去”。我选择了“下去”，不做QC。很惨的是小妮搬进去了，搬进这个空气不流通、满屋塑胶味，除了流水线，狭隘的视野里只有白色墙壁的“小黑屋”。这个小女孩还是太善良、太软弱了，要辞工被劝回了，就继续干，我不搬进去，主管让她搬进去她就进去。她想的是不能让流水线停下，这个岗位得有人干，而完全没想过这个岗位合不合理、人不人性、对身体有没有危害。
老乡晚上又喝酒了，脸红红的，他干活老是很卖力，也很欢乐，就像一个特别单纯的孩子。他跟我说，他以前不喝酒的，到这来才学会喝酒的，都学坏了，一块的人拉你去喝酒，你不去也不好嘛。
8月9日
小妮下午时从“小黑屋”搬出来了。她自己也忍受不了了。“小黑屋”除了流水线，就是一堵墙，闷热、塑胶味，比监狱还不如。主管晚上才过来看到，然后凶小妮，说要扣工资、开除什么的，得搬进去。小妮这回没有怕他，反正她是想走的人。上次小妮辞工时，看见他满脸堆笑地留小妮，今天又这么凶。但每天傍晚的时候，都看见他坐在小商店门口抽烟，一副迷茫苦恼的样子;可每次QC开会的时候，他都叉着腰站在我们面前，一副高傲底气十足的样子。我想，工作之余，抽着烟迷茫苦恼才是他本来的样子吧。
(文/小璇 作者系北京林业大学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