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题为《红十字总会的“秘密仓库”》的报道再次让红会卷入舆论漩涡，报道提到，红会将国家斥巨资打造的备灾救灾仓库挪作他用，通过“阴阳合同”、“以捐代租”的操作方式，以每年近百万元的价格出租给一家公司。救灾仓库成了红会的获利手段，对于这家久经舆论拷问的机构来说，这样的消息难免成为了新一轮舆论讨伐的导火线。
昨日，赵白鸽回应“秘密仓库”报道，从两个方面说明此现象：一为国家投入不足，红会自身不能从事经济活动；二为仓库目前没有储备备灾物资方面的需要。这位红会掌门人甚至颇不情愿地用“逼良为娼”这个词形容红会的上述困境。仓库目的是备灾，红会将其出租显然背离了仓库原本的职能定位。目前真相尚不清晰，但无论如何，出租仓库是为私利，区分仅在于部门利益或个人利益，就此而言，相关事实调查甚至问责不能缺位。
至于赵白鸽的解释所提及的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其核心是，国家对红会投入不足，现有人员供养得不到保障。有必要深入分析这一说法，投入不足或部门冗员都可能影响红会人的生计，单独强调投入可能忽视部门的结构性问题。看具体数据，以红十字会总会为例，近年来获得的国家财政拨款逐年增加。从2010-2013年，4年间，接收到的国家财政拨款收入分别是4616.44万元、5136.16万元、5481.14万元和6117.51万元。财政拨款不停增加但红会人却在持续叫苦，目前账目尚不清晰，红会人的工资收入如何，占财政投入的比例有多大，这些数据公众都不知情，在这样的情况下，说红会人活得苦，并将问题归结为国家投入不足，恐怕很难得到理解。
红会系统的人员身份分为在编人员和聘用人员，前者由财政负责工资，后者工资则由红会自筹资金解决。在编人员方面，据统计，截至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系统编制工作人员为11228名。数据显示，红十字会总会机关人员编制由上个世纪初的60名扩大到去年的80名。至于各级红十字会编制人员变化情况，以及其他聘用人员的总量，目前尚无公开数据。早在2012年底，媒体报道就提到，员工迷恋编制是红会“去行政化”改革的一大障碍。赵白鸽所提到的投入不足问题，是否与体制内的编制偏好存在关联，有必要打一个问号。
当然，“秘密仓库”作为具体问题，它在财政投入和支出方面有其特殊的一面，不过，即便如此，备灾救灾中心为红会的所属部门，这个部门的支出显然不能单独列出，而应该在红会总的财政框架之下。赵白鸽固然可以埋怨国家在备灾救灾中心这个项目中投入不足，但是她不能忽视近年来国家对红会财政拨款逐年增加这一事实。财政拨款是否足够，只有联系到上述事实，并有详细的数据支撑，才可得出明确结论。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中，要求红会捐款不得用于在编人员经费支出，这意味着，红会今后在依赖财政投入之余，还要靠自筹资金解决工资问题。在“去行政化”改革的呼声中，增加财政投入恐怕难以获得支持，而出租“秘密仓库”这种做法显然也不合适。红会要想走出这种困境，今后恐怕首先还得革自己的命，通过破除部门利益藩篱，完成官办慈善的瘦身，到那时想必就不会出现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