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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红会“秘密仓库”的调查和问责不能缺位

一篇题为《红十字总会的“秘密仓库”》的报道再次让红会卷入舆论漩涡,报道提到,红会将国家斥巨资打造的备灾救灾仓库挪作他用,通过“阴阳合同”、“以捐代租”的操作方式,以每年近百万元的价格出租给一家公司。救灾仓库成了红会的获利手段,对于这家久经舆论拷问的机构来说,这样的消息难免成为了新一轮舆论讨伐的导火线。

昨日,赵白鸽回应“秘密仓库”报道,从两个方面说明此现象:一为国家投入不足,红会自身不能从事经济活动;二为仓库目前没有储备备灾物资方面的需要。这位红会掌门人甚至颇不情愿地用“逼良为娼”这个词形容红会的上述困境。仓库目的是备灾红会将其出租显然背离了仓库原本的职能定位。目前真相尚不清晰,但无论如何,出租仓库是为私利,区分仅在于部门利益或个人利益,就此而言,相关事实调查甚至问责不能缺位。

至于赵白鸽的解释所提及的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其核心是,国家对红会投入不足,现有人员供养得不到保障。有必要深入分析这一说法,投入不足或部门冗员都可能影响红会人的生计,单独强调投入可能忽视部门的结构性问题。看具体数据,以红十字会总会为例,近年来获得的国家财政拨款逐年增加。从2010-2013年,4年间,接收到的国家财政拨款收入分别是4616.44万元、5136.16万元、5481.14万元和6117.51万元。财政拨款不停增加但红会人却在持续叫苦,目前账目尚不清晰,红会人的工资收入如何,占财政投入的比例有多大,这些数据公众都不知情,在这样的情况下,说红会人活得苦,并将问题归结为国家投入不足,恐怕很难得到理解。

红会系统的人员身份分为在编人员和聘用人员,前者由财政负责工资,后者工资则由红会自筹资金解决。在编人员方面,据统计,截至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系统编制工作人员为11228名。数据显示,红十字会总会机关人员编制由上个世纪初的60名扩大到去年的80名。至于各级红十字会编制人员变化情况,以及其他聘用人员的总量,目前尚无公开数据。早在2012年底,媒体报道就提到,员工迷恋编制是红会“去行政化”改革的一大障碍。赵白鸽所提到的投入不足问题,是否与体制内的编制偏好存在关联,有必要打一个问号。

当然,“秘密仓库”作为具体问题,它在财政投入和支出方面有其特殊的一面,不过,即便如此,备灾救灾中心为红会的所属部门,这个部门的支出显然不能单独列出,而应该在红会总的财政框架之下。赵白鸽固然可以埋怨国家在备灾救灾中心这个项目中投入不足,但是她不能忽视近年来国家对红会财政拨款逐年增加这一事实。财政拨款是否足够,只有联系到上述事实,并有详细的数据支撑,才可得出明确结论。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中,要求红会捐款不得用于在编人员经费支出,这意味着,红会今后在依赖财政投入之余,还要靠自筹资金解决工资问题。在“去行政化”改革的呼声中,增加财政投入恐怕难以获得支持,而出租“秘密仓库”这种做法显然也不合适。红会要想走出这种困境,今后恐怕首先还得革自己的命,通过破除部门利益藩篱,完成官办慈善的瘦身,到那时想必就不会出现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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