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即使是现在，儿童还通常被监护人作为私人“财产”对待，监护人可以对他们随意驱使、威胁和压迫，丝毫不认为他们是被赋予了权利和自由的“人”。大量童工的出现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无法上学。
关于印度儿童，还有下面这一系列数据令人触目惊心。在印度出生的儿童中，每1000名中既有95人活不过5岁，有70人活不到1岁;超过50%的印度儿童营养不良;6-14岁儿童的入学率不足50%，有一半的女孩从未上过学;平均每个小学的教师人数不足3人;1/6的女童死亡事件是由性别歧视引起的，1/4的女童在4岁前曾遭受性虐待;18岁以下的性工作者占总数的40%，每年有50万名儿童被迫进入这个行业;已婚女性中，75%不足法定结婚年龄……
在这样的背景下，早在1979年就成立于印度的非营利组织“儿童权利与您”(CRY, Child Rights and You)就显得弥足珍贵了。这个机构与众多NGO合作，旨在改善无数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印度儿童的生存状况。
NGO联结者
CRY的创始人是瑞潘·卡普尔(Rippan Kapur)。他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和很多人一样，他对于富裕儿童和贫困儿童之间的不平等深感不安。他不喜欢看到孩子们在街边乞讨，或给富人帮佣。所以，从年轻时候起，他就开始投身改善儿童生存状况的行动之中。
他参加了学校里的社会服务俱乐部，为盲童读书，到医院去看望儿童，教流浪儿童读书和写字，并为该俱乐部援助的一个贫民区开办了免费诊所。
这些经历让他富有智略和决断力。他认识到，行动主义的最大障碍往往不是缺乏行动的欲望。印度充斥着众多绝望和贫困的儿童，人们对他们的视而不见，并不仅仅源自于中产阶级的无私和冷漠，而是一个放弃了理想主义的社会的必然产物，人们也许想要提供帮助，但却没有任何实际的方式来实现，最终只寄希望于别人来收拾残局。于是，他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在为促进儿童权利而行动的同时，让各地的志愿者以此为平台，为儿童权利的提高做出贡献。1979年，时任航空公司乘务长的瑞潘和另外6位友人，秉持着“让每个孩子的生活与以往不同”的信念，在他母亲的餐桌旁成立了“儿童权利和您”，启动资金仅50卢比。
尽管CRY创建者们的动机和背景如此，他们却没有选择创办一家草根级的行动机构，去直接救助贫困儿童，而是将CRY作为一种渠道，将无数资源提供者和想要为儿童谋利却苦于缺乏资源的草根民众或组织联结在一起。
在CRY成立后早些年间，困难重重，瑞潘凭着激情和信念度过了那些日子。他坚信，每个人都能以某种微不足道的方式，为社会的改变出一份力。当足够多的人都为之努力时，社会就会产生良性的长期变革。他请求所有人都利用己之所长，为CRY提供必要的援助。他说：“我们一定要做力所能及之事。”1994年，瑞潘在40岁时去世。但CRY延续了下来。
CRY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个人或组织捐赠。在2012-13财政年度，通过捐赠、产品销售及利息所得，其总收入超5亿卢比。大约1亿8千万卢比被用于增加收入，9300万用于建设和其他开支，超3亿卢比被分发至印度各地的上百家机构。
变革者在行动
“在孟买，我们常常能见到在红绿灯处叫卖花环的儿童，却并没想到这些孩子本应在学校里接受教育。”?CRY志愿者阿尔培西·坎多伊(Alpesh Kandoi)说。坎多伊是一个典型的CRY“变革者”(changemaker)。他是一家杂志的市场经理，一直想要找到适当的渠道，释放自己对于摄影的热情。最终他在CRY找到了将激情和社会责任感结合的完美机会。他发起了名叫“照相权”(Click?Rights)的倡议，该倡议旨在彰显为什么都市贫民的孩子不能上学。他和另外四个志愿者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儿童权利相关培训，并完成了专业级的摄影课程，然后在街上为儿童摄影。“照相权”所展示的远不是催人泪下的图片集锦。照片中，孩子们或在玩耍、交朋友或谈话，但正如坎多伊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孩子“与其他孩子甚为不同的是，当别的孩子可以受到父母精心照顾并接受学校教育时，他们却在为生存而挣扎。”
“照相权”活跃于孟买和加尔各答。卡普尔和伙伴们的初衷并非直接深入草根阶层，而是充当想要提供援助的人和需要援助者之间的纽带。这个理念一直延续到今天。CRY让那些拥有资源的人得以充分利用其所有，帮助贫穷儿童。所以，“照相权”活动的目的并非为拍摄对象募集资金，而是促使人们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重要的是，这都是由志愿者们使用他们自己的设备完成的。CRY只是提供了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和技能的机制，以及让他们见证这个项目开花结果的动力。他们的图片在孟买的维多尼亚车站展出，因此无数人都可以看到。
索尼·巴特纳加尔(Soni Bhatnagar)是德里大辛普利安置区的一名主妇，这里设施奇缺，街上到处都是四处晃荡的孩子，她为此十分心忧。于是，她加入了旨在改善儿童生活的CRY志愿者组织Manorath(渴望)，开始着手儿童状况的长期改善。最开始，志愿者们受到了当地人，尤其是学校教师的抵触，他们认为志愿者们的活动干涉了他们的生活。但志愿者们通过聆听来自各方面的需求，和他们建立起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和理解。他们以教师、父母尤其是孩子们自身的需要和关注为出发点，最终在这一地区取得了进展。
CRY的核心使命始终是“推动长期变革”。它不满足于快餐方案，如偶尔给孩子发放包裹，或推进通过无关痛痒的政府法案，而是旨在促进长期的良性变革。它所实施的方案考虑到了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试图甄别他们丧失各种权利的根源，然后着手调动具体社区的志愿者们进行解决。由于对儿童问题有着广泛深入地了解，组织从不同角度实施行动，这些行动同时作用，超过了单个援助团体所涉及的范围。最终的效果可能始于“照相权”所涉及的孩子们，也可能始于大辛普利学校的学生。由于无数儿童从众多社区受益，这种成效终止于何处无法知晓——可能远至遥不可见的未来。
与众多组织机构合作
CRY在美国和英国都拥有伙伴组织，在其他几个国家也有互助小组。美国CRY在全美建立了“行动中心”，以筹集资金，支持其在印度的行动。成效十分显著。比如，在遭受经济危机重创的2009年，通过年度晚宴以及电影短片和绘画大赛等，西雅图行动中心共筹集了12万美元。同时，英国的CRY志愿者们也正通过各种方式，促使人们关注印度及印度儿童所处的困境。“我们试图建立让英国等地的人们与印度相连的便捷途径，这里有第三四代的印度移民，尽管他们在时空上远离印度，但他们仍能参与到印度社会的变革中来。”英国CRY的施卢蒂·坦纳(Shruti Tanna)说。CRY在其他国家也拥有众多“CRY之友”团体，这些团体致力于筹集资金和宣传。其中包括科威特的CRYket，以及在博茨瓦纳举办的“印度晚宴秀”活动。
CRY通过与众多NGO组织合作，将筹集到的资金投入到各项目中去。合作主要采取以下形式之一：提供奖金、协助进行能力建设、动员社区、网络和合作构建、推进有利儿童权利的政策、组建资源中心、节点组织等。
“照相权”的一个摄影师比斯瓦斯(Sharmistha Biswas)说：“理想主义已经重回潮流。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众认为，我们对于改变国家的现状无能为力，这就是致命的。”对于像他一样的印度国内外的同道者，通过个人努力提高儿童权利似乎不切实际，但是在CRY的支持之下，看似不可能实现的事物很快就变得可能。
海内外影响
为了使自身及受助对象制定出明确、可衡量的目标，CRY制定了一系列全面有效的影响力参数，以用于项目评估和规划。这些参数也将孩子们的生活所发生的变化予以量化，从而有助于我们向捐助人、志愿者和支持者汇报进展。随着时间推移，每个项目逐渐成熟，所获取的支持也发生了质与量的改变。
经过CRY约30年的努力，印度18个州共2500个社区已经致力于根除儿童权利实施中所面临的阻碍。通过与500多家NGO组织合作，CRY印度调动社区力量，共为超过150万名儿童提供了众多机会，而这些机会是孩子们从来不曾梦想到的。如果没有印度国内外共计15万名个人以及1万个组织机构的捐助和热心参与，这些奇迹不可能发生。
而在美国CRY成立后的几年中，它共资助了47个项目，彻底改变了1762个社区中超过28万儿童的生活。这些改变之所以成为可能，得力于上万笔捐赠，以及500名志愿者慷慨地贡献出他们的时间和资源。
如今，通过CRY的努力，已经有372个村庄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100%。在没有学校的地区，政府创建了596所学校。在363个村庄消除了童工。而成千上万个贫困社区也都已经卷入这场变革之中。
“只有贫困社区积极参与到寻求解除贫困的途径中来，且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全方位地解决问题，可持续改变才可能发生。”美国CRY的桑德拉说。“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已经见证众多村庄实现了全入学，零童工，拥有有效的公众健康设施，并成功解决了童婚和剥削儿童的问题。仅仅给儿童发放食物或将他们救出血汗作坊并非长久之计。根除性别、等级歧视之类的古老偏见，对于社区至关重要，否则就不会产生持久性改变。”
(据印度《NRI》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