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事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全国的公益基金会数量已突破4000家，非公募基金会更达到2756家，接近公募基金会的两倍。2014年底，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使民间捐赠行为进一步得到政策鼓励。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对中国的个人公益捐赠情况进行了统计和分析。2月6日，该研究院发布《2014中国捐赠百杰榜》，全国个人捐赠数额排名前100位的入榜人员，在去年度捐赠（含承诺）的总金额达304.16亿元，而捐赠数额为最多的为169亿元，最低入榜捐赠额则为1100万元。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捐赠了价值169亿元的阿里巴巴股份位居第一，第二名也是阿里巴巴的股东蔡崇信，股份捐赠额度为72.4亿元。美的创始人何享健则以4.25亿元捐赠额度排名第三。
据报告指出，2014年“中国捐赠百杰榜”的入榜捐赠总额为304.16亿元，与2013年度的总额147亿元相较，同比增长107%，也是该排名榜启动评选4年以来，单年度的捐赠总额首次超过300亿元。2014年度，个人捐赠额超过1亿元的捐赠者有24人，亦创下榜单最高纪录。
另外，非企业家群体也继续助力大额捐赠。包括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再度上榜，两年间总计捐赠了4000万元左右。书法家史世奇及两位匿名彩民的入榜，也进一步扩充了非企业家捐赠群体的规模。此外，女性捐赠者的比重也日益增加，2014年度的“百杰榜”中共9位女性慈善家上榜，创下新纪录。
这份“百杰榜”也显示，境外慈善机构成了中国个人大额捐赠资金的主要接收方。据统计，2014年度境外机构接收的中国大额个人捐赠，数额超过了242亿元，占年度总额80%，主要包括马云和蔡崇信为将来设立个人慈善公益信托，而向海外慈善机构进行的捐赠，以及潘石屹夫妇向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进行的捐赠。
在中国大陆境内，各类基金会共接收了超过45亿元的捐赠，但仅占“百杰榜”捐赠总额的15%。其中，各高校基金会所接收的捐赠额，又占了各类基金会接收捐赠总额的近一半，数额超过21亿。全国各慈善会系统则接收了近6亿元的捐赠，占总额1.96%；各级政府接收捐赠仅为3.58亿元，占总额的1.18%。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员章高荣针对慈善会系统接收的捐赠比例较低分析道，慈善会在信息公开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如基金会透明，因此接收善款的总额落后。
此外，境外机构在捐赠税收方面的政策，也吸引了许多来自中国的大额捐赠人，且不排除未来捐赠款项回流境内的可能性。章高荣推测，中国大额捐赠人向境外机构捐赠理由主要是，“中国大陆将捐赠视为出售，因此，捐赠方与接收方都要上缴税费。并且，对于有计划上市的企业来说，上市前后，善款税额的差距更大。”
章高荣进一步解释，企业在上市之前，以股权形式做出的捐赠，需缴的税额不高；但公司若上市后股价翻倍，届时慈善机构倘若要变卖这部分股票，则要上缴股票增值部分25%的所得税，这可能将是一笔巨额，形成了税收角度的利差。
而对境外机构来说，例如在新加坡，慈善机构在出售股权时，便不需要对股票增值的部分缴纳所得税。因此，马云如果将同样的股权数额捐给国内机构，与捐给新加坡机构，结果和效应是完全不同的。另外，马云和蔡崇信此次向新加坡的慈善机构捐赠，是为未来设立个人公益信托基金做打算；但在中国大陆，由于设立慈善信托的相关法规尚不健全，难以操作，且股权不能作为信托资产，因此转移到境外操作。
章高荣认为，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应给予大额捐赠行为更多的政策鼓励和支持。章高荣告诉财新记者，与捐赠纳税政策的相关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中都有多次讨论，但具体落实仍成问题。
从“百杰榜”捐赠者的所属行业分析，2014年度从事房地产行业的个人或家庭数量为35个，虽仍位居所有行业之冠，但占比已明显低于往年。从捐赠者的地域分布来看，广东省有25位入榜者，再度成为捐赠人数最多的省份；而来自浙江的捐赠者们，则捐出了总计244亿元的捐赠额，位列各省份捐赠数额的首位。
从捐赠的投入领域来看，有超过257亿元、占捐赠总额84.42%的捐款，投向了非公募基金会，且并未限定使用领域。慈善会系统接收大额捐赠的数量整体明显下降，在所谓“慈善日”、“扶贫济困日”出现的大额捐赠明显减少。章高荣分析，捐赠投入领域的非定向趋势，说明了中国捐赠行为的常态化、专业化和理性化，而不再以应急性捐赠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