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中国资助者的生活片场。社会资源研究所“十问资助者”第8个访谈。访谈时间2014年11月中旬。）
蔡文方，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绿芽成立一年半，在广东公益圈已经小有名气，她也被同行们尊称为“蔡姐”。在工作中，她认为初创期基金会面临的挑战是方方面面的，需要太多的平衡和选择；而在生活里，20年后重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她体会到，生活的选择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尽可能给自己的身边带来好的变化，是唯一可行的立身之道。
1.过去一周做了些什么？
蔡文方：作为合作伙伴，协助筹备并参与第二届SEE珠江论坛暨流溪河水源地社区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启动仪式。
2.最近资助或了解到的最有趣的项目是什么？
蔡文方：上面说的这个社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项目就很有意思。SEE是专注于环保领域的、在全国范围都有影响的大基金会，绿芽是关注农村社区、扎根在广东的小基金会，我们为什么能合作起来呢？一个是理念相同，一个是优势互补。
SEE做环保，动员企业家参与，公众倡导的确必不可少，但得落回到环境关键地带的社区，社区里的人是重要的环保力量。而绿芽着眼乡村发展，也需要找到与村民利益相关的议题切入，以重建社区公共生活。我们选择了流溪河源头的村庄，从水资源保护议题切入，再辅以自然与环境教育，村庄自然及文化资源发掘，未来还可能引入有机耕种和生态旅游等，让村民可以切身体会到环境保护对生活和经济带来的良好影响。
我是从企业出来的，在我看来，公益界里也应有专业分工，也会有类似商业中“大批发商”和“小批发商”的不同角色。SEE动员企业家资源的能力很强，但需要在地基金会来持续做项目的推动。这么说，绿芽也是SEE的被资助者。而我们的农村社区发动能力不错，协调广东省内政府、企业、公益机构的资源也有不错的基础，但我们在环保方面并不专业，所以我们就再与专业的环保NGO合作，比如做水资源监测的大学生环保团队，做自然教育很出色的社会企业等。对他们来说，绿芽又成了资助者。因此本质上，三者是合作关系。
3.最近做的比较满意或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蔡文方：我们从去年开始做“太阳花”项目，重点关注留守儿童性安全教育。通过一年在阳山县的试点，根据自编教材《农村中小学青春期教育读本》，完成了教具、教案的研发。最近我们拿到广州市海珠区教育局与官员们交流时，他们非常认可，希望能联合出版和推广。算是看到了一点工作成果吧。
其实在这一年中，我们是有意识地为影响政府做铺垫。项目主要在阳山做，但想影响教育主管机构还是得在省会城市、在媒体看得见的地方有动静。我们在广州开展了两次小型培训，并特地开放名额给教育局的老师，第一次30多个参与者中有近 10名老师。他们对我们的培训内容反映非常好，回去后就跟教育局领导说了。第二场培训副局长就到现场观摩，还提供了很多学校资源。明年若能与海珠区教育局合作开展工作，除了能与阳山项目形成衔接，还能为日后做政策倡导的工作打基础。我们不知道最后能做成什么，争取一天有一点进步吧。
4.最近有没有觉得无力或者无意义感的时刻？
蔡文方：做公益, 这样的自我怀疑，无力感总是如影随形啊！绿芽是2013年3月成立的，一年半以来，找钱、搭建团队、边做事边摸索前进方向。一方面，找钱不确定性很高，各种资源衔接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投入；另一方面，又要很有计划、有系统地做事，才可能有成果。这些矛盾都很让人纠结。尤其是我们面对的企业家，大多数都有很宏大的视野，希望做一些既立竿见影，又能系统性解决问题的事情。有时候，你也真的很难给他们解释清楚，系统性地解决一个问题是需要大量的资源和持续的时间的。
5.最近在集中琢磨什么问题？
蔡文方：初创期基金会遇到的挑战几乎是方方面面的，需要太多的平衡和选择。我们在阳山的项目，可以说就是初创基金会的一个缩影。
项目内容上，我们专长于儿童性安全教育，但随着对当地情况了解的加深，发现了很多新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存在一定数量的“事实孤儿”（父亲过世，妈妈再嫁，或者父亲过世，妈妈“失踪”），这些孩子不符合孤儿救助政策，但家中长辈已无力负担。他们面临的是赤裸裸的经济问题，是我们的项目无法解决的当下之急。该不该帮这些孩子？我们不是没有犹豫。但实在是没有办法假装看不见或置之不理，我们还没有把自己训练得如此“理性”。最终，我们选择自己先排查出50名特别需要帮助的儿童，发起资金募集活动，同时积极地与专业助学机构联系，希望之后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一周之内，一半以上的孩子就得到了救助，真是得益于大家对绿芽的信任，但我还是常常会思考我们到底该不该这样做，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将会怎么做。
运作方式上，这个项目也是混合型。除了自己开发教材、做培训推广等执行工作外，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基金用于资助已经受侵害的儿童，也希望通过这个基金把法律咨询、心理支援的专业机构链接起来。以后是往执行上倾斜，还是往资助走，也在摸索。
做企业出身，我非常明白清晰的战略有利于各个层面的决策和资源配置，做基金会也一样。但一个组织如何在各种具体的局限中，找到一个方向并趟出一条路，我想可能没有标准答案，需要我们自己走走看。
6.最近哪本书/哪部电影/哪个人对你特别有启发？
蔡文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20年前看时，没看懂，看了根据书改编的电影，以为自己看懂了。现在回过头去再读的时候，感觉字字珠玑。我自己也有一些跟书中人物类似的经历，比如去海外居住，曾经不停地寻求更大的上升空间等等，现在很能理解他为何要抛弃一切，追寻内心的选择。我们的生活选择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尽可能给自己的身边带来好的变化，是唯一可行的立身之道！
7.最近关注行业哪个议题/事件？
蔡文方：广州公益组织就《广州市取缔非法社会组织工作细则（征求意见稿）》集体发声的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大家马上就能动起来，形成有效的分工合作，研讨发声有理有据，这是广州NGO们训练有素、配合无间才做得到的。
8.最近关注哪个社会议题/事件？
蔡文方：我们所聚焦的城镇化发展、性教育缺失等问题，已经有非常多需要我们关注的了。
9.假如要向行业外的人介绍你的工作和扮演的角色，你会如何描述？
蔡文方：我接触的企业家比较多，一般会从我们在做的事情，比如防止儿童遭遇性侵，或是农村扶贫开始说，这些话题对方比较容易理解。我现在最大的困扰是，大多数企业家对公益本身并不好奇，要是好奇就好了，我就有一大堆可讲的了。
之前有个朋友打电话说他们有个高尔夫球队，哥们儿几个想做点慈善，问我这边可以做什么。我很认真地给他讲绿芽在做的事情，他说：“方姐，你不用给我讲这么多，我知道你是做好事的，我信任你。但是你能怎么让我的兄弟们爽？！”你看，很多企业家对于公益的认识还停留在捐钱，以及怎么通过捐钱这个事儿把自己兄弟们联结起来。
所以我认为SEE做这么多企业家活动是有原因，也是很有价值的。一方面，虽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目前社会资源在公益上的投入还是太少太少，发动企业家和先富群体是很有必要的。另一方面，企业家是学习能力非常强的一群人，他们只是没有机会被教育，从小到大我们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到底什么是公益。所以不论他们最初是由于什么原因加入进来，你都有了让他们体验的机会。这群人一旦改变了，未来的发展不可限量。这种教育工作是需要人去做的，而且是很耗费时间精力的，你让每个NGO都去做是不现实的，基金会有责任去影响捐赠人，这也是公益领域内的必要分工。
10.【答资助者问@陈耀芳】作为资助者，一定希望被资助机构或项目能在特定的领域内做出资助者所希望出现的成果，但也会出现南辕北辙的结果。当出现这种状况时，你的心情如何？会采取何种措施应对？
蔡文方：首先我感觉，资助之前对合作方的价值观、专业能力是有了解的，目标也都是双方讨论出来的，结果应该不会出现南辕北辙这么大的差距。在绿芽还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以个人名义做资助时算是遇到过类似的案例。
我曾资助过一个收养流浪动物的组织，当时几个阿姨收养了几百只猫狗，做到倾家荡产、众叛亲离的程度。我从一开始就跟她们说，继续这样是不可持续的，国外的经验是在一定时间还找不到收养者，就需要进行人道毁灭。但这些人都是因为特别爱动物、舍不得动物才聚到一起，理性讨论的时候她们会认同应该那样做，但真要做的时根本下不了手。坚持了半年，我觉得无法说服她们，慢慢就淡出了。
两年之后再看她们给我的报告（因为我一直还是她们的小额捐助人），发现现在养的动物越来越少，年纪大的就自然死亡，病的也就不再救了，她们实际上是在行动中改变了。这个事情对我的启示是，当时那么急、一定要推她们改变到底对不对？其实可能不对。让她们一下子做这么大的思想转变是不可能的，但在过程中一次一次讨论这个事情对她们是有触动、有影响的。当慢慢地有越来越多的义工都认同，再正式推出这样的理念就比较水到渠成了。
蔡文方：尤其想问问那些跟绿芽的规模差不多（注册资金200万，无固定大额捐赠人），又已经走过了初创期的基金会，是怎么确定组织战略定位的？在选择某一个方向之后的发展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阻滞，又是如何应对的？
【十问资助者】我们将邀请资助者回答特定的问题，以轻松有趣的方式呈现资助者群体最近的工作和思考。每个人的道路都不是没来由的，正是我们所思所想，所言所行，让我们兴奋和沮丧的那些事物，最终造就我们每个人。我们所做的就是试图通过系列访谈，呈现今日中国资助者的生活片场，描绘这个时代资助者们的群体肖像。
本专栏文章均为原创，版权所有，欢迎在注明作者和出处的前提下进行非商用转载。有任何问题或建议，可以直接回复本账号，或发邮件联系SRI研究员刘涛：tao.liu@sri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