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的“消失”,是生育中男孩偏好造成的后果；男孩偏好的根源则是“男优女劣”的现实。
近年来,为扭转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某一时期内出生男婴与女婴的数量之比)失常,不少地方提出了硬指标,表明此问题已经受到决策者前所未有的重视。总体上说,目前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上升趋势已被遏制,大致于2008年-2009年在120(每100名女婴对应120名男婴)顶峰上出现拐点,自此有所下降。但细察形势,严峻依旧,且有多方面的忧患:2010年普查,13个省继续上升,其中有原本不太高且曾下降的省份;超过120的有13个省,占全国当年出生总人口的60%。分孩次看,出生性别比从第一胎到第三胎都有攀升,而以第一胎性别比升幅巨大；分城乡看,城市第一胎出生性别比上升趋向加剧；分地区或民族看,一些地方的上升态势仍然强劲,向来没有问题的一些藏族地区,也出现跳高。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亚太办公室2012年出版的报告,“90后”至今,全球有3900万“消失的女孩”,相当于20岁以下女性人口的7.6%。中印二国之和占全球的95%；其中,中国“消失的女孩”是2400万(60%),印度为1300万。
如果以107这个公认的人口出生性别比的上限为基准,以1950年-2110年的时间跨度来进行全球考察,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在1985年-2055年间持续存在,可谓出现早、峰值高、蔓延广。只有个别国家在个别情况下超过我国。数据显示,印度2040年到2100年间仍将在108的高点；韩国1990年达到116.5的最高峰,2005年以后回归正常；90年代以后出现性别比失衡的国家,如前社会主义阵营的阿尔巴尼亚、格鲁吉亚、越南,都将在2020年左右回归正常。
女孩的“消失”,是生育中男孩偏好造成的当前后果。而其未来后果则将直接影响到众多男性。受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堆积连累最大的,是2000年后出生的男性们；即使2020年出生性别比恢复到正常,2050年时,15%的中国男人和10%的印度男人仍可能成为“光棍”。当然,最受到“婚姻挤压”的,是生活在穷乡僻壤、经济社会条件较差的男性,他们结婚最难,甚至失婚。
这将恶化妇女地位,如更加强调妇女的生育功能,强迫婚姻和早婚、交换婚姻(如换亲)和买卖婚姻(如高额彩礼)可能继续抬头——这些在今天的眼光中,都是对妇女的暴力。这也为性攻击、贩运妇女(包括跨国拐卖)、以及强迫卖淫等犯罪(特别是有组织犯罪)提供温床。
出生性别比失衡不仅会加剧区域、阶层和性别的不平等,还会有一些始料未及的其他经济后果,如较高的储蓄率。
人口出生性别比畸高是近在眼前的熊熊野火,打击“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关爱女孩、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各种救助补助奖励扶助、修改村规民约试点等都是用来扑灭这火势的近水,尤其是打击“两非”更是被当作主要的高压水龙头。为什么这些近水都不奏效?“要男孩”的生育选择之火,为何蔓延,并被上升为“人口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
我国规定“男女平等”,人们常常认为当今很多方面妇女地位已经颇高。但生育上出现的愈演愈烈的男孩偏好,却让人看到,已经无法简单归咎于“传统观念”,或者习惯性地怪罪非要男婴的婆婆和母亲。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怀胎的妇女并不能为自己的生育做主,而且是经济更为发达、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地方,率先并持续出现性别失衡。可见,真正的根源在于“男优女劣”的现实,让人们做出了如此的“理性选择”,如:很少数人愿意让孩子随母亲姓；少有女性跻身最高决策层,四分之三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都是男性；虽然农村劳动力早已经是妇女居多,但村长、村支书中女性只占1/5,最高的个别地方也不过20%,农业机具仍然是按照中等身材的男性为标准设计,不便妇女操作使用；三分之二的男性名下有房产,是女性数字的二倍,而家务的70%由女性承担,且多年来已经没有政策和措施鼓励男性分担家务；城乡就业女性的收入和男性差距越来越大、目前分别只相当于男性的67%和76%；高考女生成绩越来越好,但是2014年110多所顶尖大学中仍有60%的在录取女生时采取了对其不利的区别、限制和排斥；1/4的已婚妇女遭受过配偶暴力,每天大约有90名妇女被强暴,高比例男性认为作为男人就可以对妇女施暴……家庭、市场、社会、国家,这四大方面的制度和规则都有意无意地重男轻女,从宏观到微观,全方位的男人偏好,如何不认可和强化老百姓的男孩偏好?
可见,一切仅仅针对出生性别比的措施的近水,并不救近火,反而和近火有着相似或相反相成的逻辑。人口出生性别比畸高的问题,好比一株毒树,男孩偏好是其主干,并有诸多重男轻女的观念和现实因素作为其交错延伸的庞大根系,性别不平等是其生生不息的营养源,既有父权制作为助其根深干壮的肥田厚土,也有就业、社会保障、参政等各方面的性别歧视充当使其枝繁叶茂的甘霖,各项认可和延续男主女从的成文和不成文的、正规和非正规的准则和制度则让其能充分进行光合作用,其恶果与其说是对男性的婚姻挤压,更是对妇女的重重威胁,已经并还将在未来几十年贻害我国和周边国家。
只有从性别平等的视角来反思和变革政策思路,超越目前扬汤止沸的、碎片化的取近水救近火措施,加以消除性别歧视、促进性别平等的全面综合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才能走出人口出生性别比以及其他计划生育面临的困境。
这需要至少从如下方面入手:搜集数据、加强研究；从统计和个案、区域和全国,民族/文化和国际比较等方面,了解症状和人们的应对策略,根据实际情况分配资金和人力资源。寻找更多有效遏制生育的性别偏好的伙伴和方法；支持更多的机构,包括社会组织开展活动,并探索罚办和法办之外的其他方法,如修订村规民约,扭转传统做法,真正进行综合治理。改变基于以男性为本位的传统计生政策路思路、单一家庭概念和排斥性的家庭支持政策,超越对家庭的单一想像,正视大量的多元家庭,如单人(包括不婚、离婚或丧偶后未再婚)无子女、单亲(失婚或未婚)、没有法定婚姻关系的异性或同性家庭的存在。对男孩偏好进行釜底抽薪；在教育、就业、养老、公共参与等方面,反思和确立有机的、贯穿家庭-社会-市场-国家四大机制的整体性的可操作的性别平等法律政策和措施；决策及政策评估要有民间(如妇女团体、性少数团体)的参与,以避免政策的盲视造成的缺失和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