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4日至15日，第四届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年会在成都举行。“教育公益组织年会”对当前教育公益组织的发展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对热点教育问题与教育公益组织发展问题进行研讨；促进教育公益组织实践探索案例的交流与学习；也是民间教育行动者之间信息激荡、交朋会友、资源对接的聚会，集体发声与展示的平台。
本届年会主题为：“慧聚——教育变革促进教育公平”。以下是本届年会的圆桌群谈。
杨东平：非常高兴我们在这个现场交流一下世界教育峰会归来的感受，我是参加了两次，你们其他人都是第一次，世界教育创新峰会是由卡塔尔举行的最具影响力、规格最高的一个教育创新峰会，它每年颁发一个大奖，被称为教育界的诺贝尔奖。
从这个峰会归来，我们在座每一位都会有很多冲击和感受，我想请你们每一个人谈自己最受触动的事情。
张良：这个会确实是大开眼界，最大感受是跟中国部分结合的东西的感受，它的议题宏观的话题，有教育投资，教育公开，还有战争特殊环境下教育权力保障，还有美国第一夫人提到女童教育权力问题。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我感觉到和国内参加峰会相比较的话，感觉大家在议题设置上确实有非常大不一样思路。
我在国内经常听到非常多的讨论话题，有很多是属于，在我看来是属于终极追问，今天我们这里都提到终极追问：互联网能不能改善教育？互联网能不能提升教育质量？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谁也没有答案，或者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问题从哪里入手，但是在WISE这个峰会上，我们看到它的很多议题设置，以及大家为了这个挑战寻找方案行动路径是非常清晰的，无论是宏观问题还是小的课堂的教学效率和方式变革问题，整个路径非常清晰，我们看到有非常具体行动方案，有非常清晰地知道他的挑战是什么。如果我们为一个非常大的终极追问去寻找解决方案的话，我们有时候可能走着走着有大的迷失。
从我自己个人感受这一点非常明确。我做高中实验班碰到比较多的问题，当时有一个问题有人问我，你们学生会参加高考吗？我说，我们学生大部分会参加高考。他说，那你们还是要参加应试教育。我们在WISE峰会上我们通过其他政策把教育带进去，我们中国面临的局面更复杂，我们关于把什么样好的带进去，关于这个好，可能有无数争议。
杨东平：张良对WISE会议议题有非常大的感受。
宁柏宇：我觉得WISE，我听了王妃的演讲，她选了特别好的角度，你去了卡塔尔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大致是什么情况，他一共是200万人口，本地人口只有七八十万，剩下100多万都是移民人口，因为有石油，国家比较富裕。但是这个国家特别有远见，他知道石油总有采完的一天，所以他的策略就把教育、国际会展和交通枢纽三点作为他整个发展国家立国之本，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定位是全球的会议中心，他跟美国的著名学校，像纽约大学等展开战略联盟，在中东地区做国际学校，吸引所有在中东地区做生意或者是经销的人在当地上这个学校，在当地购房，兴建卡塔尔跟周边国家交通设施。从政策和顶层设计角度来讲对这个国家长远发展非常有帮助。
所以我觉得WISE给我最深印象这件事情由王妃主抓，是一个好的策略。
杨东平：宁柏宇跟我一样，我第一次也是受到了王妃冲击，她非常关注全世界教育公平问题，这次会上她甚至对于在联合国组织没有能够有效的解决冲突儿童教育问题，表达了她的愤怒。她是用愤怒来表示的，我们很少看到一个领导人这么发言。所以建议大国都向莫扎王妃学习，莫扎王妃还创立一个机构叫做教育至上。
何怡：我今年参加这个会议，第一个感受是教育公平理解对中国情况，尤其是对我们从事工作来讲，对教育公平我自己更多关注教育质量上面的公平，比如说农村和城市师资或者孩子们接受教学质量上不同可能有一些差距，我是抱着这样理解去的。
但是到了会场之后，包括第一天王妃或者奥巴马夫人开会讲话，包括之后大家讨论议题，我感觉世界范围内更多教育公平大家还是关注更为贫穷的地方，比如东南亚和非洲地区，这些地方的孩子甚至没有接受教育机会，我听了包括世界银行他们在非洲做的项目，他们可能更多考虑是怎么通过财政支持，来让没有入学孩子能够重返课堂，包括一些女童受教育的权力，也是大家讨论更多的，就是让没有接受教育女童或者我只能接受小学教育而不能接受中学教育女童重返课堂。
我们中国可能考虑更多是质量上面，在世界更大范围内，大家还是为学校外面的孩子他们入学权力关注上。
马志娟：我跟大家谈一些感性画面，两天会议直到现在我都有画面在我脑海里，我相信这个画面也出现在很多媒体里面，在这个之前已经播放过一段WISE教育大奖获得者雅库比博士的视频，我看到视频看到一句话就已经掉眼泪，他当时说我没有说小的目标，我就是说有很大的目标，我就是要实现一个很大的目标，她的目标其实是在她自己祖国阿富汗这个受战乱困扰的国家里面为儿童提供必要的教育。
我当时觉得说，这样一个可以一直无忧，在美国衣食无忧的博士，她选择离开她的家人，回到自己祖国，她想着我自己是可以没有问题。带着这样情绪积淀，我看着两位身份很尊贵的名人，夫人为她颁奖，雅库比只到莫扎王妃的肩膀位置，但是你真能感觉到这是一个行动巨人，这个反差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后来整场上午会议下来，我又发现这个上午完全是女性主场，这是我参加别的会议很少看到的。我们基金会创办者王妃，到我们今天主角雅库比全都是女性，她们是这一次主角，但是也是这个基金会创办者，也是引领者。我一方面很自豪身为女性，但是一方面有那么一点不对劲，就是说教育很重要，关系到每家每户，可是我们今天公益的方式提倡，先是王妃、第一夫人，他们身边另外一位男士，其实是真正权力核心的人，他发言最后说： “men, we need you！”当时全场都笑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另外一班人和我们一起完成我们教育事业。
雅库比博士从她的故事来看，她当时之所以获得教育，也是她父亲一路的支持，其实我觉得教育往往成为很多公共议题的核心位置，而不只是一道大餐的甜点。所以这个WISE让我很鼓舞，就您能看到这么多人去倡导关于人类基本权利问题。但同时我又会觉得我们之所以开这个会，做这个倡导，是希望能够引起全世界范围内，尤其那些能掌管着权利、能决定需要买学校还是买枪弹的人能够一起完成的事业。
杨东平：马志娟以她的性别角色点明了WISE最大两点，三位女性，一个是雅库比，一个是米歇尔·奥巴马，一个是王妃。
雅库比博士非常了不起，她父亲从小让她去上学，最后他们国家陷入灾难，苏联入侵，她的父母进入了难民营，她把她父母接到美国，自己回到阿富汗来工作。雅库比真是令人非常佩服，今天她创办学习学会覆盖了阿富汗，她也创办了学习方法和教师培训方法。
我这人对这两届WISE其实有一个最大感受，就是更新了我对教育创新的认识。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想到教育创新一定是互联网等等，在那里基本不是这样，他们获得每一个大奖，每一个小奖全部都是帮助弱势群体改善教育的，难民营的教育等等。跟我们想象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大会是不是叫做世界教育公平大会，它的核心概念叫做以教育创新，促进教育公平。
所以我想围绕这个话题，我们大家可以分享大家的认识，张良是比较关注教育技术的。
张良：我比较喜欢关注一些稍微微观一点的东西。我感觉在整个教育创新空间我比较推行工具型的思路，就是所有问题一定是通过具体路径具体方式去解决它，理念的争议，可能我们会留待不同场合由不同方式去理解，但是最终问题我觉得是靠一个一个具体方法解决它的，在这种方法探索上，我觉得现在是WISE峰会上提供了很多非常好的思路。这个思路本身就是一个基本应用，这个方法不仅局限在微观教学和知识吸收层面上，也包括大的一些政策和通过议题解决思路上面，这是WISE在各个不同会场我听到印象比较深的，最终所有问题解决我们一定是所谓工具层面。
一说到技术可能很多人都误解，一说到技术好像是把人固化，或者把人的特定东西排斥，我的概念是最终所有问题解决是通过具体工具逐步实现这种问题加以推动，这是参加WISE峰会一个比较深的印象。
宁柏宇：不知道这个回答能不能让杨老师满意，我去WISE的时候我是带着一个问题去的，因为中国的教育包括儿童教育，从知识底层来讲，其实不适合未来经济发展，因为学科发展很有规律的，最开始国家刚开始发展可能语数外化，要学工程学，接下来成熟商业社会有商业和医学，再接下来可能是文史艺术。
看了国外儿童底层教育，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儿童学习底层架构，我去WISE的时候，是从纽约一直到多哈。WISE这在一点上没有让我失望，我给大家分享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当时是做儿童的编程课，计算机编程是工程很重要的入门学科，也是未来人们需要一个基本技能，今天我们需要很多工人，未来可能需要很多会编程工程师去建造，所以在美国跟儿童的编程语言的创始人聊，但是到WISE大会上，我恰恰是第四届WISE，就是去年WISE，他还在视频上给全程所有儿童讲编程。在一个展台上是一个法国儿童培训机构，也在教如何用儿童编程语言编程，这个给我很大促动在很多国家儿童编程成为基础部分，像美国说每一个儿童都需要编程，我希望在儿童教育希望加入编程课。
其实真正有全球视角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国家在这个环节是薄弱的，我们在基础教育里面应该融入这个环节，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第二个给我触动，我第一次对教育公平有感觉，因为乐高在现场搞了一个活动，活动参加人是一个小厅，可能6到10个人，我可能是其中一个黄种人，里面有黑人，白人。大家都在用乐高做一个对未来教育创想，我用乐高搭了一个由技术趋势是什么样的，我进了以后其他人反映并不强烈，在其他国家他们解决的方式是孩子首先要有学上，能识字，想的问题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从那一次来说，我觉得教育公平问题和教育领域基础创新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我参加国际峰会给我的两个触动。
杨东平：宁柏宇说出他的WISE结构，它一方面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关心世界教育问题。去年第一场大会主题就是2015年目标为什么没有实现，就是2000年联合国制定目标到2015年要实现每一个儿童都能上学的目标，现在还有5800万儿童不能上学，其中50%生活在中东地区，包括最近叙利亚。后来有一个专家说，解决这5800万儿童上学需要很多钱，什么概念？全世界每周军事开支就需要这么多钱，就可以解决5800万名儿童教育问题。
所以今年的会一共有2200多代表，来自于120多个国家，这个会上我们可以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的立场、价值和责任，我们通常会认为这些事情是与己无关的，只是看看而已。但是在这个现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何怡：我也谈一点在教育创新会上的感受。教育创新很大一个议题会说一些新技术，会说一些互联网工具上面的创新，但是我在现场一个感受并没有看到我们理解的很高大上的东西，我觉得不管是一些学者或者是一些国际机构，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其实非常契合当地实际的，从当地实际出发的事情，但你说它不是创新吗，但是我觉得这种手法确实解决了当地问题。
我印象很深大概是世界银行，他们在周围贫困国家做的项目，他就是怎么样帮助失学儿童回到课堂，他是把当地村里妇女组织在一起，请这些妇女从他们每个月也许是家庭开销，也许家庭收入里面拿出一小部分做公共基金存起来，他会这用部分钱去帮助这些妇女他们家里失学儿童回到课堂。现场有人提问，你是怎么管理这些钱的？我当时想到会是存银行，或者是帐户怎么样，其实不是的，他就是放一个盒子，把现金放进盒子里面，他采取的方式就是怎么样防止这些钱被偷。
我们做公益做教育也好，要从当地实际出发来解决问题的手段，我觉得它其实也是一种创新。
杨东平：WISE的CEO专门有一个概念，他说创新并不一定是高技术，低技术也可以创新。今年获得教育奖的是在非洲有一个项目，做了一个会说话的盒子，他面对是大量文盲，你帮他识字提高他的生活能力，他把跟农业、健康、家庭有关的变成语音，发给农民，教他们怎么样种地，施肥呀，这就是一个例子。
马志娟：其实我今天有两个问题非常难回答，一个是是21世纪教育究竟是做什么的，第二个是什么是教育创新，现在看来这两个问题非常有联系。21世纪教育就是做教育公平和教育创新畅想和行动。
我们在WISE看到很明确路径，我觉得它其实是在议程设置上能够把这两个问题很有层次的呈现出来，WISE一般是在上午的时候都是大会，下午两场大会，我的感觉大会倡导一种公平，让更多孩子普适性教育机会。所以我们看到雅库比上场，米歇尔上场，王妃上场，展现了那么多冲突，儿童没有受教育的情况，这可能是让我们重视世界面临教育问题，但是名字叫创新峰会，我觉得名字得改一改。
我是这样理解两者关系，我们要看到目标，我们需要路径解决它，所以我们称之为这是一个创新，就是我们能在很有限条件下找到能大规模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所以峰会的下午或者上午下半场通常是分论坛，工作坊，他们会聚焦细的议题去讨论这个小范围议题下大家有什么新的模式和新的做法。
回到我们研究院做什么，我们谈教育公平，为什么还要强调教育创新，就希望除了谈教育存在问题之外，我们还要看大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都有哪些新的探索。
我想再分享一下WISE的几个项目的数据比较可能更明白。整个WISE给我们带来感觉，为什么说它是以教育创新促进公平议题，从09年15年每年都有6个获奖教育项目，一共有42个，42个里面有9个是针对特殊人群的，特殊人群大部分是残障儿童，比如聋哑视障的，有两个是针对女童或者寡居的妇女。另外案例有16个是通过这种能够低成本、高质量、大规模方式为儿童提供完整基础教育项目。
我们说中国有那么多农村地区你要怎么样为孩子提供优质的，我们说均衡教育资源，这是一个很大难题，我们政府也没有说一个很好打包解决方案，可想在非洲地区很多儿童存在连基本教育机会都没有，所以这就回到创新问题。我们会发觉反而最有价值不是高精尖的昂贵的最前沿的技术，所有这些剩下30多个案例里面，他们用的都是已经在过去二三十年里面，如果互联网用一个农村名次指代的话，他们使用的其实是沉淀了最基础，最被广泛接受，最普遍实施的这样一些技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基础条件才能实现我们想要的大规模创新。
像刚才杨老师提到有声书，你要给这么多不识字工具必须是低廉的，必须是很方便携带的，之前还有一个为盲人提供可读文本的项目。实际上他看不见，如果你又要求掌握一定程度计算机技能，你又希望我给你提供一个中心，你可以亲自到那里去获得服务，都是不现实的。
这个项目最终获得大奖，评委认为创新点在哪里，就是因为它的工具足够简单，你只需要发一封邮件，就能把你所想所看到所听到所有内容就可以进行文本转换。所以这个声音技术我觉得很简单，成本很低，但是它确实是针对了现实当中很迫切的需求。
我现在在想WISE为什么是一个创新峰会，但它有很强烈公平诉求，其实从很多案例模式都能看到他们创新的一些共同特点在哪里。
杨东平：我想再补充一个关于WISE信息，今年参加WISE的中国代表大概有70人左右，但是真正来自教育领域，像所谓狭义从事教育领域工作这大概20人左右，所以WISE整体峰会，也就是说世界教育创新峰会并不是教育系统教师、校长、官员自己一个闭门会议，而是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它的最重要参与主体包括企业、NGO、新闻媒体、家长等等，是一种社会参与模式，我想这本身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等到哪一天我们教育部开大会的时候，一部分是教育局长，还有一半是企业和NGO的话，我们教育现代化就稍微有点希望了。
下面的时间是提问时间
提问：我们早上讨论了很多互联网教育，但是这个不能空讲，它需要一个过程，我的问题是因为杨老师提出开设公益学校，给一些没有办法受到公平教育的孩子们，我想问这个公益学校开设过程当中，是否需要相关类似民政部或者教育部门管理以及审批，就像做民间办学手续。
第二个问题，这样非盈利在大家互联网思维健全情况下，在大家师资力量和知识体系健全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尝试着开设“互联网+”教育均衡化教育体系方式进去？
杨东平：第二个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在各类公益组织和公办、民办学校都尝试使用互联网技术，我们不应该跟这个新技术绝缘，只不过是怎么让它本土化或者适应自己的需要。
第一个问题关于注册问题，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知道即便让我们现在民办学校注册门槛也是高不可攀的，它需要有多少教师，多少亩地，是很难实现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重要政策呼吁，开放教育权，破除我们现在的教育立法对民办教育的垄断，正像张良老师他带10个学生我能不能办学，我一个家长带两个孩子我能不能办学，教育权首先是家长权力。
当然有一个过程，全世界范围正在开放这个权力。
提问：我对今天早上回应我们重点不是讨论最先进教育技术，而是说这些教育内容，城市化教育内容怎么样更适应农村教育内容，所以我并不认为终极追问目前有一个必要回答，而是说我们没有很好内容给农村孩子的时候，我们拿什么吸引他留在电脑前，愿意让他使用。
第二个，我觉得我们这么多先进东西在农村现有学校使用下，怎么更好无缝对接，这是非常难的，在我们将近一年探索当中其实有很多失败、很难的时候，所以这个经验比如如何使用老师，它的硬件损耗率怎么解决，它的系统怎么跟学校系统对接。我们要考虑到现有信息化投入非常快，整个教育系统其实现在也很注重对老师资源部分，给老师很多资源支持，但是我亲自也问给教育部领导，没有给农村学校，没有给寄宿制学生，他们没有报纸，没有图书，没有电脑，他们就是关进学校里面，试问在这样情景下，我们孩子如何真的跨越教育鸿沟，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如果我们年会有机会能够探讨这样技术细节的时候，也许对我们很多愿意去尝试信息化，去改善农村教育组织也许有更多意义，谢谢！
宁柏宇：我在这个会场里显得非常孤单，我说一下我的观点，我觉得一个行业要做好，最重要是这个行业里对人才的观念和思想的进步，我觉得这一点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我举个简单例子，大家觉得中国经济发展是我们全国人民努力的结果，大家有没有想过这背后其实技术起了最关键作用，如果说没有袁隆平我们一亩粮食不能从300斤打到900斤永远不能养活全中国的人，所以经济发展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讲是由科技驱动的。
第二，我们谈技术对教育的改变，现在不是说没有技术，也不是说好的教育资源难以觅到，我觉得不是没有资源，不是没有技术，不是没有资金，而是缺乏创新的手段把资源有效形成解决方案，大家如果把技术简单理解成便于人与人之间连接，我觉得这个是对创新和对技术理解不到位。
我举个例子，现在有大量免费内容可以用，比如说今天只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幼师口袋，所有儿童教育数学、语文内容在线上都有，你说我没有硬件怎么办，你想想这个幼儿园至少老师或者园长应该有一个很便宜的智能手机的，因为小米已经做到了这个手机四五百块钱，你只要有互联网就能接触到所有教育信息，这个老师观念要转变。
如果我运营四个公历幼儿园，你会发现我面临什么问题，我面临着不知道如何异地管理，我不知道如何找适合园长，但是你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你可以只要有一个电脑和手机就可以完全接触到市面上非常好的儿童教育信息。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所有关于教育技术讨论最重要一点就是打开思路用真正创新手段去组织政府、公益机构、媒体、商业机构和所有对教育关心的人，让他们有机会进入这个领域。刚才在会议间隙，有互联网领域他们有这个钱，也有这个心，但是我们进入这个领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首先要去理解这些先进手段本身，首先要去接受它，了解它，而不是先做很多价值判断，因为你说这个事情到底符不符合发展规律，科技对社会发展细分领域是有利益的，科技在商业领域如果能如鱼得水应用，科技一定是连锁的，我知道连锁对国家小公益组织变成大公益组织管理提升效益有很大帮助。
商业领域的组织创新对公益组织领域创新有没有帮助？一定有帮助，这个帮助就是我能用更先进的模式去组织公益模式，我就能吸引到更优秀人才，我就能把钱更好利用，我就能利用更先进技术。这样我们每一个想做公益事业的人，就真正能做像王妃这样大的事情。
杨东平：我觉得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要真正做到互联，把资源和需求方连接起来，这也是我们这次会议的目的之一，所以我们这次名册上有很多互联网企业，就是要完成这种对接。
提问：我来自一个企业的，我问杨东平老师一个问题，我们之前做小规模学校建设的时候，我发现在去年的时候，几乎90%的学校，不管几千人甚至20人学校都提供部署了信息系统，我们也做了教材，几乎每一个学校老师都能连Wifi。我想问一下，第一个，老师移动化比例有多少？第二个，wifi学校不同规模有多少？第三个，我们看到现实全国都是这样的，所有的农村学校都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是以班为单位，还是以学校为单位？
杨东平：这个问题请来超回答一下。
来超：我觉得这个数据回头在部分数据上查一查，以我们自己一个微观，基本上这个会场上我们可以综合西部12个省份，所以我甚至于会觉得我们共同来完成这个问题，比如我们项目，西部阳光项目，至少我们项目电子版进入到乡镇一级学校里。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明天信息化过程当中去探讨这个问题。
提问：各位直接在学校里面从事教育工作的举手，很好，约有1/3左右，这让我很欣慰，因为之前交流很多表达观点就是社会对教育关注，但是我们如果想绕开教师这个环节几乎不大可能。
我也是从事教育最后跳出来的代表，但是我们11年来坚持情况下，今天是一个教育公益组织年会，而我们是一个非正式注册的我们自认为是一个组织。我们从区市注册都没有成功，我想国内有没有这种帮助NGO组织提供支持和资金来注册。
杨东平：这个问题可以找你们所在政府，向他们反映。
来超：很快慈善法就有反应了，慈善法这个问题很快亟待解决。
提问：我有一个疑问，在中国有一个比较特殊情况，叫做县城，县城里面学生，特别是我工作服务就是县城高中生，县城高中生比起农村学生又不太一样，处在夹心层，他们能够享受到很多支持，比如互联网这些，但是他们不能像农村这方面得到关注，而且在高中里面有很多要以高考为导向，而且相对学生的行为习惯学习基础都比较定型。
我想问的是，是否在这样一些高中生或者高中这个群体做出怎样的教育创新？
杨东平：因为在农村高中是应试教育最严厉最残酷的地方，学生第一时间采取拼命形式，但是农村教育真的只有这一种模式吗，不是的，我们以学生代表学生主体课堂仍然改变了很多农村高中面貌，这里面比较典型就是山西新绛（音）中学，他们是以学生自学为主，自学讨论，他从高三开始，学生家长上街到政府抗议，拿我们学生做试验品，结果第二年发出了一个短信，他们校长说，他们今年二本以上升学率比去年提高了30个百分比，这就是了不起教育创新。
张良：新的教学模式所谓中国考核基础上，自主教学是有非常大的价值。
我现在还想分享一个案例，也是今年得奖案例，就是非洲一个桥梁国际学院，分的是学前和小学阶段教育，方式很简单，我们看不到非常大的投入或者非常高技术呈现，但是它的有非常高的公益性，它是办成连锁学校，这个学校主要教案有一个专业团队在后台，就像一个中央厨房形式处理，一个老师过去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很多核心工作，这个方式就把前端建立起非常多的低成本连锁学校。当时从肯尼亚起步，现在到乌干达到印度，2025年他想覆盖人群是想达到1千万。
我们看到这个例子投入非常低，每一个学生大约只有6美金。我想分享一本书叫做集装箱改变世界，世界贸易极大增加当然有技术方式改变，比如航空运输取代海运，但是海运仍然扮演主要运输过程中间，其实非常小的工具把整个海运提升4倍亿就是集装箱简单的工具产生。
我知道现在很多贫困地区是资源不够，其实我们更多要改变一个思路就是资源方式，晚上我一个分享会给大家提一个观念，我们现在很多学校感觉到资源不够，我觉得从资源缺乏到资源过剩只是一层窗户纸，在互联网层面可能从资源不足到资源过剩，昨天我拿到会议手册，有一本是关于学习资源的，我相信绝大部分老师不知道如何去这种资源，如何筛选组织他，变成可操作的工具来供学生使用。
马志娟：之前刘韬报告里面有一句话，受访的教育工作者觉得好像总在追赶教育创新，而不是成为其中一员。我听到这句话非常感慨，我作为一个研究教育创新的人，这说明我们得很多讨论创新话语当中是有问题的，什么让我们带有一种焦虑和无奈，宁先生刚才话也增加了我的焦虑，你更要怎么样，至少更先进的技术和方法，我看到的创新的案例至少能被认为有效的大规模的推进创新案例，都发现他们其实采用的最基础最广泛接受的技术，而恰恰是模式，也就是张老师讲的怎么利用这个资源，以及刘韬报告里面讲这个资源变成真正拿来我们所用的工具，要有什么样条件和路径。
所以我最后想说的是，我觉得实践教育公平，怎么样做教育创新大家可能有一个现行思维，觉得我必须先怎么样，然后才怎么样，就像我们通常说你总得先饱饭再读书，我相信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会认为教育发生在不那么复杂系统去看。在2011年WISE的个人大奖是颁给哥伦比亚的一个女士，她就是在提升农村教育质量先锋者，她之所以被选上，是她可以证明在农村地区教育，如果你用标准化设计，学生素质，学业表现可以比城市更优越，这会成为大家都想挖掘秘密。他的秘密在哪里？如果我们必须得有达到什么样物质条件我才能够从事创新的话，这届世界沿着这样道路走，穷得永远是穷的，富得永远是富的。
所以我觉得谈创新应该抛弃以前的线性思维，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我们有很多可以创新的空间，能够为这么多偏远和贫困地区提供这样的优势资源。
杨东平：宁柏宇讲了非洲桥梁学院可以成千上万的模式来做，并且成本很低，做得也不错。刚才马志娟说哥伦比亚教育理念不仅在哥伦比亚用，也在阿根廷其他国家，我们邀请他两次用，明年WISE会在中国举办中国场，获奖嘉宾都会在现场做演讲。
主持人：今天上午我们整个环节暂时告一个段落。其实教育变革是不是带来教育公平，也是一个疑问，教育变革是不是需要互联网思维同样是一个疑问，互联网思维又是不是互联网本身，我们可以在这个会场上两天时间共同探讨的，不要拘泥于我们是研究方法论还是来这里探讨方法。大家心里都有自己预期，希望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而不是只存在于现场各位嘉宾演讲。
今天上午演讲就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