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从来都是整个社会的责任，然而直至今天，当我国各项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时，生育保险制度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生育保险参保人数一直是五种社会保险中最低的，尤其是外出农民工。
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人数达到26894万人，女性占到三成多，其中年轻的育龄女性必然会面临生育的阶段。
然而，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3年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均比其他保险低，虽然从2008年的2%上升至2013年的6.6%，但仍然比较低，女性农民工的生育成本大多数由个人与家庭承担。
外来女工一般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与非正规就业，常常面临超长加班、劳动强度大、低薪、夜班、站立作业、有毒有害工作环境、无劳动保障、非法用工等不合理的工作环境，当外来女工怀孕生育时，这些不友好的工作环境再加上低生育保险参保率，会对外来女工以及整个社会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育保险覆盖面窄加重女性压力
我国现行的生育保险制度基本上是一种职工生育保险，其覆盖的对象主要是城镇就业职工与职工家属。对于非正规就业的女性以及部分地区无本地户籍的外来女性来说，无法享受到与户籍人口就业职工同等的生育保险待遇。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14年，生育保险基金结余量已经从96.9亿元增加到了560亿元，而且人口流入地累计结余量远远多于人口流出地。
因此，一方面很多外来女工无法享受到生育津贴，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生育保险基金没有花出去，折射出我国生育保障制度的缺陷，严重侵害了女性的生育保障权益，加重了女性个人的经济压力与照顾压力，并影响了女性的平等就业权，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2、女工四期保护的权益广受侵害
不合理的工作环境，尤其是有毒有害物会损伤女性生殖系统从而导致流产、致畸、死胎、发育迟缓等现象；企业刁难孕妇，解雇孕妇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另外，大多数的企业没有健全的生理卫生设施和育儿设施建设。据上海市总工会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企业没有建立女职工卫生室、孕妇休息室、哺乳室等设施，建有该类设施的比例仅不足四成。
3、被迫辞职难以享受生育保障
因为不合理的工作环境，不少购买了生育保险的外来女工也会在怀孕之后选择离职。据佛山一项针对121名外来生育女工的走访调查显示，45.4%的女工因生育被企业辞退或选择辞职。严重影响了外来女工未来的职业生涯，并加剧了外来女工在经济上对男性与家庭的依附程度，进一步强化了女性的弱势地位。
4、强化女性照顾角色，加重男女不平等
劳动时间过长以及劳动强度过大、夜班制度等工作环境，使得不少外来女工无法兼顾照顾孩子与上班，只能将孩子放在老家或者放弃工作带着孩子回老家。使得女性无法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强化了女性的照顾角色，不利于实现男女平等。
虽然不同地区的男性看护假不一，但大多数只有15天。相比于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男性看护假太少，没有起到鼓励男性的孩子照顾上承担更多责任的作用，不利于两性的平等。
可以说，妇女为尽生育这个社会责任而导致体能和经济的双重亏损, 而由于户籍、工作条件与生育制度的局限，八千多万的外来女工付出了更多的代价，这对她们来说是不公平的。
只有得到法律与政策的倾斜性保护才能改变这种现状，因此，我们建议改革现有的生育保障制度，维护外来女工的权益：
1、 生育保险应全民覆盖
生育保险作为对女性承担的人口再生产的社会补偿机制，理应具有普惠性，因此应该改变现有的以“职工”为缴纳生育保险的门槛，实现生育保险覆盖全民。消除生育保险的在城乡户籍人口、家庭主妇与职业女性、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别。
2、 严格落实女性四期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
加强对女职工“四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劳动保护的法律宣传教育，提高女职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相关部门应该督促各单位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有关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保障女职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规范用工时间，合理安排劳动量。将女职工劳动保护作为劳动监察和劳动安全监督的重点内容，依法查处侵犯女职工权益案件，及时处理涉及女职工的劳动争议案件。
3、 制定鼓励男性分担育儿责任的社会政策
适当延长男性看护假、育儿假，鼓励家庭和工作平衡的政策。如瑞典的父母从孩子出生到8岁以前，共有480天产假可领取补贴，为鼓励父亲多休产假，瑞典社会保障部门还专门设立了“平等奖金”。在休够“法定”的60天产假后，父亲每多休30天产假，可多领取3000瑞典克朗的“平等奖金”。
4、 社区建立家庭公共服务体系
政府应加大社区家庭服务的投入，为外来工家庭提供便捷安全的育儿服务，如为哺乳期的女工提供廉价安全的托儿服务，并且创造短工时的就业岗位，从而让哺乳期或儿童照顾期间的女性有机会选择边就业边照顾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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