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3年，曾世逸就想做农业合作联社。那时他在云南师范大学念法学硕士学位，跟一些学者们下乡做调查，农村的景象令他忧虑。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粗蛮地对乡村进行着冲洗，年轻人出去打工，村里留守的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好端端的家分散在各地；而农业生产也不起色，留守人员体力不够，多数文化不高，为了种好责任田种出全家的粮食，非常依赖农药和化肥。曾世逸本是湖南农家子弟，自己通过上学，走出家乡来到昆明生活、工作，而他的哥哥姐姐则是在外打工，一家人天各一方，几年才能团聚一次。而家乡的土地不再芳香，虫鸟不再歌唱，传统的乡土社会分崩离析，田园牧歌已成绝唱；最令他痛心的是，培育出人类文明的农业生产竟然成了一种污染源，在被污染的土地上，长出的五谷瓜果还能是甘甜的吗？而农业污染，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曾世逸很困惑，急切地想做些什么，身为学生，他感到了自己的无力。
2010年8月20日，已经积累了丰富公益事业经验的曾世逸和伙伴徐亚宁创办的社会企业——昆明“帮帮健康生活馆”正式开始运营，启动资金是他参加“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而获得的5万元“南都优秀社会企业奖”奖金，他终于朝着梦想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曾世逸是湖南人，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有典型的湘人性格：钢劲、务实、乐于为民造福、敢于奉献牺牲。他从学生时代起就热心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研究生毕业他选择自主创业，创办“真善美书家”。这是家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文化传播公司，成立以来策划了数百场公益讲座，演讲者多为国内知名的学者，并发起、组织了数十次公益实践活动。他创办的项目还获得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 “影响力奖”。
2007年夏天，曾世逸随正在河南兰考县挂职副县长的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前往兰考，考察了当地的农业合作联社。何慧丽自2003年起挂职兰考，在她的大力推动下，兰考建起了数个农业合作社，发展生态农业，增加了农民收入，加强了农村的社区建设。她带着农业合作社出产的大米进北京推销，成为新闻人物，得一美名“米教授”。
曾世逸告诉记者，在兰考，他看到了食用菌合作社。合作社帮助农户和食用菌项目持有者取得了联系，先是合作办菌种孵化场，培育出菌种再卖给合作社社员种植，全过程给予技术指导，再以市场价格（低于保护价时按保护价）收购合格产品。这充分体现出合作带来共同富裕的机会。而无公害大米合作社的形式令他很是感到新鲜。这就是“购米包地”：通过何慧丽等人的谋划和牵线搭桥，由城里人出钱，包下合作社员的某一块地，社员按他们的要求进行生产，无疑是一种城乡互助的新形式。农产品，主要是无公害大米，销售则通过专门的农资店。管理农资店的是位农技师，由无公害协会给他发工资，每月500元，确保了大米每个生产环节的无公害性。2003年，曾世逸曾想过搞农业合作社，但具体怎么做他并没有明确的思路。兰考之行打开了曾世逸的眼界，也给了他巨大的激励。他更加认定在农村做公益活动，“造血”比“输血”更重要。
2009年8、9月份，曾世逸牵头成立的公益组织帮助老知青义卖原生态苹果，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他也参加了英国文化协会（在中国作为英国使/领馆文化教育处运作）、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活动。做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的英国社会企业家麦克•哈兰（Mike Horland）告诉他们，上世纪90年代末，在电子商务时代积累了巨大财富的年轻亿万富豪接受了一个观点，商业经验、市场原则都可以应用到慈善事业中。他们用风险资本家的眼光审视捐赠行为，把慈善事业视为“社会投资”，希望通过这种投资实现客观的社会回报，于是创办了社会企业。新经济体系造就出的新财富对慈善行为的性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最明显的一点是，慈善与商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既然是“企业”，就要具备实际商业生存能力，利润不再是社会企业的原罪，品牌也要经营好。比如英国有个咖啡品牌“咖啡直达”，原本属于公平贸易组织旗下，只放在慈善商店销售，不成气候，通过社会企业的方式运作后发展为世界第六大咖啡品牌，直接受惠140万咖啡农和他们社区的居民。而就英国的情况，社会企业多数是中小规模，由普通人创办服务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让英国拥有世界上最成功、最具活力的社会企业。据英国社会企业联盟不久前公布的调查报告，目前英国有社会企业6.2万家，雇员数量近48万人，志愿者30万人。每年，英国社会企业的营业额超过270亿英镑，向国民生产总值贡献84亿英镑。
麦克•哈兰鼓励学员们说，中小规模的社会企业立足于本地社区，弹性强，应对经济危机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根据英国社会企业联盟的数字，此次经济衰退中超过80%的社会企业实现了赢利，至少不亏本。你知道原因何在？金融危机令人们对巨无霸型的经济机构失去了信任，社会企业建立在社会效益之上。它把消费者带进慈善世界，让消费者在得到服务的同时感到自己为社会公平做了贡献，从而产生良好的心理感觉。”
培训结束后，曾世逸回头看，“真善美书家”具有社会企业的雏形，但仅凭热情远远不够。只是当时他尚不知社会企业这一新兴的公益模式，没能从企业运作的角度去考量成本、利润、社会效益等问题；加上缺乏长期持续的资金支持，“真善美书家”虽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方面的成绩却乏善可陈，年营业额最多时达20万，利润只有1、2万，连员工的工资都难以为继。曾世逸认识到，做公益活动必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必须采用社会企业的模式，用商业手段去解决社会问题。经过考察和认证，他决定开发云南本土的原生态农产品，用曾世逸的话说，就是“云南土货”。2010年3月份，他申报了这一项目，并最终获得了前文提到的5万元启动资金，8月开始运营。
曾世逸非常清楚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他有好的商业理念和点子，但具体的商业运作他并不擅长，需要找一位职业经理人做搭档。在一次公益活动中，他结识了热心公益的企业家徐亚宁先生。徐亚宁有15年的商业经验，他想搭建一个公益和商业并重、平衡的平台，“没有孰重孰轻。做公益的朋友很多都羞于谈钱，但我觉得现实和理想要结合，不能只谈理想忽略现实”。二人一拍即合，筹办了“帮帮健康生活馆”，承诺不撤资、不分红，所有利润用于公益事业。
曾世逸和徐亚宁商定，“健康生活馆”主要经营不用农药、化肥、饲料添加剂的原生态农产品及有机、健康食品，致力于探索原生态农产品本地化产销的社会企业新模式，推动城乡互助和生态农业的发展。希望让市民得到健康食品，农民得到合理收入，让每一个人都在健康、和谐、可持续的环境下生活。“健康生活馆”目前没有能力开发自己的有机农产品，因为“有机食品要通过国家认证的话，需要大笔资金和人力”。他们用了一个新办法：和一些农户合作，让他们用传统的生产方式来种植云南的老品种农作物，“健康生活馆”帮助他们经销农产品。曾世逸称之为“社区支持农业”，消费者可以直接上门去认证农产品，农户进城参观销售点，让市民和农民相互信任、支持，而不需要通过市场等中间环节，是城乡互动的消费模式。
在云南发展传统农产品，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云南地理环境复杂多变，物种本来就丰富多样；因为交通不便，尚有很多未被工业化侵蚀的土地，而很多少数民族村寨孤立于城市，生态环境好，村民们至今沿用有机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健康生活馆”开辟出3条“生产路线”，沿途合作的村委会有5、6个，村庄达几十个，确定的老品种农产品有土鸡、大豆、大米、茶叶、红豆、黑毛猪等，都是在云南本地种植了多年的品种。他们和农户签合同，要求他们必须依照合同，完全按原生态的方式进行生产。曾世逸和徐亚宁发现，传统的农产品土货很难与消费者对接，生产分散，销售也分散，产销脱节，流通成本非常高，以至于农民卖不出去，市民买不到。因此“健康生活馆”的主要运作流程是从农村收购土货，放在健康生活馆销售，运输过程短的食物当天能从田间到达居民餐桌，长的也不过2天。同时招募市民会员，让他们了解这是非常真实的土货，帮助农村提高收购价格。
生产过程，他们一方面聘请专业机构进行监管，一方面组织消费者前去农户参观。消费者进入农户家中，有兴趣的还可以参与劳作，这样双方有了感情联络，信任关系也就建立起来。“恢复传统乡土社会的情感，也是在农村做公益事业的重要目的。”
农户不愿从事原生态农业，多数情况是因为缺乏资金，生产过程漫长导致成本高，如果销路不好带来的打击往往让农户无法承担，造成生产不稳定。曾世逸从何慧丽的“购猪包猪”模式中得到启发，建立了“预付款”鼓励机制。想吃原生态农产品的消费者向协议农户预付数额不等的“包粮菜款”，该户农民进行自然耕种、饲养，收成后按约定价格直接供给居民。由于居民已交了定金，农民在进行原生态生产时有了资金保证，自然有了信心，生产、供货也得到稳定。
徐亚宁介绍说，“健康生活馆”也做了一些外延，和云南第一家通过有机认证的品牌“好宝”进行整合。“好宝”是纯商业模式运作的企业，积累了很多会员，他们除了需要蔬菜和大米，“健康生活馆”的土货也是他们有热情的消费品。土货拿到“好宝”名单上去销售，利润就全部进入公益，实现了内部的大循环。
“健康生活馆”店址设在昆明北市区，周边的居住小区属于中高档，居民有一定消费能力，并且认可“原生态食品=健康生活方式”，客流量能够保证。但目前仍面临诸多困难，首要的问题就是定价，“健康生活馆”与合作的纯商业机构有分歧。再有就是有的原生态农产品是公益组织帮助销售的，他们以进价销售，中间成本通过公益组织的经费来支持；作为社会企业，定价无法如此照搬，“我们定价高了，一是缺乏了竞争力，二也打击了公益组织”，曾世逸有些为难。他们的土鸡一公斤卖45元，毛利率不到30%，已经是很低了，但一些消费者还认为偏贵。而“健康生活馆”的每次进货量不太大，运输成本又比较高，直接影响了价格成本，面临市场竞争中“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
“健康生活馆”运营几个月以来的实践中，曾世逸不断在进行理性的思考。他认为鼓励人们从事公益事业，不能仅靠理想和热情，也需要合理的薪酬才能吸引到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生活馆目前的专职、兼职员工都有涉农专业的教育背景，员工月薪约2000元，在昆明属于中等偏上的收入水平。他希望能把月工资提高到2500元，经理月工资为3000元。曾世逸说：“这一行非常辛苦，员工们经常要往乡下跑，工作条件很艰苦，对专业素质的要求又很高。只有相对高的薪水才能留住专业人才，保护他们的热情，从长远来看更有利于公益事业。做社会企业除了需要慈悲，更要有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