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出生登记的儿童在教育、医疗等权利保障上会受到影响。在一些国家，这类儿童是拐卖的首选目标。由于儿童年龄无法确认，禁止童工、禁止儿童早婚和从事商业性工作的法律也无法有效实施。全球约有300万18岁以下儿童由于未能确认年龄而被应征入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驻华办事处社会政策与经济分析处处长霍杰斯在近日举办的 “中国儿童出生登记研讨会”上说。
出生登记是指由政府登记部门对儿童的出生事件所作的官方记录的过程，此记录将作为儿童存在的永久性记录。尽管，出生登记作为儿童获得国籍和公民身份的基础，是实现其人权以及其他权益的基础，是每个人有生以来的第一项人权，但它的重要性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据UNICEF报告，2000年全球有约41%的新生婴儿（约5千万）未进行登记， 2004年仍有36%以上新生婴儿未进行出生登记，其中南亚和次沙哈拉非洲为登记状况最差地区。
中国的情况也并不令人乐观。UNICEF提供的数据，包括中国在内的19个国家，有26%－60%的5岁以下儿童未进行出生登记。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未登记儿童的实际数量非常大。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律师表示，他遇到过很多起因为儿童未能进行出生登记导致权利受到伤害的案件，而另一方面，由于未成年人承担的刑事责任有别于成人，在缺乏出生登记的情况下，也有人为了逃避制裁，伪造出生登记，给司法系统带来很大的挑战。佟丽华认为，这个问题在立法层面非常受到忽视。
在国际计划资助下，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4－2005年用6个月时间，对中国出生登记的现状、影响因素及促进政策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形成报告，发现1991- 2000年，我国每年新生儿登记率只有60-80%。
该报告归纳了中国出生登记存在的主要问题：儿童登记水平不高，且边远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登记水平低于发达地区；农村儿童登记水平远远低于城市，这是目前中国儿童登记整体水平低的主要原因；女童登记率低于男童；流动人口子女、计划外生育儿童以及抱养儿童等边缘群体的登记状况更差。
报告指出，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国家和地方的管理和长远规划，更重要的是影响到儿童享受法律保护、社会福利、医疗保健及接受教育等多种权益的实现。
谈及问题背后的原因，报告认为，这是来自政策和制度制定部门、登记部门、各级相关政府部门、社区以及家庭和父母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出生登记有明显的特殊性：多个登记部门（卫生、计生、公安）、多套登记程序、登记部门之间协调不力以及欠佳的登记能力和落后的服务方式，对出生登记的阻碍较大。各级决策及相关工作人员和群众认识不到位是阻碍出生登记的关键性因素。最后，报告撰写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研究报告对政策层面的一些“敏感”因素，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和出生登记的关系有所触及。报告指出，计生政策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较为严重地影响了计划外儿童登记。近年来，这一影响虽已大大减弱，但仍存在。在操作层面，一些地方为了完成生育指标，瞒报出生数据，拒绝给政策外儿童登记。
2005年11月－2006年11月，同样在国际计划的资助下，西安交大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以上述探索性研究为基础，在陕西省岐山县启动了儿童出生登记的试干预项目。该项目由主管副县长协调，以多部门合作的方式对相关人群进行意识倡导，改进登记部门的效率和服务，改善当地出生登记环境，取得了初步成效，为今后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正式干预提供了经验和模式。其中，采用了将儿童保护和计生政策执行分离的措施。在此基础上，合作方形成了未来5年的战略合作规划，拟在东部、西部和中部选择3-5省扩大倡导和实践干预的范围。
从儿童权利的角度指向出生登记问题，开启了儿童权利，尤其是转型期弱势儿童权利保护的一个新视角。事实上，由于我国出生登记与城乡二元结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儿童性别歧视等多种现实问题相互关联，这项迄今为止我国已有的对出生登记最为系统的研究，也许将从源头开启探索儿童权利保护的一条路径。负责此项研究的李树茁教授表示，以往出生登记问题并不为人所关注，即便有关注也不是从儿童权利的角度的研究是一项空白。以前中国代表参加历次亚太出生登记大会，都无法提供系统的研究报告。而2006年3月在泰国召开的大会上，由于中国代表所作的有关中国儿童出生登记的探索性研究报告，使中国出生登记进入国际视野，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成为“有效的”参会国。
儿童出生登记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主办，UNICEF、国际计划（中国）和宋庆龄基金会提供支持。全国人大、公安部、国家计生委、全国妇联、卫生部、商务部等部门的代表与会进行积极的交流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意见和建议。他们期望NGO 和政府加强沟通联系，表达了与NGO合作开展出生登记研究的意愿。
会上，也有政府代表对报告的一些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存在“不够客观，对（我国出生登记的）正面作用反映得不够充分”的地方，强调“中国国情”和现有登记制度的合理性，希望建立符合多个‘政府部门需要’的资源共享和责任共担的出生登记制度。
在亚洲基金会参会代表裴彬看来，研讨会上国际NGO、多边机构、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门面对面沟通甚至有不同观点的碰撞，形成了多部门合作，从多角度包容的氛围。裴彬认为，这正是NGO期望的一种发展趋势：政府很强大，资源很多，NGO可以担当协调者的角色，最大限度地调动各部门的资源，共同推动社会发展。
研讨会的两家支持机构——国际计划和UNICEF长期在全球范围内依托其国际网络合作推动出生登记。从1999年开始，双方共同举办了4次亚洲全地区儿童出生登记会议。
国际计划项目总监魏巍表示，这些系列活动的目的，是要提升政府和相关部门、研究机构以及NGO对出生登记问题的认识，对有意识并愿意参与促进的机构进行能力建设，并根据当地情况推动立法，建立有效的工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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