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嘉珂，1955年出生于天津，当过知青。1978年考入天津中医药大学读书，后留校任校团委副书记，又转任教学工作。
199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方嘉珂去了奥地利，并在那里短暂工作。也是在奥地利，方嘉珂接触到那边的养老院，感觉当地老年人的生活水准很高，保持了老年人的晚年尊严。再回想起，由于要出国，自己89岁的老父亲被送进国内一所公办养老院，条件很差，吃的是馒头和煮白菜，并且每天下午4点就开饭，因为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要赶紧下班……
那时候欧洲的生活条件无疑比国内优越很多，但认真考虑后，方嘉珂决定回国，决心自己办一所养老院。1995年，他买下一座废弃的医院，联合原天津市护理协会理事长王桂英、原天津市民政局副局长王涛等人一起，办起了鹤童老年公寓。
“鹤童”后来成了内地首家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如今在天津有三家“鹤童”养老院，在北京西城区、丰台区开了两家分院。20年过去了，方嘉珂的一头黑发变得花白，自己也开始步入老年人的行列。20年来，方嘉珂对于养老行业的热情从未改变。对于养老这个行业，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该养谁
公办养老院应收高龄失能老人
对于“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我们国家而言，是不可能把全体老年人都“养”起来的。低龄健康乃至高龄健康的老年人不应存在“被”养的前提。所谓“老有所养”应特指失能老年人。
根据政府部门公布的相关数据，真正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需要照料和护理的重度失能老年人，约占老年人口的3%。按理说，各类养老床位是有希望逐步满足这部分老人的。可现在的问题是，不少公办社会福利院、敬老院，都被健康、低龄、能自理的老人所“盘踞”。政府提供的这种低价、优质的养老服务，变成了一部分人的“享受”，成了“鸠占鹊巢”。
其实健康、低龄、生活自理的老人，尤其是一些有钱的老人，有很多种市场化养老方式。眼下大量房地产商转型做养老地产，私营企业投资兴办的各类型高档养老会所，有些绝对是国际高标准，都是上述人群的好去处，有钱可以任性嘛!
而对于失能老年人而言，特别是其中贫困、高龄、失能和临终状态的老年人，“刚需”绝非是青山绿水、诗琴书画、莺歌燕舞，可能只是“一张床、一杯水、一口饭”，这类“雪中送炭”般的临终关怀。对此，不但家人有责任，政府和社会都有责任。能否把他们“养”起来，是检验中国是否真的强大和是否迈入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将来，可以考虑公开入住公办养老机构的老人名单，不要再用纳税人的钱来赡养健康、低龄、生活自理的老人了。
谁来养
鼓励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提供养老服务
对于贫困、高龄、失能、临终状态者而言，除了各类公办福利院、敬老院，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举办的养老机构也可以成为赡养他们的场所。我们应该鼓励有社会责任感的营利性企业或个人，以捐赠方式参与其中。
然而，现在一些办养老院的企业，他们的出发点往往是奔着政府的“免税”和“补贴”而来的，而对于贫困、高龄、失能、临终状态的老年人服务，可以说一无所知，或者根本也不想知道，想知道的只是寻求如何尽快实现盈利的“模式”。
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养老机构的补贴还停留在“建设补贴”、“床位补贴”方面，只要建设了床位就有补贴。将来应该将补贴直接发放到失能老人身上。
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培育、扶持专门面向贫困、高龄、失能、临终状态老年人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还要鼓励和倡导大学教授、退休官员到这类组织中去任职、去担当。不要把从事此类活动的退休官员和到商业机构“寻租”的退休官员混为一谈。就各类公益慈善性社会组织而言，需要专家学者、退休官员等社会名流的监督与代言，这是国际惯例。像原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坚老人，以前十分关心“鹤童”，平常他喜欢钓鱼，钓到的鱼他经常会专程送到鹤童养老院。石坚老人甚至还将一枚金戒指也捐赠给了“鹤童”。“鹤童”的成长是与这些长者的帮助分不开的。
养老行业是低回报的，从事这个行业要有一定的奉献精神。总之要鼓励和倡导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类社会组织，进入到为贫困、高龄、失能、临终状态老年人的服务领域中来，此乃解决中国“未富先老”问题的当务之急。
怎么养
三位一体才能做好养老工作
在养老行业发展过程中，还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才能更好地为老人服务。
就近养老
对贫困、高龄、失能、临终状态的老年人而言，要在城乡居民区“遍地开花”般地建立起具有“支撑”功能的照护机构。我在德国柏林发现，那里的照护机构竟多达300余家，很多十几张、几十张床位的临终关怀机构，统统设在居民区里。
我还发现香港的许多高层建筑没有我们所谓的“底商”设计，而是开辟成照护机构。那里的入住者几乎没有离家的感觉，因为子女住楼上，老人住楼下，都在一栋楼，同在一个屋檐下。
现在在北京、天津这些大城市的郊区，建有一些大型养老院，入住率不高。建在城区的各类照护机构却大都是满员和排队。老百姓用脚在投票!在居民区兴建或改建小微型照护机构，是解决贫困、高龄、失能、临终状态老年人“刚需”的最有效供给，因为家门口搞养老更符合国情。
资助家人
对贫困、高龄、失能、临终状态的老年人而言，家人的关怀、支持与帮助无论到何时都是第一位的，有时甚至无可替代。
有一些家庭，可能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愿意送失能老人去养老院;还有的家庭，由于经济上负担不起，无法送失能老人去养老院。这些家人，也急需得到政府、社会的关怀、支持与帮助。
我曾以人大代表身份向政府的有关部门建议：一是对失能老人家人进行专业照护技术的免费培训。我们“鹤童”也已经组织一些护理专家进入卧床老人家庭，传授护理知识，这都是公益活动。二是对照护失能老人的家人，政府要给予一定程度的经济补贴。无论前者还是后者，无论费用多还是少，都在彰显政府、社会对家人的关怀、支持与帮助。
据我了解，德国政府历来鼓励家人照护家人。去年新修改的相关法律又规定：一旦有家人倒下需要照护，其他家人照护倒下的家人也被视同于工作，可以享受原岗位七成以上的薪酬(社保基金支付)，更不允许工作单位随意辞退在家照护家人的人。
待遇留人
对贫困、高龄、失能、临终状态的老年人而言，专业照护的认同感已无须多言，问题是都只停留在说教上。
说专业护理人员很重要，但很多养老机构，让护理人员12小时甚至24小时连续性工作，这种安排本身就很不专业，甚至是对护理人员的歧视和轻蔑。因为但凡能够精神饱满工作者，8小时安排很重要。专业照护者得不到充分的休息与调整，要么意外频出，要么是逆淘汰，总在恶性循环中。我们“鹤童”，就是坚决的三班倒工作制，坚持护理人员8小时工作制。
都说专业护理工作很重要，但从业人员的薪酬与其所从事的工作很不对称。薪酬偏低已成为护理工作无人问津，甚至导致他们“跑路”的重要原因。为什么殡葬工作不愁人?甚至还要趋之若鹜般地去应聘，薪酬高是决定性因素。
方嘉珂口述许前程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