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农家女校门的女孩子们普遍有了独立自强的精神，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规划。知识让她们黯淡的生命绽放出光彩。
北京昌平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的校园里长满大树，葡萄、丝瓜的枝蔓结成了藤，到5月院子里就郁郁葱葱了。这是个孕育着生机的学校，它的信条是“送人一粒种子，她能回乡发芽壮大”；在学校的老师们看来，这些年轻的学员们其实也是一粒粒种子，只要给予合适的土壤、养料、温度，她们就能发芽、开花、结果，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
农家女学校成立于1998年，是我国第一所面向农村妇女的非学历、非营利、公益性的学校。学校创始人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著名教授吴青女士和《农家女百事通》杂志主编谢丽华女士。上世纪8、90年代，吴青曾担任加拿大世界发展署妇女专家，任职期间她去甘肃、内蒙古、山西、河北、广东、广西等地的贫困山区考察，为农村妇女扫盲。那些生活在老少边穷地区的女村妇女的生活现状令人触目惊心。贫困放大了人性中最丑恶、最不堪的一面，而农家女因为是乡土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她们便直接成为穷困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吴青深深感慨：“要改变中国，就要改变农村妇女；教育一个男人只是教育一个人，教育一个妇女，就是教育一家人或几代人！”
吴青的想法与《中国妇女报》副主编、《农家女百事通》主编谢丽华不谋而合，她们产生了一个想法，办一所学校，帮助农村女孩子上学，为她们创造均等的机会，让她们从中得到实惠，看到希望和未来，改变个人命运，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吴青有个伟大的妈妈，作家冰心，1998年冰心老人捐出《冰心全集》的10万元稿费支持女儿，农家女学校有了第一笔资金，正式启动。学校正门立石上，镌刻了一句冰心的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爱，成为学校传递给农家女们最宝贵的财富。
从创立之初，农家女学校就有了明确的定位：不做学历教育，提供1到3个月的短期实用技能和综合素质培训，为她们自立于社会创造条件。吴青、谢丽华和学校老师发现，由于升学无望带来的挫折感、家庭贫困引发的自卑感，使农家女们心理上承受着种种负担，学校首先要帮助女孩们融入城市生活。每一期学员入校后，都由吴青为她们上第一堂课：如何做人。吴青告诉她们：“你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要自尊、自爱、自强，要学会保护自己……”
农家女学校共有教职员工16人，老师会教女孩们怎样吃饭才能好看——不要趴在桌上，要一只手端着碗，另一只手吃。打开水的时候，现任校长罗兆红告诉她们，“打水的时候要看一下这条红线是否到这个数字了，到了，说明水是开的才能喝，不到就不要打，否则会拉肚子的。”课间，罗老师会带学员们做操，说“女孩子嘛，保持体形”，一位毕业学员回忆，她最记得这句话了。
农家女学校的课程设置分专业技能课和公共课两类。在公共课上，老师向农家女们讲公民意识与民主法制、劳动合同法、社会性别意识、婚姻法、就业前的心理准备，还有诚信和自我保护。专业课老师也常常在教学中见缝插针地教学员们做人的道理，比如提到已毕业的学员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如频繁跳槽、人际困扰等，让女孩们思考，提升自己的就业意识和能力。老师们还对她们进行审美、艺术的培训，包括形象设计、社交礼仪等，教她们如何欣赏时装表演，甚至怎么阅读时尚类杂志。学校还开设了学生自已管理的小商店，目的是为了锻炼孩子们的经营能力。三个月的培训究竟能学到多少东西？农家女们经过短暂的培训能否快速适应城市生活？罗兆红校长说：“农家女学校并不能直接帮助她们实现理想，但帮助她们搭建了一个接近理想的平台。解决农家女学员进入城市的生存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是让她们通过社会实践认识到自己知识的不足，能力不够，需要继续学习，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至今经过农家女学校培训的学员已近8000人，覆盖全国26个地区和21个少数民族。北京师范大学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曾对农家女培训项目做过调查，发现接受调查的毕业学员认为，参加农家女学校的培训后，她们自身最大的改变有两点：有了独立自强的精神，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规划。农家女们从自卑、胆怯到落落大方、快乐自信，有了知识，她们黯淡的生命开始放出光彩。谢丽华感慨道：“女孩子们的观念起了变化，她们不再靠男人了；胆大也了，可以自己走出来了，有了自立的意识和发展自己的勇气。这是最重要的。”
学校与用人单位签了就业协议，帮助学员们安排工作，并跟踪服务维护学员合法权益。毕业的学员中不乏有人做出了骄人的成绩。河北省满城县龙居村村主任贾俊桥参加了学校农村妇女干部培训后，带领村民脱贫，修了柏油路，建了度假村，被选为省人大代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的许锦书，靠养猪技术发了家，在当地成立了一个行业协会，传授先进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一位叫胡家萍的学员毕业后做过美发，做过服务员，后来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国内一个知名健身俱乐部的瑜伽教练，帮家里还清了所有的债款，还帮姐姐和妹妹找到了工作。她现在的目标是回家乡建立一家盲人按摩院，“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也要像帮助我的那些好心人一样去帮助更多农家孩子，让她们实现自己的梦想。”甘肃漳县的学员康小芳、王秀兰毕业回乡后，写信给谢丽华，表示想成立个爱心协会，每月拿出50元，用农家女的方法去帮助别人，而她们自己的工资才2、3百元。这让谢丽华非常感动，她强调，不能只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农家女们是不是成功，她们的这种状态，这种公民意识，是教育成功的体现。她们极好地向身边的小社会辐射了学校“爱”的精神。
学校的一草一木、一桌一椅都是社会力量捐赠的：绿化树种是北京市林业局捐赠的，扫描仪、复印机、传真机是日本驻华大使馆捐赠的，书柜是一家法国公司和中国妇女报社捐赠的，办公桌是中国欧盟商会捐赠的，校车是冰心文学馆捐赠的，电脑室设备是爱尔兰大使馆和微软公司捐赠的。办学资金全部来自爱心人士。受到母亲冰心的言传身教，吴青将她获得的“拉蒙•麦格赛公共服务奖”5万美元奖金全部捐了出来。福特基金会捐助了8万美元。2000年6月美籍华人储荟芸女士通过义卖自己做的陶艺品，将32万元全部捐出，发起成立了农家女助学金，启动了农家女助学金项目。
2009年，罗兆红参加了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组织的“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的培训。培训开拓了她的眼界，她树立了“社会企业”的观念和自我造血的发展思路，转变了以往的思维模式。这两个机构还促成社会企业界的高级顾问，如官应廉先生等人前往农家女学校讲课、培训。2010年11月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会见中国的社会企业家，罗兆红作为代表与卡梅伦先生进行了交流。2011年，农家女学校获得“南都优秀社会企业奖”，奖金12万元人民币。
每一笔捐款，学校都向捐赠人汇报资金的使用去向。在与捐助人的互动上，农家女学校和曹仁超先生的往来尤其具有代表性。2003年，香港《信报》股评专家曹仁超先生把他2003年在北京《财经周刊》上发表文章的稿费全部捐给了学校，作为开办餐饮班项目的资金。校方立即把餐饮班的资金预算、课程设计、招生花名册，学员在校生活、学习、活动的文字、照片以及学生就业安排等一整套资料寄给曹先生，作为资金使用情况向曹先生汇报。曹先生自此与农家女建立了非常好的信任关系。后来，他又捐出《论势》一书的全部版税。这本书在香港畅销，曹先生让农家女学校校长为该书作序，用以扩大学校知名度。罗校长认为，为弱势群体勤俭办实事的组织一旦获得了捐助人的赏识和信赖，就相当于得到一个义务宣传员，口口相传的作用胜过广告。只要热心公益的人士被学校的效率打动，很自然就成了农家女品牌的热心捐助者和义务宣传者。
不管是创始人吴青、谢丽华，还是现任校长罗兆红，对农家女学校的办学经验，都是自豪骄傲的：“我想农家女应该是这么一个学校，是过渡，是中转站，是希望的港湾，我们完成了这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