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7~8年，公益领域资金和参与的主体多样化，让公益成为成长性最快的一个领域。像任何一个崭新又被看好的行业一样，跑马圈地、建构自己的话语权、聚集资源在这个领域一样存在。群体的话语价值差异、代际差异很明显。新公益、社会创新、市场化、职业化、社会企业这些年流行的主流话语，与早期的赋权 、参与式是什么关系，少有人关心。新人不问过去的积累和继承，老一代多有感叹，也常有无法接续的无力之感。这些表现在某个组织和个人的无奈背后，是整个发展领域过去20年的探索，没有认真去评估、吸收和批判性地继承。业界的浮躁在此可见一斑。例如对于参与式的评价民间组织内部一直也有争论，现在业界成为一个逐步淡出的词汇。但是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在贵州草海的项目，使用参与式手法，并结合自身的优势和文化，在策略和工具上，丰富了民间社会对参与式的实践和反思。
招商局成立于1872年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注重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承。作为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它直接参与和见证了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并在其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从成立之初，便充分认同发起人招商局集团“以商业成功推动时代进步”的企业使命，并将“人人享有时代进步成果”作为自身愿景。招商局慈善基金会认为，在“时代进步”的大背景下，中国农村应该在“个人权利、个体解放、生活品质、公共参与”等方面有所进步，逐步由传统村庄过渡到现代社区，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实现“凡能工作者皆有工作、需要安全的人得到安全、机会均等、有效地发挥大多数人的潜能、享受科学进步的果实以更广泛地提高生活水平”等。
案例 招商局：以商业成功推动时代进步
贵州草海，这个在扶贫领域非常“国际化”的地方，在经过了许多国际发展机构高调的轮番进驻后，依旧没有彻底走出贫困的境地。与此同时，以这一地区为代表的参与式扶贫也渐渐褪去光辉。但2011年，一个传统意义上理应非常保守的央企基金会却坚持了参与式扶贫这种方式，而更执着的是，这一次依旧选择了草海。
曾经的美好蓝图
故事还要从20年前说起。1993年，参与式扶贫的理念在福特基金会的推动下引入中国，引起了云南、贵州等偏远地区的注意。仅一年后，国际鹤类基金、国际渐进组织的草海国际项目就进入草海地区展开参与式扶贫的实践。随后的香港乐施会的石门坎乡村发展扶贫项目以及爱德基金会的普定县猴场项目，都是这一实践的继续。从基于自然环境保护的社区发展项目，到传统文化传承基础上的社区发展，各类民间组织在草海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参与式扶贫探索。
在这些国际组织慢慢撤出草海之后，草海的发展就停滞了，原有的计划迅速中断，村民们很快又回到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几年后，渐进项目和村级规划项目的影响已基本消失，只有数个村的村寨发展基金项目还有部分遗存。
前人的反省和执着
在“草海模式”遭遇实践上的失败后，各种疑问随之而来。一个理论上非常有效的扶贫方式为什么不能持续，是思路的问题还是实施的问题，草海的实践者进行过许多反思。
客观来说，“草海模式”的过高成本确实给项目的长期进行带来了挑战。渐进项目的启动资金超过20万美元，村寨基金的启动资金超过18万美元，而村级发展规划项目，仅一个村就需要将近10万美元。此外，间接的管理费用也进一步推高了项目的进行成本。这一高额投入的思路在中国显然难以长期持续。
而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使得参与式扶贫的核心——赋权，往往得不到充分的重视。在最后进入草海的某个手工艺项目中，作为资助方的一家银行请来了大量外来专家，这些专家渐渐成为了这一项目的决策者，社区居民所做的仅仅是满足专家的要求而已。这一不平等的地位使村民在项目过程中很难锻炼出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这些专家还带来了过高的项目目标，他们采用量化手段，追求某项指标或阶段性目标。而居民的实际能力往往被高估，在完不成目标的情况下，社区居民的积极性被大打折扣。
国际组织的严谨也给草海国际合作项目带来了内在的阻碍。比如村寨发展基金项目的申请过程需要严格遵照国际鹤类组织的自然保护规定。在申请过程中，需要召开村民大会，在项目组官员在场的情况下，大家在一起决策。而问题是大多数与会者都是男性，真正准备做小买卖的妇女却没有参与到讨论中。并且碍于乡民之间的情面，很多人都不会真正提出异议。这些行为都影响了参与式工具应用的效果。其实在这些社区中，大家往往习惯在一个轻松的环境中进行开放式地讨论，过于标准化的决策过程反而不利于居民表达自己的意愿。
在理论上的反省之余，也有许多人试图通过新的实践来破解“草海模式”的困境。“草海模式”的第一批参与者——知名环保人士邓仪就在其中。邓仪发现，在原先的国际合作者撤出后，农民又回归到以前无组织的阶段,项目可持续性遭到破坏。邓仪将之视为“失败的草海模式”的尸体，于是决定“要在尸体上长出新的东西”——在参与式的基础上更多地借鉴国外发展机构发展模式。
他带着批判的目光回到了草海,创立了“草海农民发展协会”。跟大部分草根民间组织一样，践行理想之前必须过“资金”这道难关。为了寻求资金支持，熟悉国际发展机构运作模式的邓仪投其所好地设计项目书。但村民并没有更高的积极性来作出改变。不久之后，还是没能找到一个有效的模式来帮助居民摆脱贫困，协会宣告失败。至此，“草海模式”的短暂反省也随着协会的失败结束了。曾经点燃中国扶贫希望的“草海模式”，渐渐成为了许多老一代发展工作者的回忆。
“幸福小镇”的新一轮探索
在国际基金会和草根组织不断在草海作出努力的同时，身为大型国企的招商局集团也是参与草海扶贫的重要力量。从2003年开始，招商局已经在威宁（草海所属的县级行政单位）投入1000多万元，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上对威宁实施重点帮扶。新建了一批村级希望小学，设立了招商局助学助教基金，还帮助当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进行更有效的治疗。这一系列扶贫措施在招商局的努力下坚持了十年，但威宁县依然没有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输血式的扶贫能不能起到实际作用也引发了招商局内部的思考。
2009年，招商局发起了独立的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一系列新的理念逐渐将招商局的慈善事业带到一个新的高度，招商局决定从草海开始，改变这种输血式的扶贫模式。2010年，在与威宁县政府等一起做了充分调查后，招商局在草海提出了建设“幸福小镇”的构想，通过招商局的网络资源，探索城镇化大背景下草海传统村庄的现代化转型。而第一批幸福小镇项目就选在了草海镇银龙村。
近5000万（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资3000万元，政府配套近2000万元）的投入很快就让银龙村从头到脚穿上了新衣，发展生态观光农业和休闲旅游经济也有了可能。
外部的良好环境通过大量的资金投入可以很好地解决，而内在的变化还不单单是钱可以解决的，只有帮助银龙村村民找到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才能持续地实现项目价值。于是，赋权——这一参与式扶贫的核心理念被招商局继承了下来。
在银龙村这个传统的中国村庄，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女性也是对家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群体。如果以女性为切入点，或许会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在前期的调研中，招商局发现当地妇女文盲率很高。许多妇女由于不识字，没有办法了解外面的世界，这大大阻碍了她们自身乃至家庭的发展。不过帮助妇女进行能力建设并不是招商局一开始就擅长的。为了使项目更有效地进行下去，招商局慈善基金会请到了在农村妇女发展领域扎根已久的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
很快，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就和“农家女”一起确定了在银龙村以开办妇女扫盲班推动妇女能力建设的方案。银龙小学的三位老师成为首期扫盲班的任课教师。由于妇女扫盲是一项专业教育活动，需要有特别的方法。农家女在贵阳为这些教师和村干部们举办了专门的“岗前培训”。在几天的学习中，不光教授了她们农村妇女扫盲的特点和方法，还开办了国内妇女发展现状和问题分析的讲座，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将妇女权益提高到与扫盲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在可见的将来，如果银龙村的文盲妇女都有了识字能力和基本生活生产所需的知识，外出务工，经营小生意，扩大种养殖规模，无论哪种方式，都会给这些妇女及其家庭带来不小的变化。
高额的资金投入，使银龙村的环境有了彻底改善，为旅游等可持续发展项目带来了可能；而费时费力的能力建设却从根本上夯实了资金投入的成果。这一切都源于招商局对参与式扶贫的独到见解。招商局慈善基金会认为，“参与式”作为一种行为和态度，只要人有需求，有主动性，希望获得能力的提升，寻求人群的支持和共同行动，参与式方法总有“用武之地”，关键是不断更新技术，激发动力，形成氛围。
虽然在招商局的“幸福小镇”项目里处处都能看到“草海模式”的影子，但这一次的“参与式”同“草海模式”又有许多不同。
最显而易见的是资金的投入，5000万的投资，使村庄的整体面貌有了前所未有的改观。小镇建成后，从大环境上为接下来旅游业、生态农业的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在这一大手笔投入之后，许多村民开始利用自家房屋开办乡村客栈，游客的反馈和要求也让他们明白了村庄公共卫生的重要意义，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房前屋后的清洁绿化工作。同时，客人们为村庄儿童所带来的新鲜感，也激起了村庄的孩童对外界的巨大兴趣。这些，正是招商局与“草海模式”的不同。
商业是招商局擅长的，而通过村民在自愿交易中的主动参与，提供自身所长、展现自身价值，获取合理回报，恰恰是“幸福小镇”的高明之处。在招商局看来，参与式方法的深度实践才刚刚开始：从关注改善自身物质境况到追求自我实现，这个过程，是一个耐心陪伴的过程，也是“参与式方法”不断寻找机会，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的过程。
经过严密思考的失败比简单的成功更有价值，“草海模式”绝不是毫无意义的失败。以赋权为核心的参与式扶贫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依旧有很高的价值，从“草海模式”的失败中内化出来的“幸福小镇”也可能成为扶贫的下一个范例。或许就像招商局设想的那样，参与式扶贫的深度实践才刚刚开始，如果能有办法进行更有效的能力和资本建设，这一类的探索还有更多可能。
虽然招商局的“幸福小镇”项目不能说是一个严整的“参与式”项目，除了部分节点的参与式讨论和能力建设中的参与式方法运用，更多的工作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基金会秘书长黄奕认为，“参与式方法”强调了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这不仅是一个方法，更是一种理念和态度：它肯定了社区中每个人的价值，承认行动者的个人利益可以、并且应该成为行动的理由；只有这样才能促使人们追问自己的利益是什么——恰恰弄明白自身利益的过程就是自我觉醒和反思的过程——个人权利的主张、个人解放的实现只能以此为基础。所以，行为主体本身比主体之外的任何人更明白自己的利益何在，更能对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负责，这是她理解的“参与式方法”的落脚点在。然而，参与式的理念要深入人心，真正调动起村民主体的自我意识觉醒，推动他们对公共事务的持续参与，并将此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理念和行为方式，需要长时间的激发、学习和陪伴。
无论怎样，参与式方法总有“用武之地”，和每个人一起，弄明白自身的价值和利益所在，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其中有不少挑战，最大的依然来自政府政策和政府行为，实施中需要作充分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