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组织──“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两份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对世界环境问题提出了警告，标志着人类第一次自觉意识到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于传统安全威胁，如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近年来，恐怖主义、全球变暖、生态环境、金融安全、传染性疾病、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已成为各国政府及国际公民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本文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城市化进程所面临的环境和资源挑战的角度，探讨了城市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并提出应对思考。
城市非传统安全的核心是人的安全。中国突飞猛进的城市化、资源耗竭、城市规划落后、偏差的经济发展观等等，让城市危机四伏，公众安全感降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安全和人的安全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时局和生态因素的影响，因此必须考虑地域协作应对。其中市民社会组织在促进公众参与、团结社会各界乃至国际交往等方面，为实现城市、国家和地区安全担负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核安全
核安全同时具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内涵。冷战结束之后，俄美进行了核裁军。美国奥巴马总统就任后也致力于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理想。东亚核武危机依旧以朝鲜无法预计的核武发展和缺乏约束机制为主线。朝鲜发展核武同时为美俄两国在远东地区部署战略武器提供了借口。朝鲜核试验对紧密邻国──中国和韩国都存在潜在的核辐射污染影响。
由于国际体系对朝鲜的约束难以奏效，核扩散的风险依旧存在，其中也包括相关技术和核材料落入极端武装分子手中的风险。大连地理位置接近朝鲜，即使从防止核试验所造成的污染角度，也应该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同时大连与朝鲜海运联系紧密，两地仅隔朝鲜湾，进行防止核材料走私方面的监查也并非庸人自扰。
中国和邻国同样也是民用核设施分布较多的地区。韩国、日本都是核能国家，运行中的核电站也出现一些零星事故。中国东北第一个核电项目红沿河核电站位于大连境内瓦房店地区。虽然核电技术日臻成熟，安全管理已经大有改善，但战争和核泄漏的风险难以绝对避免。核废料的储存和外地转运，也为日后留下隐患。倘若发生严重核泄漏事故，大连的半岛地理局限，为大规模人口避险迁徙提出难题。
红沿河核电站运行会造成局部海水升温。对当地的海洋生物存在影响。渤海辽东湾是斑海豹在中国境内唯一的繁殖地。冬季斑海豹洄游产仔，红沿河核电站沿岸海水升温可能会使冰层难以形成，或者加速融化。斑海豹的繁殖地和幼海豹迁徙所需的浮冰将会大量减少。斑海豹是渤海和黄海的海洋生物链上重要的一环，也是海洋生态健康的指示物种。受到生存威胁的斑海豹，其命运如何，预示着海洋环境安全与否，以及人类的活动是否已经超过海洋环境承载力。
资源城市和能源安全
资源、能源城市以地方资源优势，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产业发展具有依赖性。而以往对于化石能源盲目开发，浪费大量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造成了区域污染。
大连的城市资源是海港。1899年大连因港建市，长期以来大连通过港口贸易、造船等产业，增加经济收入。2005年大连定位建成世界级新石化基地，从而也为大连生态环境埋下隐患。 2010年7月大连新港发生中国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海洋石油泄漏事件，为石化产业作为大连支柱产业的战略敲响了环境警钟。石油、天然气是不可再生资源，随着这些资源的日渐枯竭，大连作为石化产业基地的地区优势，势必随之削弱。
而石化污染带来的一些生态破坏却是不可逆转的损失，最终对于大连这样一个旅游资源、天然环境得天独厚的城市而言，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社会发展上，结果将是得不偿失。
大连另一自然资源是渔业。曾经富饶的渤海、黄海面临渔业资源崩溃、赤潮和陆源污染等危机。海洋污染致使水产品缺乏食品安全保障，对人类健康带来影响。与此同时，过度捕捞、围海圈地、盲目沿海开发等生态破坏，让大连城市生存所需的生态系统难以为继。
由于黄渤海可捕鱼类资源衰竭，辽东渔民有时不得不越过本国专属经济区，非法到邻国海洋专属经济区偷捕。造成与国外海警的对峙和冲突，引起国际争端。同时，渔业资源的匮乏，大连的远洋渔业船队也不得不到更艰险的海域捕捞作业，面临更多的劳苦艰辛。
大连近年发展起来的海参产业也带来一些安全隐忧。一些沿海区域为发展海参养殖，加高堤坝，引入海水，造成海水入侵，影响农村居民饮用水水质。此外，大部分海参养殖业主没有污水处理能力，对海水污染日益严重。2011年2月，媒体报道大连海参养殖企业与俄罗斯签约在日本宣称拥有主权的北方四岛开办海参养殖，引起日本朝野的不满。此事件也表明，当地海参养殖，除了造成环境污染问题，其商业性的海外扩张甚至可能导致地区争端和安全问题，值得相关政府部门关注和重视。
环境安全
作为沿海北方城市，大连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屡受挑战。 首先，大连水资源安全形势仍旧让人心虞。大连为十分严重的缺水城市，饮用水源主要来自碧流河和英纳河。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和局域生态环境干旱化，降雨量逐年减少。大连地区淡水资源总量为每年37.86亿立方米，其中不少水域污染严重。这些水资源可以承载的大连城乡人口极值为1000万人左右。就大连市区而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是生态赤字状态。而当前城市扩容，外来人口涌入，倘若不久的将来超过1000万人口大限，势必造成一部分人要长期生活在生态赤贫的压力下。而水资源已经成为遏制大连生存和发展的最大瓶颈。
水污染还造成居民健康威胁。作为大连饮用水源的碧流河，上游地区长期存在多家金矿企业，使用剧毒的氰化物作业、尾矿随意堆放。不仅当地河段鱼虾绝迹，为碧流河的水质和公众健康带来直接恶果。大连第二大水源英纳河，其上游岫岩地区的鞍山轮胎厂，也将工业废水和生活垃圾直接排入英纳河。这两条河流上游污染源都是位于大连行政管辖之外的地区，行政执法手段鞭长莫及，仍需公众呼声和省级甚至中央政府的有力干预才能推动有效的环境整治。
空气污染正在成为大连新的城市杀手。美国时代周刊曾撰文描述大连空气清新透明。但随着家庭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大连的空气质量不容乐观。2011年初，大连汽车保有量为近90万辆，其中6成是私家车，每年仍以近15%的幅度增加。
气候变化对大连带来的安全威胁主要是农业生产安全。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降雨不均、森林覆盖减少和湿地的生态功能破坏，水资源分布不均会继续加剧，加大受干旱影响的农田面积，从而影响大连的粮食安全。此外，气候变化导致病虫害增加，虫害天敌的减少，迫使农药广泛使用，食品安全则无法保障。
物种灭绝对大连的城市安全同样带来挑战。大连是西伯利亚-澳洲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迁徙地，也是中国拥有鸟类种类数量最多的城市。随着大连全域城市化战略地推进和大连工业新区的开发，大量的山地、森林、湿地和海岸的自然生态系统被蚕食鲸吞，候鸟栖息地面临整体威胁。鸟类在维护自然平衡、辅助生态恢复方面的作用是科技发展也难以替代的。候鸟栖息地的消失，迁徙路线的阻断，必然导致鸟类数量剧减，甚至灭绝。“今日鸟类，明日人类”的生态预言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有科学依据并可能出现蝴蝶效应。大连还是斑海豹迁徙的必经之地。但曾设有斑海豹保护区的长兴岛的开发、红沿河核电站、石油污染、过渡捕捞等行为，对斑海豹的生存也颇具负面影响。物种灭绝的生态危机，其后果所延伸的生态失衡不仅是一地之危，而会影响整个地区，波及人类。
城市发展安全
中国当前城市人口迅速提高，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然而，随之而来的城市问题也日益突出。流行性疾病、垃圾处理、交通拥堵、住房保障等等问题叠加而来。
城市的发展并非没有极限，是要受到水、土地、粮食供给、经济条件、环境承载力等因素制约的。大连全域城市化的发展受到房地产利益集团和政府招商引资、建设新工业园区、新区域开发政策的牵制，开发无序且失调，必然为未来留下诟病和隐患。
首先，城市人口过度集中于大连市区。外来人口也多集中于市内四区，缺乏疏导。而市内新建住宅也多为高层，加剧市内人口密度。在向旅顺拓展城市空间进程中，大面积毁坏秀美的自然山体和山林。
在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建设中，丧失对历史建筑和街区的保护。众多值得珍藏的历史建筑和街区，如百年凤鸣街，被毁灭性地破坏，令城市价值陡降。 对大连这个以旅游和宜居著称的城市而言，其城市吸引力的降低会直接影响经济安全和城市投资价值。
探索城市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应对
中国城市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对策中，不可或缺法制社会的建立和促进。但同时，根据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必须着力于公民教育和整体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
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提高整体社会服务能力，还可以降低失业人口、促进劳动者技能提高，从而达到就业增加、社会和谐发展，降低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城市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公众参与和市民社会团体的丰富发展。一个城市面临的这些问题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威胁，比传统安全问题更深刻和广泛。在针对环境破坏、流行疾病、灾难救援等方面，公众参与的作用和民间团体的价值是十分重要的。无论纵观历史、还是举目世界，公众和民间组织都为协助政府和国际社会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做出积极而深远的贡献。中国城市各级政府机构应更宽容地接纳民间组织的存在和接受国际民间组织的合作善意。
地区和国际合作是城市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必然。非传统安全不分国界，其影响具有辐射性，通常会影响到其它地区和国家，如恐怖主义和国际犯罪。外交学院学者王帆指出：“非传统安全的跨国性和普遍性决定了它不是单一国家能够解决的，也不是传统安全中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能够实现的。”
大连针对城市非传统安全问题尤其要与日本和韩国加强合作。借鉴韩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城市管理经验和发展中的教训，未雨绸缪，高瞻远瞩。在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增加市民交往和友谊、国与国之间互信，从而也在传统安全问题的上有所收获。
作者曾任GGF中国协调人和太平洋环境组织中国项目主任，现任 国家地理学会全球探索基金、政策和媒体顾问。本文源自作者2010年在韩国首尔举办的Nautilus Institute 2010 Interconnections of Global Problems in East Asia Workshop上的演讲，后成文于2011年，发表在Nautilus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Sustainability网站上。中文版为首次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