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此文节选自郭宇宽老师的一篇研究分析文章“打破‘洼地效应’的伪科学观念，尽快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权利”。关于流动儿童的部分数据目前已有变动，比如北京目前就读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适龄流动儿童数量已从文章中提及的8万，增加至10万。
北京公办学校解决了百分之八十的打工子女教育？
据北京教委主任刘利民介绍，2010年，北京力争34万打工子弟进入公办学校，占全部学龄期打工子弟80%，还有大约8万（目前已上升至10万）左右的孩子在民营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这个数据很容易造成误导，听上去让人觉得似乎已经解决了大部分问题，成绩和不足是八个指头和两个指头的问题。但需要解释的是，所谓打工子弟的统计口径，刘主任的介绍中，凡是没有北京户口的，均在此列，而在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市，外地户籍的工作者已经是一个非常主流的群体。
比如一些外企的白领甚至金领子女都没有北京户口，包括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中，都是没有北京户口的“新闻民工”，不过他们虽然没有户口，但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通过交赞助费或者托关系基本上可以享受到较为合格的教育，他们决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民营的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孩子也是被教委口径统计为打工子弟的一群。而在北京上民营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则是这样一种家庭背景。据笔者研究团队2009 年的调查，父母职业如下：基本上主要是小工商业，建筑工和低端服务业，包括做家政服务。
刘主任所说的“42万北京打工子弟”，其实通过扩大问题对象的外延，淡化了我们要聚焦的核心问题，在北京教委统计口径中，剩下的没有解决20%才百分之百是真正的“打工子弟”。他们不仅是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上的弱势群体，更在宏观政策上被边缘化地定义为“一小部分”。
北京政府并非没有能力，关键害怕“洼地效应”
假如算一笔帐的话，8万还留在北京民营打工子弟学校的学龄儿童，并不是说要让他们都享受史家胡同小学那样的教育资源，假如生均每年补助1500元，把他们纳入非盈利性学校。总共也就是每年1.2亿而已。北京的财政不差这点儿钱。目前北京也有一些学校，在开放招收打工子弟，主要是一些非重点的北京户籍孩子已经招不满的学校，也有一些区域性的试点，比如朝阳区教委 2010 年在鼓励辖区学校扩大班额，也就是把一个班二十多个学生，扩大到四十至四十五人，这样就可以加大教育资源使用效率。并且朝阳区也在尝试给一些经过认证的打工子弟学校发放补贴，大约人均 400 元。但这样的小规模试点，始终不能迈开步子，上升为一种北京市一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宏观政策。
北京市现任教委主任刘利民 2010 年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的时候，公开地，全面地，系统地阐释了这其中的逻辑。这应该代表了北京市在政府层面对于打工子弟教育的主流认识。
1， 不能“无度”地关心打工子弟教育，对于在京打工子弟的教育“百分之百解决是不大可能的”。
2， “北京承载能力有多大，能接纳多少外来人员子女，这个没有‘度’的话，就会形成“洼地” 。
3， 对这些打工子弟而言“教育办得越好，越是免费，来的人员就越多。”
其中最关键的是基于现实考量的担忧，担心只要办好了打工子弟的教育，就会使北京形成“洼地效应”，进而使北京的人口规模失去控制。笔者接触过几位北京市人大代表，他们显然也知道了“洼地效应”的提法，也有类似的担忧，所以对改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提案，要么欲说还休，要么提出了宏观的提案，具体谈到“洼地效应”这个说话，就变得无言以对。
而本报告下面要阐释的是，所谓改善打工子弟教育会带来“洼地效应”，这个推理看上去环环相扣，似乎非常严密，但其实从逻辑和具体统计实证层面都无法成立。而以这种观点作为政府的决策依据，是典型的社会科学领域的伪科学被滥用的案例。
北京是什么“洼地”？
北京确实对于相当一部居民而言，是享有相对其他地区更好的福利的，北京集中了中国的科教文卫资源，比如最好的大学和大量的三甲医院，最好的剧院和演出，所以很多人希望获得北京户籍。但这些资源对于那 8 万名在北京民营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孩子的家庭来说，这些资源和他们是完全无关的，也不会因为改善了他们的义务教育，这些资源就变得和他们有关。
从交易成本来说，北京对于某些产业而言确实存在洼地效应，比如北京离中国的权力中心最近，金融资源最丰富，证监会在北京，要“跑部钱进”也要到北京，所以很多大企业，上市公司把总部设在北京确实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有洼地效应。但对于一个来外地打工者而言，北京从生活成本而言，特别是房租高昂和交通不便，北京只有“高地效应”。
是“农民工”造成北京城市规模失控？
确实北京市人口规模屡屡突破规划，北京水资源紧张等现象都让人感觉，控制城市规模是北京的一个重要政策考量。因此任何政策只要和控制北京人口规模联系在一起，似乎就有了很大的合理性。
但具体分析北京为什么户籍人口失控，本质上是权力配置资源的失控，因为北京集中了中国太多的资源，尤其是权力资源。因此北京有了这么多企业，有了繁华的国贸和金融街。
因为有了这么多企业和高收入人群，所以就相应的需要有一定的人群为他们做保姆，收垃圾，做服务员，当装修工。。。。。。而这些都是大多数北京户籍居民宁愿吃低保也不愿意干的，脏活儿，累活儿，伺候人的活儿。而那 8 万孩子的父母就是来北京从事这些职业的。从统计中看到的这些家庭的收入水平可见，基本上他们向北京的流动，是一种市场均衡水平，而他们也是北京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必要组成部分。
把北京人口规模的扩张，归罪于到北京打工的保姆，服务员,建筑工。。。太多了，是一种因果完全颠倒的可笑推理。
接下来，就要回应前面刘主任的那个说法，是不是教育办得越好，来得人就越多？对于一些高端人才来说，这是有道理的，史家胡同小学，芳草地小学，中关村一小，这些学校办得越好，也许会使一些国际化的精英愿意在北京定居的一个原因，比如高端金融服务业的市场是面向世界的。但对于在北京做保姆，端盘子这个阶层，以讨生活为目的的劳动者而言，市场空间是地方性的，封闭性的。前面说到了市场均衡，有两层含义，第一，北京有这么多人，就需要这么多外来务工人员；第二，这个劳动力市场的容量也是一定和有限的。比方说，假如北京的白领家庭基数不变的情况下，更多的人想来北京做保姆，就面临恶性竞争，北京保姆市场价格就会下跌，而目前给打工者居住的房租价格就会上涨，那么这些打工者家庭在北京的生活和发展就会成问题，除非中国其它地方都遇到的饥荒，否则还是会回到动态均衡。
而对于这一部分的进京务工者而言，其中会有一个符合统计规律的比例，在孩子成长中的某个年龄段，既不具备自理能力，又非常调皮，其家庭条件不适合把孩子放在老家由老人看管，做留守儿童，把孩子接来北京和父母一起居住是没有办法的选择。笔者看到的大部分这样的打工家庭租住的环境条件简陋，打工夫妻和孩子往往同居一室，绝大多数孩子在家中没有独立的学习空间，完全是不得已的选择。如果说这样的家庭的孩子免除了学费，改善了一些教育条件，就会让更多的保姆和建筑工人涌入北京，这是从情理上都说不通的。
而且从北京的发展开发模式也导致房产价格高昂，比如在深圳由于大量的城中村小产权房，在交通非常便利的地区，也只要五六千元一平米就可以买到很不错的小产权房，而且有“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政策。而在北京，以这些在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的家庭收入，他们要在北京任何地方买一套最小的住宅，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基本上没有希望成为北京的居民。
把北京的人口失控归罪于这样最底层的打工群体本身就是荒唐的，并且还要因为害怕这些人留在北京，或者更多地“农民工”来北京，所以不给他们的义务教育期学龄子女享受公共教育资源，更是怎么讲都讲不通的。
上海改善打工子弟教育是否造成很多孩子“赖着不走”的实证考察
刘主任最大的担心是，对于打工子弟的教育如果解决得好了，更多的人涌进北京，而且赖着不走怎么办？
那么按照这个推理，上海已经对于打工子弟教育有更好地改善进行免费，就有更多人打工者要涌入上海,而且已经到上海的这些孩子,因为上海教育条件好,就会赖在上海不走。
但实证展现的数据反而恰恰相反，笔者这里不掌握市民调查的宏观数据，这个数据对政府来说应该很容易获得。在 2009 年开始跟踪的北京上海各 500 个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都近似的孩子，到了 2010 年，北京有 297 人还在北京读书，而上海还有 300 人在上海读书，其他的绝大多数都是回老家了。之所以 2010 年的调查和 2009 年只隔一年就有这么多孩子要回家乡有特殊的原因，因为笔者的调查样本选取在 2009 年时 10 岁 11 岁左右的孩子，2010 年恰恰是这个群体的孩子升中学，或者准备升中学的坎儿，再者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往往在其父母眼中已经有了相当的生活自理能力，可以送回老家读书，让老人或亲属监护。
而北京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 2010 年的朝阳区东扩，大面积的拆迁，作为政府土地储备，在北京十所样本学校中的两所4遭遇拆迁，而且除了学校，是把一片打工者原来赖以生存和居住的整个社区拆为平地。很多孩子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全家只有回到老家。北京样本群中至少有 100 名孩子在 2010 年受到了学校和社区拆迁的影响，这些孩子中相当一部分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特殊原因，本来按照原计划也许可以继续留在北京。扣除这一部分比例，我们就会发现，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尽管上海的公办初中和小学都更开放的招收打工子弟，而上海的打工子弟孩子非但没有像“洼地效应” 所说的那样，要赖在上海，反而到了初中升学阶段，自愿回到家乡的比例其实比北京更高。
这该如何解释呢？上海市在打工子弟教育方面投入更多的公共资源，反而更高比例的孩子到了一定年龄要回到家乡。
这要从众所周知的中国高考制度说起，北京和上海都是积聚了较多高等教育资源的地方，特别是北京，在高考方面北京户籍的考生享有相当大的优势，据 2009 年的笔者搜集的数据，假如我们把北大和清华作为中国最好的高校，在北京大约每1.8 万户籍人口就有一个考生能进清华或北大；而在河南，四川，安徽，新疆，湖北一类的地区，大约每 30 万户籍人口，才能有一个考生，进入清华或者北大。假如我们相信人的智商是符合平均正态分布的，也就是说并非北京户籍的孩子比其他地区的孩子聪明，那么其它地区的孩子要获得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地竞争就比北京孩子残酷很多。如果一个在安徽的中学较为优秀的孩子，如果他能够享受北京的户籍待遇，可以轻松考上名牌大学，而一个北京的中学里较为优秀的孩子，假如按其它省份的标准进行高考竞争，可能就非常吃力。所以如果决心让孩子考大学，那么对于打工子弟的家长而言，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尽早的把孩子送回家乡的学校读书，按照家乡的教学标准，准备考重点中学，一步步准备高考。而如果留在北京和上海，即使按北京和上海的公立学校的教学标准，等他们要回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基本就没有可能成功了。
假如我们把教育作为底层劳动者的第二代改变身份的机遇，每一个层次按部就班的教育则是他们跃龙门的台阶。按照北京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水平，用一位公立学校的校长的话来评价，“他们教到六年级大概和公立学校四年级，甚至更低的水品相当。”而英语这样的课程更是和公立学校的水品有天壤之别。这样的教育其实是一种反教育，其功能是让孩子彻底放弃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拉大和其它享受公办教育的孩子差距，以致于很多家庭看到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缺少合格的老师，变得对学习毫无信心，索性放弃了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愿望。那么这些农民工二代的出路，就很不乐观，其中较好的出路也许是接替自己父母辈的职业，而更坏的结果，假如沾染了不良的习气，既没有能力回老家务农，又吃不了父母打工的苦，却学了混世界，最后可能真的留在北京，成为令社会头痛的“街角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