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担心的，是6000万留守儿童中的205万独居儿童。他们随时可能酿成第二个毕节悲剧。”长期关怀农村寄宿学生的NGO“歌路营”总干事杜爽说。
长期以来，留守儿童是国内许多公益组织重点关注的对象，其中的独居儿童情况更为危险。杜爽强调，NGO的视角要调回到现在的留守儿童身上，研究清楚“哪些留守儿童最需要我们，需要我们做什么。
目前，根据留守儿童的型态，不同的公益组织瞄准了不同的重点。有的关注留守儿童心理，有的推动留守儿童父母的返乡创业辅导，还有的重点提供留守儿童的教师培训支持并改善孩子们的寄宿环境。
中国扶贫基金会培训中心执行主任范艳春则反思认为，毕节事件更根本的原因是家庭功能失败。服务留守儿童不能绕开“家庭”这个核心问题。
还有205万独居儿童
在家庭破裂、母亲出走、父亲外出打工后，毕节事件中的小刚和三个妹妹事实上过着独居生活。据全国妇联在2013年发布的报告，像小刚及其妹妹们般独居的留守儿童，在全国还有205万之多。
这个的数据是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推算的。当年，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6万人，占所有农村儿童人数的37.7%，占全国儿童人数的21.9%。与2005年由全国1%人口抽样的调查估算数据相比，五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增加率为4.1%，总数增加了242万人。
与此同时，在农村留守儿童中，父母仅一人外出的占53.3%；父母双方都外出的占46.7%。在后者中，与祖父母一起居住的孩子最多，占留守儿童总数的32.7%。此外，与父母、祖父母之外的其他人一起居住的孩子，占留守儿童总数的10.7%。至于单独居住、没有大人陪伴的孩子，占留守儿童总数的3.4%，人数高达205.7万。具有17年心理咨询师经验的杜爽认为，这是非常高危的一群人，在独居情况下，发生意外的可能性非常大。
杜爽认为，NGO的行动可以从这群孩子入手。比如，通过跟孩子进行在线互动，很快就能筛查出“非常态”的孩子，并马上将情况返馈给当地的学校与相配合的NGO组织。
不过，从“歌路营”的实践中，杜爽也认识到，除了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需要关注，“乡村老师这个群体，本身就非常需要关怀”。
在工作和生活中，乡村教师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压力，“当我们试图通过他们去影响孩子，把一些心理工作、社会工作的方法教给他们时，往往很不顺利，他们会认为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心理辅导工作的专业性非常高，培训成本高、时期长。而大多数来自城市的心理工作者，和农村孩子的交流又存在很多障碍，“能起到的效果也有限”。
四川省儿童少年基金会理事长王洁琼说，在介入留守儿童问题时，志愿者、老师们对于心理学、社会工作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必须加强，要能够敏锐地捕捉孩子的情绪和行为；但对于农村的教育系统来说，这是很难的。“很多老师不具备这样的知识结构，在短期内可能很难要求他们去承担这样的角色”。
如何解决人力资源问题，是很多NGO项目的主要障碍。由“父母心公益基金”在贵州实施的一项乡村支教计划——“烛光行动”，便试图通过在学校编制外配备“烛光教师”的办法，减轻编制内乡村教师的压力，同时让留在乡村的孩子们，享受优质的资源。
“父母心公益基金”的发起人于奇文告诉财新记者，过去，他也曾经采用过向偏远学校捐赠物资、援建电脑教室和电子阅览室等方式，对偏远学校给予关注。但是，“一个月后我再去看，那些电脑都放在原处没有拆封。我问校长为什么，校长说，他们没有教计算机的老师。”这次援建经验让于奇文反思，“我们过去做的东西，真的是他们需要的吗？”
2013年以来，在探访过100多所乡村小学后，于奇文发现，“现在的乡村并不是大家想像中穷得一塌糊涂的情况。尤其是现在的乡村学校，有很多都是当地最好的建筑。真正的问题是缺少老师。”
例如在贵州省西南部的晴隆县，当地每年的师范学校毕业生约有200人左右。但是当地公办教师、特岗教师的招考员额只有60人，“每年大概有100多人要被迫改行。”他发起了一项实验，准备替当初援建了电脑教室师的学校配置6名计算机课程老师，“当时来应征的就有100多个人。我觉得，这个方法肯定行。”
现在，“父母心公益基金”已经在贵州省的五所小学推动“烛光行动”计划，参与其中的“烛光教师”不占公家编制员额，而是作为公益机构的教育雇员，为学校的体育、音乐、美术、计算机等课程提供教学服务。这批“烛光教师”每个月领取2400元的底薪、600元的三险一金补助，以及700元至800元按绩效评比的奖金。计划的经费主要依靠公募维持。
于奇文介绍，由公益机构聘请的“烛光教师”补充了逐渐老化、学科专业广度不足的体制内学校师资。每个星期“烛光教师”还会被安排到周围的村庄，陪伴留守儿童一块写作业、吃饭、作游戏，甚至是帮孩子们洗头、剪指甲。于奇文感叹，如果毕节现在就有“烛光教师”，或许四名独居儿童死亡的悲剧本来可以避免。
学校家庭应双管并进
关照留守儿童，有的组织从补充师资入手，有的组织则从改善孩子的生活细节做起。
长期关注寄宿学生的NGO“歌路营”所想到的办法，是利用每晚15分钟的睡前时间，给寄宿在农村小学的住校生们播放一个睡前故事。这个给农村住校生播放睡前故事的公益项目，被他们命名为“新一千零一夜”。
杜爽告诉财新记者：“成果非常显着的。孩子很喜欢这样的故事。原来一到晚上会吵吵闹闹很久，现在马上就会安静，静悄悄地听故事，跟同伴讨论故事。”此外，在项目启动后，孩子们的宿舍关系也大为改善，阅读、写作能力也有相应的提高。
在福建兴办“让爱回家”─留守儿童父母返乡创业帮扶计划的黄绍庆告诉财新记者，他在和许多留守儿童交流后，发现他们的需求很简单，其实就是“爸爸妈妈能回家”。
对于留守儿童的年轻父母来说，他们也很希望跟孩子在一起，“但是不知道返乡能做什么，好像种个田也没有什么前途；有些人在城市里已经落了脚了，觉得放弃在城市里的工作也挺可惜的。”
在四川，四川省儿童少年基金会去年试点过一项“让留守儿童给父母写信”的计划。四川儿基会的秘书长王洁琼告诉财新记者，具体做法是先由当地妇联推荐人选、或找从学校退休的返聘教师担任“联络员”；再由“联络员”们辅导孩子每个月给家长写一封信，并在学校里布置独特、具有私密性的“收信空间”，让孩子们可以在那里收信、写信。同时，四川儿基会还针对试点学校内的语文老师进行培训，由他们教导孩子，如何通过书信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并和父母约定在一定的时间内给孩子回信。
王洁琼向财新记者解释，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在很多时候，尤其这种长期隔离或是疏离的关系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刚开始沟通起来，会觉得害怕或疏离，过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因此，如果只是通过电话，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可能不太容易良好地表达情感。相对而言，“书信，通过老师的引导，承载的感情会更多，给父母带来的感受可能也会更丰富”。甚至有一些参与试点孩子的父母，已经有一方决定要回到家乡，和孩子待在一起。
在总结“给父母写信”项目的经验时，王洁琼表示，80%、90%的孩子都能通过书信平台，和家长进行良好的沟通；但这些良好的沟通，又需要建筑在先前所累积的亲子情感基础上。
王洁琼直指：“最麻烦的，就是有些父母已经在外面组建了临时的家庭。没办法把责任心和情感放到家里来。”她坦言，有的夫妻俩人分地打工，各自组建“临时家庭”，甚至在“临时家庭”内育有新的孩子的情况越来越多，“这个问题都难以解决。如果无法唤醒家长的情感，是很难有人去替代他们的。”
亲子之间的情感基础会决定关系修补的难易程度；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包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其他亲戚或村中邻人的角色，也会影响项目实施的成效。王洁琼说，“即使孩子可以和项目官建立比较好的关系，村里复杂的关系、闲言碎语等，都会造成新的阻力。”
例如在“给父母写信”项目中，曾经有孩子在家里与爷爷奶奶争论时，引用了联络员老师告诉过他的话，作为对自己有利的论据。最后甚至离家出走，要去广东找自己的爸爸妈妈。“这位老师本身没有任何过错，但是这个孩子离家出走之后，爷爷奶奶就到学校来闹事，说是老师把孩子带坏了。”
王洁琼认为，在乡村的生存实况中，除了无人照看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临时照顾人也极需关注。“比如留守老人，他们的压力、认知、情感、生活的照料等等，都存在很多问题。如果这些不能联动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他们（老人）的困境，甚至比孩子更严重”。
在这起孩子离家出走事件发生后，“给父母写信”的试点项目被暂停，还未确定恢复的时间。但王洁琼仍认为，有规律、有频率地通过一定形式，保持孩子和父母间的联系，对于修复或者说维护他们的关系是有好处的。“人的情感是需要被唤醒的。”在外打工的父母，往往需要项目的联络员提醒或鼓励，才会适时给孩子们回信，“虽然是被动的行为，但是几句话、几张照片，对于孩子来说，也是聊胜于无。”
通过实务工作，王洁琼发现， 建立对留守儿童的评估机制建立非常重要。在不同年龄、不同情况下，有些留守儿童的心理是健康的，有些相对存在高风险、处在发生隐患的边缘，“这就需要有一个评估机制，这个机制又不能只评估儿童，而是需要对其生存的整个环境进行评估，这是最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