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亚洲基金会非常活跃地参与了许多支持中国NGO赴海外工作的项目。这些对海外工作感兴趣的NGO，特别是在数量上一直稳步增长的中国基金会，相信对国外紧急情况的援助将是他们非常有发展潜力的海外业务领域，因为他们已经成功从世界上自然灾害最频繁发生的国家得来一手的救援经验。今年早些时候，亚洲基金会与主要的国内基金会和国外NGO（比如救助儿童会和国际美慈组织）商讨过发起一个长期应灾能力建设的项目。在4月25日尼泊尔发生7.8级大地震之后，许多中国NGO对此迅速作出反应，并且在北京建立起协调救援工作的NGO平台。作为这个协调平台的成员，亚洲基金会派出Jock Baker与岳耀这两位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经验丰富的专家，在4月29日至5月9日为中国NGO在尼泊尔的行动提供切实的技术支持。在此之后，Baker和岳耀前往北京，分享自己对中国的基金会及国际NGO应对尼泊尔地震的行动的最初印象。这些分析和经验交流为亚洲基金会等长期致力于提高中国NGO应对海外灾害能力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5月13日，中国发展简报对Jock Baker进行了独家专访（Jock Baker的简介见注1）。这是访谈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请点击此处。
访谈人：Tom Bannister
翻译：隆安妮，黄逸清
访谈时间：2015年5月13日
能描述一下你在尼泊尔做了些什么吗？
说起来有点像双重身份。我和中国NGO的接触实际上早在尼泊尔地震之前，我的参与起源于一些中国基金会希望成为专业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机构的长期兴趣。这些基金会希望自己能从应对中国灾害的经验出发，进一步应对海外，特别是亚洲地区的灾害。在此之前已经为此开展过一些活动，但是受过培训的人员仍然为数不多。
当尼泊尔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的角色转变为评估中国基金会如何响应赈灾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有过什么挑战呢？
他们经受的挑战可以分为两大类。首先，他们要应对一些与其他任何在尼泊尔的NGO相同的挑战；其次，他们面临一些对中国NGO独有的挑战。中国NGO不是唯一缺少域外行动经验的NGO。其它的组织，比方说有很多印度NGO，也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多年来应对过很多印度国内的灾难，但是对于一些印度组织来说，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走出国门或者第一次在尼泊尔行动。
我的同事岳耀在与中国NGO的合作上拥有丰富经验，他在很多方面帮助中国在尼泊尔的组织，比如安排后勤工作。紧急救助资源如何进入尼泊尔是个问题，因为救援物资通过海关检查的时候总会遇到不通畅的情况。我们也提供国际救灾标准的培训，比如环球标准【注解2】。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提供手把手的培训与实际救援行动的结合。我曾与联合国及国际NGO合作多年，所以我在尼泊尔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中国组织联系和对接国际救援体系。
另一个挑战是，尽管中国NGO已经多次在中国进行过应灾救援活动，但中国政府往往在救援行动中占主导地位。然而在尼泊尔，政府并不具有这样的应灾能力或资源，所以其国内外的NGO成为了应灾救援的主力军。与这些伙伴合作成为了中国NGO必须学习的事情。
印度NGO“白军”（White Army）正在卸载援灾食品。与中国NGO相似，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国外开展救援工作。（Jock Baker摄）
有两种NGO。有些大型基金会在中国之前的灾害应急时就与国际组织和联盟建立了合作关系。壹基金就和救助儿童会早有联系，中国扶贫基金会之前与国际美慈一同行动过，而爱德基金会是国际救灾联盟（ACT）的成员。也有些中国NGO没有这种关系，想在抵达尼泊尔后发展合作伙伴关系。比如佛教背景的灵山慈善基金会，他们和尼泊尔北部的僧人联合起来为社区提供援助。大多数这样的小型组织都是通过区一级的尼泊尔当地政府行动的。
那里也有搜救小组。当然，也包括中国政府派出的搜救小组，而它也是据我所知最先到达尼泊尔的国际搜救小组。还有其它中国NGO的搜救小组也在那里。他们都面临着和其它国际搜救组相似的问题——他们必须听从正超负荷运转的尼泊尔政府的调配，并且只能够获得有限的需求信息。所以事实上很多这样的搜救小组，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最终都集中在加德满都峡谷地区工作。
在五月初，也有些NGO在我们快离开的时候才到达。这些NGO都想参与灾后恢复与重建时期的工作。比如一个香港的NGO就开始做社会心理评估，以此考察更长期的需求。
中国的NGO先前曾参加过一些国际救援活动，比如筹款支持2011年日本地震应灾。不过在这类情况下，他们一般被当作初出茅庐的合作者，为一个公民社会更富有有经验的国家提供援助。这展示了中国NGO一步步学习的过程。在尼泊尔震后救援方面，中国NGO有没有起过什么主导作用？
较小的中国NGO一直与当地合作者一起自行行动，提供一些小规模的援助。在北京，有一个NGO协调平台正在运作，它每天都会提供情况总汇。它的规模不大，却非常有效——因为它十分直接并切中可见的需求。更大的NGO，比如爱德基金会和壹基金就会通过国际联盟与合作伙伴一同行动。这些国际合作伙伴已经在尼泊尔活动了较长的时间，所以他们已经同尼泊尔当地的NGO建立了比较大的合作网络。他们运用自己已有的能力对需求进行评估，并确保他们的援助满足最迫切的需求。
在尼泊尔，我们和中国NGO的国际合作伙伴做过沟通，比如救助儿童会和世界信义宗联会（LWF），而他们对中国基金会的表现评价都不错。举壹基金的例子来说。他们在尼泊尔并没有很多人，他们只有一个搜救小组和一个会说英文的成员进行联络和协调。但是他们却可以保障自己与救助儿童会和中国壹基金总部紧密有效的协调联络。壹基金一定拥有比较好的关系和渠道，因为他们是仅有的几个可以给尼泊尔送来赈灾物资的国际NGO之一。进一步来说，我从壹基金的国际合作伙伴那里得到的反馈是，壹基金空运抵达的物资正是人们所需要的，并且是根据精准的需求评估运抵的。这体现了壹基金与救助儿童会相当高效的团队工作。
而爱德基金会则充分融入由世界信义宗联会（LWF）领导的国际救援联盟（ACT）的救援活动中。我们同一个爱德基金会与LWF建立的小组一起在加德满都外几乎被完全摧毁的一个村庄里做过需求评估。爱德基金会的小组积极参与了由世界信义宗联会（LWF）领导的评估、规划会议以及物资分配的活动，并且被ACT小组视为非常有价值的合作伙伴。他们正在与ACT联盟成员商讨恢复与重建阶段可能参与的事务。
我认为下一个阶段——灾后重建环节，中国NGO可以在一些方面承担相当重要的角色。尼泊尔政府已经请求一些捐助者来牵头承担不同区域的恢复和重建阶段的工作，据我所知，中国政府会在尼泊尔中北部承担领头工作。因此，中国NGO和中国政府将有一个很好的潜在合作契机，与之前它们在中国本土灾后的合作相似。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熟悉国际人道救援体系——这个体系的运作机制，如何利用这个体系来发挥自己的优势等等，但中国NGO仍然有他们可加以利用的优势。尼泊尔有较大的华人人口，中国NGO与这个群体有着的紧密联系，这是其他西方甚至尼泊尔NGO都不具备的。中国NGO从尼泊尔的华人社区那里获得许多支持。
一个年轻女孩在被解救之前被困在倒塌房屋下12小时。（JOCK BAKER摄）
在我看来，媒体对中国的援助反应非常积极，尽管这主要还是针对中国政府的反应。相对而言对中国NGO行动的关注比较少。他们通常不是很高调，同时在和当地群众交流方面存在障碍，这是由于语言方面的困难，以及缺乏国际援助体系是如何运作的基本知识，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我认为尼泊尔在与中国政府和中国NGO在国际人道救援中的合作是一个里程碑。和一些联合国高级官员交流后，我了解到他们对中国政府的反应十分赞赏，就像我之前所说的，这方面已经有许多好的新闻。中国NGO相对低调很多，媒体和公众对他们在做什么的关注比较少。而那些直接和中国NGO发生联系的机构和人员则对中国NGO的工作非常满意。同时，已有共识的是，中国NGO如果提高他们的专业度和沟通能力，未来将有很好的潜力。
你刚刚提到尼泊尔的华人社区挺有意思的。你知道任何在尼泊尔由当地华人社区建立NGO并发起救援行动，或者与中国组织开展合作的事例吗？
就我所看到的，不是当地华人成立的NGO，而是一些商业协会和当地中国公司十分希望提供帮助。他们帮助的一个途径是为中国援助者提供免费的食品和住宿，同时他们也在物流上提供帮助，为从中国来的NGO提供运输服务。不一定是NGO，当地一些私人的团体也参与到了中国NGO的活动中。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中国和尼泊尔在很多方面有很紧密的联系。许多尼泊尔人说中文，许多中国人曾前往尼泊尔游玩或出差，他们都愿意支持援助和重建工作。
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几个月后等我们正确地评估了中国NGO在尼泊尔的表现后会有一个更好的答案。就初步观察来看，我认为中国NGO的问题之一是他们对国际人道救援体系的运作机制了解得不够充分。对国际标准和体系比如环球标准的意识还比较低。中国NGO可能了解该标准的书面表达，但他们并不清楚如何实践。比如尽管他们在尼泊尔所提供的帮助类型和环球标准是一致的，但他们不能够明确用环球标准的语言来表述他们在做什么。所以他们需要的是更多地提高对国际体系的认识以及更好地了解如何使用它。
另外一点是，中国NGO，以及那些后来加入救援的群体，在尼泊尔遇到了要形成明确的策略的挑战。这有一系列原因，比如那里有许多的NGO，找寻出他们能够提供附加值的方面需要一定的时间。
还有可能限制中国NGO在尼泊尔的参与程度的一点是缺乏多样的筹资渠道，包括联合国系统下的国际资助。他们的资金现在仅仅来源于中国国内的支持者。而和他们共同工作的国际NGO可能也是联合国发起的呼吁行动的一部分，同时有多样的来自世界各国的资金渠道。
当然，许多在尼泊尔的国际NGO已经在那里工作数年了。所以针对你之前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预期参与救援工作的中国NGO最终将在尼泊尔建立长期的运作，这样，在下一次灾难来临时，无论是洪水或是地震，他们就会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来反应。他们会有现成的网络，对国际援助系统运作也有更好的理解，并能对他们能够如何增加价值有更好的体会。
Jock在加德满都参与一个中国基金会的晚间联络会议。（图片来自CFPA）
之前你有提到印度NGO以及他们和中国NGO相似的需求。你能就这个点展开说一下吗？
我们主要关注中国NGO和中国的基金会。不过，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和听闻了许多在尼泊尔的印度机构，和中国组织一样，也是第一次在国外地区开展工作。印度就像中国，也是一个多灾害的国家。所以印度的NGO也像中国NGO一样积累了国内灾难的救灾经验，因而把尼泊尔地震看做一个在印度以外国家提供援助的机遇。有不少印度NGO在那里提供搜救与救援，其中一些组织也谈到会在重建阶段承担更持久的角色。
像中国NGO一样，许多印度NGO也在国际系统外运作。他们并不熟悉在联合国协调的系统内工作，在印度国内也不是这样做的。像中国一样，印度政府，尤其是军方，在应对灾难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个区别则是印度的灾后响应是由各邦，而非由国家政府主导的。不过，印度NGO习惯于与非常强的政府应急反应一起工作，而到了尼泊尔，他们发现情况有所不同。不过，印度NGO仍旧面临和中国NGO相同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缺乏在印度国界外运作的经验，也因此遇到了问题，比如货币管制，海关对物资转运的检查，以及资金的跨国转移等等。这在中国也是同一类型的情况。
印度NGO的一个优势是，和尼泊尔相似，NGO在印度有重要作用，他们也十分习惯于与许多其他NGO联合工作。
中国扶贫基金会作为在那里建立的平台的一部分担当了协调的角色。他们设立非正式晚间会议让有意愿出席的中国组织参与。这些会议每天晚上9点钟在一家中国餐馆进行。任何中国组织都可以参加并且分享他们的工作进展。新近加入救援的中国组织可以了解现有情况，并学习其他组织的经验。
这方面的确是有很大潜力的。中国政府和中国NGO一直在国内共同致力于灾难救援。鉴于中国政府在未来也一定会在救援方面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我认为在尼泊尔也将会有这样的合作。中国NGO或许可以帮助中国政府更好地和尼泊尔当地的组织团体和社区进行沟通。
1.Jock Baker是一名独立顾问，曾就职于多个联合国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拥有在亚太、非洲、中美洲、东欧等多个地区工作的经验。在2012年之前，他是CARE国际机构驻日内瓦的项目质量与问责工作协调员。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多次负责牵头开展研究、经验教训总结、独立评估等活动，涉及项目领域包括抗灾力、人道主义资金援助、国别策略评估、人道主义行动的问责评估、人道主义救援效果评估、排雷行动、气候变化适应性、冲突后重建、冲突后小型信贷和发展援助效果等。同时，他还牵头或参与了多个国际机构的评估，包括国际红十字委员会（ICRC）,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粮食计划署（WFP）, 路德宗世界联盟（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瑞典应急机构（MSB）。此外，他还在人道主义行动问责和绩效学习网络（ALNAP）担任人道主义系统现状报告的顾问。他发表过很多文章，主题涉及降低灾难风险、机构间合作与能力建设、气候变化、环境评估和联合评估方法等。
2.环球标准是一系列应用在人道主义工作中的国际原则和标准。尽管广泛使用，但采纳和执行环球标准仍然是自愿的。更多信息参考：www.sphereprojec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