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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基金会的TA】我与基金会:那些不吐不快的人与事

编者的话

       苏彦曾是位资深的草根公益组织从业者,经历多年支教和草根工作后,于2015年中加入了一家有着“国企风格”的非公募基金会。从“乙方”到“甲方”,角色转换,于她来说并非易事。在“亲密接触”基金会之后,苏彦觉得其管理制度、项目流程、组织文化都有许多槽点,而在“一吐为快”之后,她还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践行影响基金会管理风格、改善行业生态的期望。

 

传说中的基金会

       大概在2个月前吧,我加入了一家基金会,虽然是非公募基金会,但它还是一家“基金会”。

       “什么,你竟然去基金会了!!!”

       “你是要去捣乱吗?”

       “你是要去毁掉他们三观吗?”

       “亲,你要对我们好一点噢~”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是吗?我们最近刚好联手发起了让草根公益组织评价基金会的活动,祝你好运!”

       这是朋友们得知我进入一家基金会的反应,他们大多是我多年的公益伙伴,有在做社会企业的,大多数来自草根公益组织,当然没有在基金会的。

       多年前的时候,非公募基金会还不像现在这么多。在当时的我们看来,那些叫得出名号的基金会都等于大财主,不过这些个财主一副官僚的样子,拿着强大的资源,可自身能力也不咋地,对我们草根来说尤其不友善——有些项目明明是我们自己筹款,但必须要挂在公募基金会的账上,让他们收取管理费;收了管理费吧,我们用钱的时候还要走特别多的流程、反馈。再加上按基金会管理规定能提取作为行政成本的费用还不够请个阿姨的,所以大部分的草根团队广泛用志愿者和实习生这样免费的、低成本的资源来开展工作,那时候草根的组织是很难留住人才的。

       回想当年,每次财务要去基金会洽谈的时候,我们都一脸同情和祝福的表情说:“亲爱的,祝你好运。”

       而每次从基金会回来,我们都需要心理辅导和安慰,最起码要召开吐槽会议,才能坚持下来。

       我真不是有心要黑基金会的。在我离开上一家社会创新企业的时候,我曾经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我将来还在公益圈子混,我一定要去基金会,做个甲方。就是做个牛哄哄的甲方。

       如果要深刻一点的表达,就是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践行,让身处这个行业里的人看到,很多事情可以有另一种思考的模式、解决的方式,基金会的工作是一份专业的工作,但是它绝对不仅是一份工作。

       就好比我们的生活,不只是读书工作买房买车买大房买大车一样,就好比女人不是到了年纪就应该结婚生子带娃一样。我们还应该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本身有怎样的价值,身处这样的大环境里面,我们如何才能坚守自己?

 

 

我与基金会的亲密接触

       在接到目前服务的这家非公募基金会多次邀请的时候,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有机会可以实践,总比抱怨来的强些。

       不过,我真是太天真了!因为还没到一个月,我就被各种之前没有想到的混乱打击地只想逃离,于是有了如下种种槽点。

 

槽点1:“三无”的管理

       简单来说,这家基金会的管理就是“三无”状态:无制度、无原则、无计划。

       先来看看无制度。

       我上班第一天,就领教了它的威力。当我来到办公室时,没有人给我办理入职,没有人告诉我坐在哪个位置,没有办公电脑,没有人告诉我基金会的使命是什么,没有人告诉我部门的定位是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我应该做什么。幸好我自备电脑,还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我把前一位同事的工作资料逐个看了个遍,顺便学习了没在书本上学到过的相关知识。

       再来看看无原则。

       基金会要举办一场会议,报名时间已经过了,名单也确认了,领导又过来说,我还邀请了谁,你给他打电话,把会议安排的相关资料告诉他。问题是,这件事情由我负责,我已经向领导汇报报名时间结束、名单已经确认了——增加一个人看似简单,实际却涉及到一系列的人员安排。还有,在别的地区提出需要多一个名额的时候,领导告诉我,不行,一个地方只能给一个名额。而当地方团队给领导打个电话后,领导又同意多给一个名额——刚才不是还告诉我不行吗?

       至于无计划,来看看以下两个场景,是不是似曾相识?

 

场景A:

       入职第一个周末,接到直属领导的电话:

       “你赶紧买两张明天的高铁票,我们需要出差去M城。”

       “哦,几点在哪集合?”

       “我现在还不知道,等我确定了告诉你。”

       然后就没消息了,一直等到晚上,内心想的是,既然没了后续通知,我就好好地度周末吧,可职业道德命令我,主动打电话去确认。

       领导说:“不好意思,我忘记了,我现在马上确认一下。”

       那一刻,我脑袋里无数的乌鸦,嘎嘎的飞过……

 

场景B:

       下班了。

       领导说:“来帮忙完善个东西。”

       我:“要下班了。”

       领导:“那没办法,我太忙了,只有这个时间才有空。”

       可问题是,这是你的工作请我帮忙,如果需要别人配合,麻烦提前告知,大家都好安排时间。

       这种无制度、无原则、无计划的管理模式延续到所有工作中:没有任何计划书,没有分工合作,没有时间截点,也没有反馈,没有统筹。领导们想起来一件事就马上找你要;微信一个要求下去,你要随时配合工作……因为太多重复无效的工作,我已经看到为什么其他的人,都一副无所事事的状态了。

       作为一个每天能够募捐到几十万的基金会,竟然没有人知道,项目工作需要写项目计划书;项目负责人不知道自己的项目筹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还剩多少钱。在我做出了一套完整的项目管理模板后,“三无状态”依然如故。领导说,你是新来的,我知道你有能力,但是这个阶段最好少说多听——多像我们的教育体系啊,“你要少说多听”。

 

槽点2:道德绑架。

       当基金会要找供应商的时候,我听到的是“我们是做公益的,所以……”,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就是“因为穷,所以我有道德所以怎么做都有理”。

       在我们一直强调公益要专业化的时候,有些从业人员,还在用道德无尽地绑架他人,在我们责备公众不理解公益项目需要收执行费的时候,我们自己还在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本该是合作的关系。

       这种绑架还体现在对员工上,在我入职后沟通待遇不是之前谈好的数字的时候,人事部门告诉我,我们是公益机构,待遇当然不能和商业公司比了。所以,言而无信的背后依然有“道德”做底气。

 

槽点3:所谓民间官僚。

       我收到的转正邮件,是一个奇丑无比的红头文件,冰冷没有温度,而人事和我说:“咱们基金会的待遇挺好的……”一番话听完下来我大概明白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养老生娃机构——工作压力不大,只要完成领导安排的工作,完成的不好态度好也行;只要不犯大的错误,绝对不会炒你鱿鱼;每多呆一年就有增加的工龄工资,怀孕了就是受保护对象,逢年过节还有钱花……好一个国企模式。

       然而,让我发飙的一件事是,因为要邀请各地的志愿者来参会,基金会出了一个“参会须知”,文字中冰冷冷的写着“请如何、请如何、请如何……”,那种居高临下的官僚口吻,无法隐藏的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于是我提出修改,负责的部门说,可以修改,但基金会发出去的公文要正式。

       我的内心再次飞过一群乌鸦,然后说,这个文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让志愿者来报到,了解过程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这是一个服务指南,不是一个通知;我们不是管理者,我们是服务者。说完这些,我把“参会须知”改成“参会指南”发了出去,再给每个志愿者打了个电话。

       因为,制度和管理不都是为了服务人或者事情本身吗?

 

未来有奇迹吗?

       入职一个多月了,我负责的事情,完全可以交给一个实习生完成。机构庞大但是低效,我便报名参加2015年非公募基金会一线项目官员协力营。然而,人事部门说,入职不满一年是不能外出参加培训的。

       于是我向领导递交了辞呈,理由是,我想参加培训提升自己,既然基金会不同意我去,我完全可以自己花钱去,我也不想浪费生命在一个官僚的养老机构里。

       意料之外的是,出现了一次奇迹。理事长和我进行了一次面谈,告诉我那些吐槽的问题存在的前因后果,然后要求人事部门马上处理我去培训的事情。他告诉我,改变是需要时间的,改变必须在自我认识的前提上,我们都在摸索前行。

       他对我说,你说的问题,我都看到了;招你来,期望之一就是能改变这样的氛围;你的阻力会比较大,但要坚持;我会支持你。

       未来还会有奇迹吗?我在问自己,也想问问行业与基金会

 

苏彦(化名),爱好深度旅行、看书、手工、喝茶,弹得一手好琴。2006年,辞职赴云南支教,后辗转多家基金会与NGO,游走在追寻自我的路途中。

 

【栏目介绍】作为行业资源汇聚之地,基金会总是能吸引更多目光,然而过往基金会发出的声音大多来自深孚众望的公益大佬与意见领袖,中基层项目官员成为沉默的大多数。2015年,在第七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的支持下,中国发展简报设计执行了“倾听一线的声音-—项目官员眼中的基金会与行业”项目,通过国内非公募基金会一线项目官员的公益观察或个人故事,展示他/她们的所思所想、所见所得,由此呈现项目官员如何成长、基金会如何运作、又如何对社会议题和行业发展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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