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Aha | 没有钱，能不能办出更好的教育？
《没有钱，能不能办出更好的教育？》
— “ 节俭式创新 ” 带给我们的启发
作 者：顾 远
如果你是一位家长，有人告诉你在地上贴六根胶条，然后让你带着你的孩子在上面玩蹦蹦跳跳的游戏，你会做吗？如果还告诉你孩子们会玩得很疯，也会让你度过一段难忘的亲子共处的时光，你会信吗？
这个小游戏正是 Aha 学院支持的一个教育创业团队带给家长们的亲子活动之一。家长们组成一个微信群，每周都会收到一个教育活动，做完了就拍照片传到群里 “打卡”，然后讨论感受和心得。发布胶条活动的那个星期，群里打卡的家长明显少了很多。原来，不少家长觉得这个游戏太简单了，肯定没什么意思，所以就没让孩子玩。在这些家长看来，一个好的游戏一定要有五颜六色的道具和详细的指导说明。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那些带孩子玩了胶条游戏的家长们会这样告诉他们：“这个游戏实在是太好玩了！我们家孩子玩的根本停不下来，正过来跳、反过来跳、横着跳、竖着跳、单腿跳、双腿跳 … 各种花样，胶条一直贴着都不让揭！”
在我每天打交道的教育创业者那里，类似的故事经常发生。人们往往会下意识地把一件事情的价值和它的复杂程度挂钩，把一个产品的价值和它的科技含量 —— 连带着它的价钱挂钩。教育产品似乎尤其如此，所以教师的学历要越高越好、教室的硬件要越高科技越好、教材内容要越丰富越好、教具要越新奇越好 …… 这种想法除了便宜了商家、满足了某些人的政绩和面子，不仅无助于改善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反而束缚了教育行业的想象力，抑制了教育创新，也加剧了教育不公平的现象。
前不久我接连参加了两个与教育有关的会议。先是在北京参加了 “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 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的 “WISE-LIFE” 中国教育论坛，论坛的主题是 “以教育创新促进教育公平”，与会者关注的是 “如何改变底层教育的现状” 。第二天我便飞到了新加坡，参加第一届 “亚洲教育科技峰会”，我看到了许多最新的，却也是价格不菲的教育科技产品：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来实现个性化教育、职业培训中的虚拟现实应用、教学材料的大规模定制化 ……
当时我在朋友圈里发了这么一条感慨：
“如果技术驱动的教育创新没有与教育公平相呼应，未来的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分裂并固化：一部分人接受的是用过时的教育方法灌输的过时的教育内容，未来只能从事高度流程化、低认知度的工作，从而深陷社会底层；另一部分人则充分享受新的更加有效的学习体验，从事的是高认知度、高创造性的工作，从而稳居社会的高等阶层。要打破这种局面，教育领域的社会创业者们大有可为，也必须有所作为。”
【 节俭式创新：没钱也能办成事儿 】
我们显然不能指望商业主动来推动教育公平。领先的技术和创新的产品服务一定会首先应用在有购买力的人群，满足他们的需求。然后，伴随着技术的使用成本大幅下降，同时在现有的市场已经饱和时，这些产品和服务才有可能逐渐 “下沉” 到更底层的市场和更弱势的人群。如果我们静待这种情况出现，那么一个社会里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 “马太效应” 将不可避免。社会创业家们所要做的正是在资源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为这个市场和这个人群开发出更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实现同样的，甚至更好的结果。这正是所谓 “节俭式创新（frugal innovation）” 的要义所在。就像那个六根胶条的游戏，它能带给孩子的乐趣以及亲子互动的价值想来不会比那些价格更昂贵的产品要少，甚至更多。
“节俭式创新” 这个概念对很多人来说还很陌生。从字面来看，它似乎说的是创新的时候怎么少花钱。这种理解，对也不对。对的地方是，节俭式创新确实是在钱很少的情况下发生的，而且缺少的不止是钱，还包括人才、物资，甚至体系制度等资源。不对的地方是，在节俭式创新中，创新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指的是，在包括资金在内的各项资源非常匮乏的情况下，通过创新的方式，为广大的低收入人群提供他们能支付的起的、有效满足其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想要马儿快快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节俭式创新听上去很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不然。就像我们在上面提到的游戏中看到的那样，很多时候，一个解决方案是不是有效跟这个解决方案需要花多少钱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少花钱也一样可以办成事儿，关键要看对问题理解的是不是透彻，寻找解决方案的时候思路是不是开阔。有个经典的段子想必很多人都听过。一家厂里想要挑出流水线上的次品，于是委托一个博士生设计解决方案。博士生经过一番研究，设计了一个很复杂的成本很高的方案。与此同时，流水线上的一名工人发现只要是次品一定比正品更轻，所以在流水线旁放了一台风扇，风量刚好能把次品吹走。这个段子的真假姑且不论，但背后的道理是对的。
创业本来就是个烧钱的事儿，创业者一般都缺钱，而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的社会创业者们就更缺钱了。不过就像 Aha 学院的那句 slogan 说的：“约束催生创新” ，很多时候，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就是在一个资源存在严重约束的情况下被逼出来的。我问那位创业者是怎么想到那个六根胶条的游戏的，她告诉我是很多年前她和一位外籍专家一起去村里，那个老外没有带别的道具，就用了这么个简简单单的方式，很快就和当地的孩子们打成了一片。（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看看文末的教育视频：《阿尔温德·古普塔：变废为宝助学习》）
还有一家机构，是我心目中社会创业的典型。这家叫 “歌路营” 的机构专注于帮助农村留守寄宿儿童解决各种问题，特别是心理问题。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进城打工，平日里无法陪在他们身边，寄宿制的推行又让他们在很小的年纪就离开家庭过上了集体生活。这种环境下，孩子们非常容易出现各类心理问题，也给学校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农村学校资金有限，老师数量有限，又缺乏相关的能力，所以不可能像城市里的学校那样有条件建心理咨询室，配备专职的心理辅导老师，更不用谈什么高科技设备了。
歌路营在深入走访了许多农村寄宿学校之后，开发了一个低技术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一千零一夜睡前故事” 。他们精挑细选了许多适合不同年龄段儿童的优秀故事，请专业的播音员朗读并刻录成光盘分发到学校。学校通过校内的广播系统，每天晚上在孩子们睡觉前播放一段故事。解决方案很简单，但带来的效果非常明显。孩子们不那么害怕集体生活了，有故事可以听，还可以一起讨论，故事带给他们安慰，帮助他们成长，学校的管理负担也大大减少。
设计这样 “简单” 的产品所需要的智慧和辛勤工作一点也不亚于开发一款更加 “高大上” 的产品，而且如果想要做到可持续和规模化，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持续的创新。我曾和歌路营团队一起探讨过如何能让睡前故事这款产品实现 “指数型增长”，覆盖到更广大的农村寄宿学校。这涉及到的将不仅是单纯的产品开发，更是要构建一整套创新的业务模式：从产品开源，到志愿者动员，到社群维护，到用户数据分的析和利用 …… 每一项工作都存在创新的空间，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创造力。从这个角度来说，节俭式创新其实是在充分利用社会创业家们的 “心智” 资源来弥补其他资源的严重不足。
【节俭式创新成功的关键：在地型原则 】
任何节俭式创新想要取得成功，社会创业家们都必须充分考虑 “在地性” 的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六点：
1）可购性（Affordability）: 解决方案是当地用户买得起的；
2）可获取性（Accessibility）: 解决方案是当地用户买得到的；
3）可用性（Viability）：解决方案是当地用户愿意买的；
4）可靠性（Reliability）: 解决方案质量稳定可靠，并且所需的原材料、技术和人工是当地就有的，减少了在维修和维护上对外界的依赖；
5）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解决方案尽可能少地破坏当地脆弱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马云基金会出资1000万资助优秀乡村老师的做法是需要反思的。）
6）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解决方案能够很好地嵌入到当地文化、历史习惯、生活条件、生活方式等，在更大的系统层面被接受。
按照这样的原则，我们来分析教育领域的一些节俭式创新的典型案例。
和所有的创新一样，节俭式创新也不是为了刻意求 “新” 而去创，而是为了解决真实的问题，响应真实的需求。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那个蹲在地上玩石子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刘翔是谁？》。文中我写道：“如果一项内容对学习者既没有用，又没有兴趣，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学呢？”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院长杨东平老师看过这篇文章后问我：“ 你这篇文章谈到了教育的本质问题。那么你觉得农村的学生到底要不要和城里的学生学一样的内容？”
关于这个问题，抛开政策制度层面不谈，我主张在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上给予农村地区（或者任何地区）的学生更多的选择。如果一些学生将来不打算参加高考，不打算进入现代都市生活工作，而更愿意掌握某些技能，解决当下个人和家庭的困难，他们的需求理应得到满足。要知道，在中国西部相当多的地区，全县平均高考入学率只有20% 左右。“ 如果 80% 的考生注定上不了大学，那基础教育到底为他们提供了什么？如果我们整个基础教育就是为了少数升入大学的人服务，这个方向是不是有问题？”
这让我想到了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社会创业家。我曾发表过一篇题为《消除贫困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一个“自给自足的学校》的文章，讲述了他和他创办的一所学校的故事。这位创业家叫马丁•博特，巴拉圭人，巴拉圭基金会（FP）创始人，历任巴拉圭商务部副部长、首都亚松森市市长。
他开办了一所 “自给自足的学校” 。以下几段文字直接引自我的那篇文章：
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巴拉圭的教育系统没有能够有效满足国民的教育需求。中学里教授的知识是为了让学生进入大学深造，然而能够读大学的学生却只有极少数。对于大多数贫困学生来说，掌握一些实用的技能，毕业以后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才是他们走进学校的动力。同时，对贫困家庭来说，学费实在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政府又拿不出足够的资金来支持，于是辍学现象严重。根据当时的一项统计，在巴拉圭 15-24 岁的年轻人中，有 30% 的人要么没能在学校里学到任何实用性的技能，要么掌握了技能却找不到任何工作。
2003年，FP接管了一所已经破产的农技学校，招收来自长期贫困家庭的15-18 岁孩子，让他们寄宿在学校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学校的课程分为15 个教育和实践单元，需在三年修读完成。内容既包括传统的高中各科目课程，也包括农业方面的理论知识，还有许多实践课程。在这些实践课程里，学生通过生产、销售等形式，实际参与运营校内企业，以此来学习农业和商业的实用技能。学生还得以通过这些实践获得收入，支付自己的学费。
学生在较低年级时尽可能广泛地参与各种活动、学习各种农业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在最后一年，他们需要选择就业方向，然后深入学习相关领域的知识，并通过切实参与相应的生产和销售过程来锻炼技能。学校鼓励这些贫困孩子自主创业，每位学生在毕业前须上交一份商业计划书，并可以获得一定量的小额贷款。每位合格的毕业生都会获得有国家资格认证的证书，他们可能成为农业推广人员或农业学校的教导员，也可能带着一份商业计划书和小额贷款回家创业。目前，该校的毕业生就业率已能达到 100% 。
迄今，该校一共开办了17 家校办企业，既可以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实训机会，也能够产生收入维持学校的日常运营。在 FP 接管该校的五年后，这所学校通过校办企业实现的收入已经能够完全满足学校的运营支出，从而不再依赖政府的补贴和社会的捐赠。
2009年，“自给自足的学校” 模式成为 “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 评选出的世界教育创新大奖得主。博特在大会上提出了自己的 “ 在实践和发展中学习（learning by doing and earning）” 的理论。在分享经验时，他说道：“我们应当相信，教育活动自身也能带来收入，解决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有助于提升教育服务对象的尊严。” 他进而指出：“有了尊严、适度的金融支持和合适的课程，我们就可以帮助一个贫困的15岁乡村女孩在她18岁时成长为一名乡村创业者，或是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从而摆脱贫困。”
在教育领域，类似这所学校一样，不盲目攀比教育内容，紧贴在地需求的节俭式创新案例还有很多。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案例中普遍体现出了对 “在地智慧” 的尊重，和对 “在地资源” 的充分利用。
当人们想要去解决某个社会问题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带有一些优越感，认为自己是带着解决方案去帮助那些弱势群体的，而忽略了那些所谓弱势的人们其实更了解自己的处境，已经在想办法解决问题。
2014年，我在卡塔尔结识了一家名为 STIR 的印度非营利机构。它所做的正是找寻教师中的创新者，并把他们的创新扩散给更多教师。
STIR 的假设是教师队伍中存在着 “教师促变者（teacher change-makers）”，他们对教学有热情，并已经自发地开展了教学创新实践。2012 年到2013 年的一年时间里，STIR 在新德里地区走访了近3 百所服务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校，和超过3 千名教师做了面对面的交流。走访的结果验证了他们的假设。期间，他们一共收到了来自一线教师的170 份教学创新，并从中挑选出了25 个最有潜力的创新加以扩散。一位校长把教师的课程录了下来，让他们课后回顾。他设计了一份结构清晰的评估表，方便教师们在课程回顾时做自我评估，然后他会和他们分享自己的反馈意见。在另一所学校，一位教师设计了 “学生信箱” ，鼓励学生通过书信的方式和自己沟通想法或者提问。这种方式既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也让教师能及时了解学生的写作能力。
这些教学实践卑之无甚高论，既不够宏观，也不成体系，但却能切实地解决许多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面临的真实问题。STIR 将这些创新称作 “微创新” ，它们和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教育体制的创新一样，是能够引发教育变革的一种有效路径。
虽然 STIR 成立才短短三年时间，但它的做法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由世界银行支持的独立评估中，通过随机对照研究发现，通过推广和实践 STIR 所发现的微创新，学生的成绩有了明显提高，教师的工作动力和教学水平也都显著提升。目前，STIR 除了在印度开展工作，还在乌干达开设了分支机构。根据 STIR 雄心勃勃的计划，它将在 2016 年发展成为一个包括30 万名教师促变者在内的国际网络，改变超过一百万个学生的学习生活。在STIR 看来，自己所开展的是一场浩浩荡荡的运动。这场运动将创造更好的环境，使教师的创造力得到极大地发挥，从而在应对全球性的学习危机中发挥更大更深远的作用。
在印度还有一所著名的采用了节俭式创新原则的学校，名为 Pragti，位于海德拉巴市。它的创新体现在教师的选拔与培养，以及教学组织两个方面。
Pragti 雇佣刚毕业的本科生担任教师，为他们提供在职培训，每位新老师只需要掌握现阶段的教学内容和匹配的教学方法，随着教学任务的变化再学习新的教学模块，这样就减低了入职的门槛，扩大了教师的来源，也无需因为雇佣专业的教师而支付更高的薪水，从而降低了运营成本。另外，这些教师一般都是本地人，能够理解本地学生的实际需求并开发相应的课程，而他们也更愿意留在本地工作。他们收到的薪水虽然比公办学校的教师低，但却比他们能找到的其他工作更高。
另一方面，Pragti 分析了每个学生的学习特性，然后将不同类型的学生安排在一起，结成小组学习。这样一来，既促进了同伴式学习，也锻炼了学生的社交能力和领导力。
节俭式创新在教育领域的实践还有很多，比如家长参与学校的硬件维护和日常管理、难民营里的女性被培养成教育工作者帮助难民营里的孩子学习、学习者自己传播学习资料并相互学习、用提供标准化的高质量的课件的方式减低教师的职业门槛、减轻他们的教学负担 …...
敏锐的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些实践不仅能够大大节省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与现在主流的体制内教育相比，还更加符合教育的本质和未来趋势。它们更关注学生的实际需求，以学生为中心来组织教学，实行做中学、小组式学习，鼓励同伴学习，鼓励社区参与。
事实上，节俭式创新并不意味着 “更廉价” 的产品和服务，而强调用更少的资源为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更好的改变！节俭式创新不仅是一套创新的方法和原则，对社会创业家而言更首先意味着一种心智模式的转变——将资源约束看作是创新的机遇，将受助人群看作是合作伙伴，将创新视作是一种动态的持续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后一成不变的终点。从根本而言，教育领域的节俭式创新必然意味着办学模式上和教学模式上的创新，意味着打破现有的封闭体系，将更多的社会资源纳入其中，让教育与学习的过程变得更加灵活而多元。
大量的针对创新的研究已经表明，一个领域里的 “颠覆式创新” 往往出现在被人忽视的边缘地带。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对现有教育体系的颠覆正孕育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节俭式创新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