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不少社会发展组织仍在以‘救助’的视角开展工作。‘救助’本身并无问题，但缺少权利视角会降低工作的可持续性。”对众声喧哗之下正加速发力的公益慈善行业，这篇短文无疑来得适逢其时。
作者用“社会发展”替代“公益慈善”，用“社会发展组织”替代“社会组织”，挑战了主流话语，绝非咬文嚼字，而是对社会发展理念和价值观的洞悉、强调和倡导。作者还对发展领域中的“赋权”等几个英文词汇进行了讨论和辨析，对这些西方舶来词进行了本土话语的转换和衔接，希冀它们能在当地土壤的滋养下融合发展。
发展工作中的权利视角，既有助于识别和传递真实的社会需求，也帮助受助者获得尊严，主动进取，避免精英化公益导致的自说自话、脱离社群的问题。作为公益行动者，在脚踏实地的同时，能否拥有深层的宏观视野，能否认识到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决定了行动的方向和长远的效果。
“赋权”不是浮在半空的口号。后续，中国发展简报还将发表作者的后续文章，以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 MSIC）在青少年性教育工作中的“赋权”经验为例，探讨其推动“赋权”的本土化的操作方法、成效与意义。
中学时期家乡的报纸报道过一则新闻：一些企业家联合起来资助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但是一年之后他们停止了资助，因为从未收到过一封孩子的感谢信。企业家们认为孩子不懂感恩，所以不愿继续下去。
从个人角度说，企业家有权支配自己的合法收入，并决定是否要捐赠，捐赠给谁，根据自己的喜好做出选择。但如果资助者换成公益组织，就不能根据道德好恶来区别捐赠对象。譬如我们无法想象壹基金的紧急救灾项目，会在灾害捐赠前先考察受灾地民风是否淳朴，也无法想象嫣然天使基金会在资助唇腭裂儿童前先考察父母的道德品质。对于政府来说更是如此，邓飞先生发起了著名的免费午餐项目，政府接管后可以因为资金调配逐步覆盖不同地区，但目标是保证所有的孩子都能有午餐吃，而不是用孩子的学习成绩或素质高低来区别对待。
这样做的理由是，贫困儿童、失独老人、残障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弱势”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发展失衡所带来的结构性权利缺失，与“弱势”个体是不同的。因此，现代公益慈善文明（以下用 “社会发展”代替“公益慈善”）的基础是对权利的尊重，而非出于善心的救助。
社会看待残障群体的视角演变是个很好的范例：残障群体经历了宗教、慈善、医疗和社会融合四个阶段。远古时期残障人被认为是犯了罪孽而遭到上天的惩罚，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开始同情并对残障群体予以救助，到了近代社会致力于通过医疗技术恢复残障群体的生物学功能，而随着联合国残障权利公约的提出，人们意识到残障并不仅仅是因为躯体或精神本身带来的障碍，同时也有社会资源配给的影响。
举例来说， 一个人失去了一条右臂，在生物学意义上， 和其他人相比的确不够方便，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因为有两条手臂并不是许多工作产出成果的必要条件，例如美术、 声乐或是教育，这些工作需要的是眼光、 乐感和知识结构。但由于只有一条胳膊，主流社会往往并不接受他们的合理存在，残障人在教育、就业等各个环节都被排斥，无法融入社会。
如果以“社会功能”的视角来看残障，那么高度近视、 在现代社会不会使用计算机或开车也可以被纳入“残障”范围。“残”通常是由于先天或后天意外所产生的不可选择的因素，但“障” 更多是由于社会文化认知与思维所造成的人为性障碍。
当然，这种后天性障碍并不仅仅因为社会意识和资源调配的不足，的确对一些重度残障患者而言，很难通过资源的调配使其拥有完善的社会功能，但在残障群体中，依然存在大量的， 超越其“残疾”部分的人为限制，这种限制集中体现在教育、就业、恋爱婚姻等发展性因素上。
有一种声音是，的确，如果社会资源调配更合理，残障人会有更多的空间，但是，社会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并且社会有许多问题，我们是否应该集中资源先做更有利于发展的事情？
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一方面，社会无法通过平均主义来分配财富和资源，以达成平衡。或者说，在可见的文明发展史上，任何社会形态都做不到这点， 否则文明很可能根本无法被创造。社会要进步，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另一方面，这种差异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更准确的说，差异的产生应当脱离动物世界物竞天择、王者生存的模式，转向“前进者带动后进者共同发展”，这就是文明的意义。
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方法，“如何让人体验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 ——假设你有能力重新设计一个社会制度，包含这个社会的教育体系、医疗资源供给、财务分配等所有制度，但接下来你会随机的投胎到社会中：既可能是贫穷家庭也可能是富庶家庭，既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既可能健康也可能残障，那么你会如何设计？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会充分的考虑社会流动性的问题，因为谁都无法确保自己不投胎到社会最底层，只有这样才能从社会发展的整体层次考虑公平与正义。
因此，尊重和保障权利是社会发展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在政策文件里的语言表述即：“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权利保障的制度性保障的具体化）。譬如在农民工收入得到提高时，也需要享受与其他社会成员相同的社会资源，包括医疗、教育、户籍福利等。虽然话语结构不同，但无论政府还是社会发展领域，所追求的美好社会的目标是相同的。然而，限于组织发展阶段以及对问题的认识视野等原因，不少社会发展组织仍在以“救助”的视角开展工作。“救助”本身并无问题， 但缺少权利视角会降低工作的可持续性。
我们时常会看到目标人群在“救助”过程中主体性的缺失，例如流动人口的论坛中全部是社会阶层较高的学者，官方的女性发展论坛中参加者大多是男性。更直白的讲，“弱势”群体只能作为客体被动接受社会的安排，而非主动参与到相关工作中：非残障群体决定着残障群体的事务，成年人决定着青少年的事务，男人决定着女人的事务。
当需求难以表达时，会对工作的有效性产生深刻的影响。例如 2013 年微信开发了针对视障群体（盲人） 捐助声音的活动。任何人都可以作为志愿者捐献 1 分钟声音，微信会分配 1 分钟内容的读物，在大量语音的基础上组成了各类读物。项目上线不久后就遭到了视障群体的批评，因为该项目完全忽略了视障群体的实际需求。试想，任何人听着每分钟切换的声音都会对理解产生极大的障碍，每个人的音色、语调、节奏都不相同，更不用说方言等发音的标准性问题。如果在项目设计时期请视障人共同参与，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如果残障群体能够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例如大部分的残障群体都可以和非残障群体接受相同的教育，有了知识结构与技能就可以获得工作，经济收入会带来更多自由与发展机遇。而多数情况下， 具备能力与社会资源的残障者会反过来为其他残障者提供更多的帮助，例如捐助、呼吁社会关注、发声表达权益，甚至直接建立相关组织（瓷娃娃即是典型的例子）。对社会来说，也无需不断进行“慰问” 和“关怀”，最重要的是，残障者在此过程中具备了独立的尊严和人格，作为平等的个体融合进社会整体并做出贡献——这就是发展的价值。
涨知识：英语中的赋权表达
上文中的“赋权”理念来自西方社会发展领域，从以下几个英文用词，能够管窥其中的涵义和视角，考虑到语言翻译及话语结构的差异，需要对其进行讨论和辨析。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Empowerment”是实现弱势群体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理念。“Empowerment”在内地普遍被翻译为“赋权”，而在香港和台湾被译为“增能”。在语言上，英文“Power”对应的词汇是“权力”，而“Rights”对应的是“权利”。 从概念上，“权力”对应的通常是监督和限制，而“权利”对应的通常是尊重和保障。社会发展领域所探讨的权利普遍为后者。但“Empowerment”的词汇结构中使用的是 “Power”， 而赋能又通常被认为是“Capacity Building”（能力建设）。
此外对于“赋” 的表达也存在争议，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教授潘绥铭就曾指出，对青少年的性教育，不是“赋权” 而是“复权”，“赋” 本身带着一种不平等的状态，是“我赋予你” 才有，而不是“你本来具有，只是由于各种问题产生了缺失”。 因此，在一些文件和组织中，“Empowerment”也被译为“充权”。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一些人对“权利”很喜欢，另一些人则不喜欢，因此，也有专家在解释具体实践时说不是“赋权”，而是“赋能充权”，但实际上用的都是 “Empowerment”。
以上是围绕“Empowerment”及相关词汇的一些争议。笔者暂且忽略原始定义及在翻译过程中产生的歧义，将这几个词汇形成的背景意义归纳如下：
◎ “弱势群体” 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发展失衡带来的结构性权利缺失；
◎ 帮助弱势群体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是“赋权”， 即使其同其他群体一样，具备社会参与与个人可持续发展的权利；
◎ 赋能是赋权实现的重要方法，缺失赋能的赋权是形式化的赋权，而非实质性的赋权。如果缺少足够的信息、知识结构、技能、发展机遇和经济地位，无法真正的可持续发展；
◎ “赋” 并非是不平等的体现，只是由于翻译原因造成的误解。赋权与赋能的各方都是平等的。“赋”可以理解为“促进”，例如，青少年原本就拥有受教育与发展的权利。
作者系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项目主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