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行业门槛太低，什么人都能进来。”这是很多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对此，我倒是有些不同的看法——公益实践之所以乏力，恰恰是因为行业的门槛还不够低。表现之一，就是对人的悟性要求太高。[1]
新人入行，鲜有文本指引或师傅传帮带。几乎所有工作都要自己摸索，被要求能快速独当一面，最好还能有所创新。没有外力可借，生存、发展，全凭个人造化。这样一来，悟性高的适应无碍，真诚却稍显笨拙的，难免捱得辛苦。而他们，往往是我们中的大多数。
目光投向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大部分地方都有成文、不成文的规定和工作指南。无论何等资质的新员工，都能在短时间内迅速上手，把工作做到基础线之上。门槛不高，则从业者众。而反观公益行业，似乎唯有“精英”可以安身。广大的“平凡人”，则在对社会苦难的不忍，对实践无力的不甘，对同行伙伴的不舍中苦苦挣扎，很快便只能转身离开。
且不论更多原因，只此一点，就可以限制住从业者的规模。而规模不足之所以是个问题，是由公益行业的属性决定的。这份事业的核心之一便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珍视：每个人都应该有尊严地活着，成为自己，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自由释放生命能量。
秉持着这样的价值观念，我们就必然要以人、家庭、村庄为单位，做小而美的社区发展，提供个别化的社会服务。采用此种工作模式，高人力投入几乎是无可避免的。想要更多人过得好，为他们做事的人就不能太少。而今，却是门槛高企，将大多数人挡在了行业之外。
“当时我首先感到幸福，感谢我活着，感谢我能来，马上跟着就是伤感：这不是我的，不是我们的，不可能和亲朋好友分享。” [2]
这是崔健在丹麦参加音乐节时的感受。对这段文字印象深刻，是因为自己常有同感。这也是我在读到域外手册，或听到国内前辈口述经验时的心情。略有不同的是，除了愉悦和遗憾，还常伴有焦虑——这些知识显然已被证明有效，为何仍不能为实践者所用？
公益领域的绝大部分工作，归根结底都是对人的理解。纵使肤色各异、社会环境不同，人之为人，总有些行为模式是共通的。举例而言，无论是哪里的穷人，其大部分行为背后，总有着相似的逻辑。[3] 而这，正是我们设计项目，选择工作路径的依据所在。
遗憾的是，日常谈及用英文或繁体中文写就的手册，“需要本土化”的判断立出。讨论往往再难深入，更别提应用了。其实，此种现象并非公益界特有。社会科学整体自西方引进，时刻都在面临这样的挑战。中国有多特殊？对此，刘擎（2016）曾做出过有力的回应：
人类存在的所有社会都有某种共通性……“每一片树叶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树叶仍然是树叶。”除非我们把中国社会想象成“非人类的社会”，我们才有理由相信西方的研究完全无法运用于中国……
有人认为强调中国的独特性才能理解中国的国情，但是夸大中国的独特性恰恰没有严肃地对待中国的国情……源自西方的很多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不仅进入了中国，而且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没有所谓“纯粹的中国人”，没有所谓 “中华性”神话。 [4]
事实上，很多国内公益前辈的实践也已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或是在学院中受过严格的训练，有着扎实的学术功底；或是曾在国际机构长期工作，积累并内化了成熟的公益项目方法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同时，躬身实践，对变动中的文化、制度环境都有着精准的把握。既知普遍，又晓特殊，在摸爬滚打中积累了一整套实用的工作方法。
这些用起来能有效解决问题的知识，通常只和我们隔着很短的距离。一个浏览器，几个检索关键词，一条图书销售渠道，或是一次培训、讲座、论坛、研讨会，甚至只是一顿饭局。然而对很多人来说，这段距离却又很远。即便这些知识已通过文字、语音等方式，在网络上免费共享，但检索、筛选、整合，这一系列动作所需的时间和人力也都是可观的成本。
其实，对实践者个人很高的成本，放到公益资源的大盘子里看，只是九牛一毛。价格便宜仍无人问津，无非是对成效仍有疑虑，再追问下去，恐怕一开始对产出的想象就不足。提到公益实践经验的梳理，大多数人想到的大概都是这些——项目案例、公益人的生命故事、反思行业现象的评论文章等等。而工作手册这种呈现形式，往往不常被人提起。
不提，可能是单纯地没有见过，因而无法凭空想象。也可能是在间接表达一种否定：我见过，但不认为它好。换句话说，不能帮我解决问题。不好用，问题或许出在文本上，内容浮泛或表达方式不够用户友好，无法满足实践所需。又或许出在使用者自己身上，最常见的就是以部分代整体，错把手册和表格画了等号。
所谓手册，其实是一系列知识文本的代称，背后是一套整全的工作方法论。内容包括：指导实践的理念、价值观，理解社会问题的框架，干预问题的路径，工作流程，所需的资源，过往案例，表格、清单、访谈提纲等工具，反思性问题，特殊情景的操作指引以及延伸阅读材料等。在规定了基础标准的同时，也为不同情境下的实践者留出了弹性的调整空间。
为了有更为直观的认识，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下图引自世界宣明会的网站，呈现的是该机构的社区发展项目指引。可以看到，其中包含了相互关联的一系列知识文本。随后的表格，则以核心的3个类型为例，具体展示了文本的内容和篇幅。[5]
相较其他呈现形式，手册的内容更为全面系统，却又不失细节上的深度。既满足实践所需，也易留存、传播。对于一线伙伴，按图索骥地把最基本的工作做出来，是增长信心，增强职业认同感的重要方式。而公益的核心理念，也正是在做中才能被真正消化吸收。更为关键的是，这有助于维护项目参与者的利益。因为说到底，是他们在为公益人的行为买单。
尽管已描绘出手册的具体模样，但如果你没有亲自使用过，怕是仍难体会其价值所在。此言似乎在理，但换一个角度看，却隐含了对手册价值的重要挑战：如果终究要靠体验，是否证明文字无用？换句话说，实践中精华的部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能靠人在实践中慢慢体悟，而无法依赖文本来传承。这样的质疑颇为合理，值得我们作出严肃回应。[6]
对“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讨论，主要涉及“Tacit Knowledge”这一概念，中文译作默会知识或隐性知识等。这样的知识确实难用语言精准、全面地描述。但它作为知识，仍有被记录的可能。（郁振华，2012）
更精确地说，强的意义上的默会知识是原则上不能充分言说的知识，而非绝对不能言说的知识……我们依然能够对它有所言说，比如告诉别人该如何如何做等等……“没有人能写出一部关于骑车的说明书，别人阅读之后，第一次跨上车就能骑着车走”。但是我们依然还是能够说出一些命题，如“坐上车，不要看地，眼睛盯着自己想去的地方”等等。（P22） [7]
由此可见，以文本承载实践经验是可行的。然而，其作用也确有边界。新知识的吸收，受个人原有的知识结构、理解力等因素影响。"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版本的手册。"同时，再明晰的操作指引，也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才能发挥作用——可能是感性的文化，也可能是理性的奖惩制度。也就是说，知识能产生怎样的效果，并非文字所能一力决定。
再回到开篇的"实践无力"。公益人的成长，知识的学习只是其中一部分。除知识外，对自我的觉察，与环境的互动都是至关重要的。[8] （克努兹•伊列雷斯，2010）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专业培养、工作场景中的前辈督导、实践共同体（如，专业人士协会）所提供的持续支持，这些皆是成长所需。若要最大限度消解无力感，除了关注知识文本，我们还需要做更多。
更多的事也就意味着更长的时间。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远非朝夕之间可以建立。等待是种必然。常看到敬重的前辈学人说：我们这一代是过渡的一代，希望寄托在你们年轻人身上。其实，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如此之快，这一代又何尝不是过渡的一代？
然而，即便过渡自有其合理性，也没有人天生就该被牺牲。无论是处于困境中的底层民众，还是奋战在一线的公益同行，他们的生命能量都不应被浪费，尤其不应在低效的公益实践中被消磨。手册力量或许微薄，但它能助力积极改变，我们便没理由不做。
本文转载自社会资源研究所
当然，薪酬不足也与此紧密相关。但因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在此就不做进一步展开。
崔健 周国平. (2012). 自由风格.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对此的详细论述可见，(印)阿比吉特•班纳吉 (法) 埃斯特•迪弗洛著. 景芳译. (2013).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 北京：中信出版社.
更多讨论可见，刘擎. (2016). 政见访谈｜刘擎：如何观察西方知识界 [在线]. http://cnpolitics.org/2016/03/%E6%94%BF%E8%A7%81%E8%AE%BF%E8%B0%88%EF%BD%9C%E5%88%98%E6%93%8E%EF%BC%9A%E5%A6%82%E4%BD%95%E8%A7%82%E5%AF%9F%E8%A5%BF%E6%96%B9%E7%9F%A5%E8%AF%86%E7%95%8C/.
刘擎. (2013). 中国有多特殊. 北京: 中信出版社.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2011). World Vision’s Guidance for Development Programmes. [Online]. http://www.wvi.org/development-programmes.
系统地回应有赖扎实的心理学、哲学功底。囿于学识所限，此处的论述，只能算是个人思考的呈现。错漏之处，诚请读者诸君指正。
郁振华. (2012). 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丹) 克努兹•伊列雷斯著. 孙玫璐译. (2010). 我们如何学习：全视角学习理论.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