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晚，在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会议室不时传出热烈的争论。原来，这里正在召开一场“市场化是中国公益的唯一出路吗？”的主题沙龙，北京惠泽人公益发展中心创始人翟雁、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公室法规二处处长王爱声、爱立信（中国）CSR总监赵峻、善远咨询公司咨询顾问石敏和中央民族大学基金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健等5位来自政府、社会组织、企业、行业中介和学界的嘉宾在此共同探讨中国公益的发展路径，沙龙由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博士后辛华主持。尽管公益市场化这一话题尽管并不“新鲜”，但沙龙依然吸引了包括中国扶贫基金会、银杏基金会、樱桃基金会、黄河之子基金会等众多公益组织和媒体伙伴的参与。
到场嘉宾纷纷从自己的工作经历出发提出各自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基本观点，但争论集中在公益行业从业二十多年的“元老”翟燕和来自学界的青年学者李健之间。翟燕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市场化不应是中国公益的唯一出路。她认为，在提公益市场化这个话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厘清公益、社会组织和第三部门究竟是什么？并在这些概念上建构话语体系。从广义的公益概念来说包含了政府、企业社会责任和第三部门；从狭义看主要是指第三部门。正是因为政府和市场有失灵之处，人们才志愿而不为营利去弥补这些失灵，第三部门和社会组织才应运而生。名称已经界定了其社会属性，就应该注意与市场的区别。她强调，在中国目前志愿和社会组织供给不足的前提下，公益首先应该社会化，而不是市场化。社会化更加强调社会个体权利和社会公平，它与市场化也有交集之处，比如非政府性、公平竞争性、创新性等。所以，公益部门应从社会性出发，坚持社会性的原则，在公平优先的原则基础上，与企业进行跨界合作，应用商业技术和市场模式进行社会创新，提升公益效率。
翟燕老师在分享
李健则从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来剖析市场化，认为当前我们对市场化的概念可能存在着片面的理解，这种理解可能会妖魔化市场化机制。公益与市场之间的边界正在日益模糊，两者并不是简单非此即彼的单一状态，这种模糊地带的存在本身就是跨界融合、社会创新的产物。我们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的现状来看，中国公益的市场化都是大势所趋，它不仅有助于公益组织实现自我造血，更利于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我们不能因为“恐惧”公益市场化可能产生的问题就去否定这一新生事物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并列举了国内外公益机构成功实现市场化运作的案例说明公益市场化的可行性。
李健老师在分享
其他在场嘉宾的观点也是异彩纷呈。爱立信（中国）CSR总监赵峻从爱立信企业运营的实例来说明企业如何在其运营中实现自身的企业价值。更以此为拓展，表明自己在“辩题”上的观点：市场化是手段，公益是目的。公益组织要靠市场化这个工具来盈利进而做出有效的公益行为。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公室法规二处处长王爱声提出“公益三问”，进一步清晰了这场讨论的思路。第一问：何为公益市场化？第二问：公益的市场化是对谁而言？第三问：公益组织是否为市场主体？在其他嘉宾一一作出回应后，王处长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公益与市场不是对立的概念，但也不能对公益市场化作简单的理解。公益组织只要依法运作，在发展过程中运用市场机制是可以探索的。但“公益市场化”不是唯一的出路。公益人应当正心诚意，不忘初心，始终坚持公益的本色。促进公益发展的关键途径有三：一是改进和优化现有的组织管理模式，包括政府管理和自我管理；二是在政策、标准和法律制度方面提供相应的支持、保障；三是采取培训等措施提升公益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能力。
赵峻老师在分享
王爱声处长在分享
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的陈旭清副院长则更多地强调了政府的干预与支持在公益慈善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政府的支持是公益市场化的前提。善远咨询公司咨询顾问石敏则另辟蹊径，从公益慈善行业中的人才储备不足问题入手，以自己的工作经历为辅，来说明市场化在公益发展之路上是举足轻重的。她谈到：市场化可以解决公益类人才培养体系弱的问题，进而来促进整个公益行业的人才引进与输出。
陈旭清院长在分享
石敏在分享
随后，在场嘉宾和其他参加者针对这两种观点展开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彼此的观点也走向融合，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对于中国公益而言，市场化不是其唯一出路，但却是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只要不忘公益初衷，市场化方式完全可以借鉴和采用。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公益慈善学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