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民权教授，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创办主任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涉及了17项内容。
如上图所示，其中第三项是健康福祉，围绕着SDG3“健康福祉目标”有以下13项子目标。
《健康中国2030规划》是一项正在设计中的规划。首先我回顾一下“健康中国2020”。“健康中国2020”是2007年8月份原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卫生部工作研讨会上首次提出的全方位中长期战略设想。2008年1月，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陈竺部长又提出，要研究实施“健康中国2020”战略,努力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在2008年1月出版的《求是》杂志上，陈竺部长与高强书记基于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所面临的挑战，正式提出了“健康中国2020”的卫生发展战略。同年2月，卫生部党组决定正式启动“健康中国2020”战略的研究和制定工作。
“健康中国2020”对制定 “十三五”规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今年3月刚刚在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涉及了医疗健康的众多方面，为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勾勒出了新的蓝图。通过比较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与我国“十三五”规划可以发现，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在部分健康指标方面的规划已远远超过全球的整体要求，一些目标的设定更具雄心。例如，反映在妇幼健康方面：
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分别降至7.5‰、9.5‰、18/10万的水平，这些目标都远远超出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相应目标值——12‰、25‰、70/10万。而且，中国的规划是以2020年为目标年，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以2030年为目标年，晚了整整十年。
但也存在保守的方面。例如，中国结核病的发病率目标定在58/10万人。但事实上，从2000年至2010年，中国的肺结核发病率已下降了57%，由原先的每170/10万降至到了59/10万（Wang et al., 2014）。
1. 首先是中国的地域不平等和城乡差异。2013年，中国东部经济发达的江苏省孕产妇死亡率已经降至4.1/10万人，远远低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中要求的70/10万人以及中国“十三五”规划所要求的18/10万人，但是同年西藏的孕产妇死亡率仍然高于70/10万人。
2. 其次，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重点关注的某些健康领域中国存在严重欠缺。例如，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中国在慢病方面的挑战将是前所未有的——以现在的趋势，未来20年中，40岁以上人群中心脑血管、慢阻肺、糖尿病以及肺癌等慢病患者将增加2-3倍。
3. 抽烟是慢性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而中国在控烟上的力度和速度还远远不够。
4. 随着城镇化的加剧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在控制环境污染及其带来的严重健康问题、公路交通事故死伤等方面的挑战将是巨大的，需要更为有效的应对措施。
因此，中国想要如期完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所有”指标，很多方面仍需完善。
那么什么是我们认为合适的“健康中国2030” 的总目标呢？通过分析中国的健康发展水平并与全球健康发展水平进行比较，中国在一些方面比高收入国家平均值表现得更好。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如下图所示。
还有一些指标是我们比高收入国家平均值表现差，但是比中高收入国家平均值表现好的指标。
我们还分析了中国比中高收入国家平均值表现差的指标。如下图所示。
以及中国比中高收入国家最好值表现差的指标。如下图所示。
以上是我们现在整体的形势。我们不用刻意地去与在健康发展领域某一方面做得好的某一国家类别中的某一个具体国家进行攀比。受各种社会经济和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即使实行了最有效的政策和干预措施，并最大限度地投入了资源，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在健康的所有方面都比别国做得好。与中高收入国家中在某一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进行比较的目的是想说明在该方面可能存在的改进空间。我们需要的不是攀比，而是制定一个总体的、纲领性的目标：一方面用来标明我国政府在这一领域的决心，另一方面则按这一决心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干预措施，并投入必要的资金。
我们认为，一个属于这种性质的合适的目标是：截至 2030 年，我国大多数健康指标整体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但是只有总目标还是不够的，在我国健康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特出问题是存在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人群之间的相当严重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直接制约了我国健康事业的整体发展，也影响了我国其他方面的发展（比如反贫、教育发展），包括造成或加剧了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在制定关乎我国今后15年健康发展的规划中，需要认真考虑怎样应对和缩小这些不平等。现在我们来看看其中一个重大差异。
上图是在分析了2012年全国2800多个县的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的。相关差异是非常大的。下面一张比较了2000年和2012年的情况，可以看到十二年当中总体上我们的进步是非常大的，但地区之间在进步上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
一定的健康不平等是可以理解的，但巨大且长期的健康不平等是必须克服的，而且根据我国现在的国力，也是可以克服的。诚然，这意味着需要政府在相关领域作出大量投入，包括在体制建设上、组织资源上、人力资源上、科学技术创新上，当然还有资金上的大量投入。没有这些方面的投入，要有效缩减相关不平等，是不可能的。然而要确保这些投入，必须首先有在国家层面上展示的决心。为此，我们建议，在总目标中，再加上一条用于托底的承诺：
截至 2030 年，所有县、区达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健康目标（ SDG3 ）的要求。
以上是我们提出的总目标的两个部分。总结起来，我们认为，“健康中国2030”规划的总目标应该为:
截止2030年，大多数健康指标整体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所有县区达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健康目标SDG3要求。
怎么达到这些目标,重要的挑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寓健康于万策”，加大我国跨部门、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协作。
第二是加大资金投入，特别是各级财政的投入，尤其是高端乃至中央财政的投入。
第三是更好地调动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更好地发展当地的健康事业，把相关健康指标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责任考核之中。
第四是大力发展和培养卫生人力资源，提供合适的从业环境和薪酬待遇，促进卫生人力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向基层和农村流动。
第五是增强各地卫生政策和卫生规划制定过程中公众和社区组织的参与。
第六是根据相关规划制定严格的执行方案，责任精准落实到各政府部门。
第七是建立严格的监测体系，包括一个科学透明的数据收集、监测与研究体系，以及实行定期公开汇报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