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小云，勐腊小云助贫中心发起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南都观察特约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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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公益创新的社会政治意义已经超越了互联网技术本身的技术性，超越了互联网盈利模式的经济性，更重要的是超越了我们对于资本的那份憎恨和对于资本人贪婪的预设。原来，一项社会创新的确可以改变社会本身。
我绝对反对任何劫富济贫的行动，但是倡导一个合理的社会契约和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我有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财富，那么捐出一点是我的义务，我是财富的创造者和守护者，但不是财富的独占者，多余我需要的财富属于社会。
马化腾用中产阶层所能接受的文化偏好，将“捐赠”这个公益的核心淡淡地通过指尖，以极度娱乐游戏的形式得以表达。这种包容性是巨大的，它将公益文化穿透了至少大部分中产阶层群体。
公益人应该是最谙于公益理念同时又是对公益资源缺乏感受最深的群体。
在我们孜孜不倦的劝说他人捐款，尖锐的批评社会缺乏捐赠文化的时刻，是不是先审视一下我们自己，审视一下我们在我们一年中能有多少的收入用于公益。
三天来，数亿人次的指尖跳动的确拨动了公益社会的神经。就如同我在前几天的随笔《九九公益日：中国新公益的标志》中所写，无论这是腾讯精心算计的盈利模式，还是利用其技术优势为自己做公关，还是他们那些技术精英们玩的一场没有啥目的的游戏，互联网公益创新的社会政治意义已经超越了互联网技术本身的技术性，超越了互联网盈利模式的经济性，更重要的是超越了我们对于资本的那份憎恨和对于资本人贪婪的预设。原来，一项社会创新的确可以改变社会本身。
现代的社会福利创新和现代公益的诞生曾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原有轨迹。 被视为流着工人血迹的资本，在福利法律的强制和公益伦理这个隐形契约的约束下，被再次分配给社会的成员。这一切不是通过血腥的暴力，而是通过人类超越其邪恶人性的智慧和在智慧激发下的创新。
只用了30多年的时间，中国就通过政治和社会智慧从一个贫穷国家发展成一个全球瞩目的国家。有理由相信，利用智慧和创新，我们同样可以抹平由巨大财富差距造成的一个个心理伤痕。
新公益中的公益人、资本新贵和技术精英们，在“99公益日”中的技术互动中，将去政治化、高度娱乐化和主体性问责甚至经济投机性聚合成了激发社会热情的巨大动力，这样的社会热情瞬间转化为看不见的自组织性和民主赋权，从而产生了公民社会运动有序推进的社会效益，政府也乐观其成。
虽然这个过程中资本力量的诱惑非常明显，具有以新技术和新商业主义为主导的精英控制社会的取向，但是就其摆脱传统国家主义的动员模式以及有秩序地整合社会资源的效果而言，这正是中国的新公益健康发展所必须。
中国的未来能否像政府希望的那样有秩序地展开，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公益的健康发展。因为与过去不同的是，“创造财富”不再成为中国的发展核心，中国在当前和未来的核心问题越来越集中在财富的如何分配上。因此，我们应该对如马化腾这样的新富人和热衷于社会的新技术精英们的创新予以积极的评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由传统慈善向现代公益的转变道路会一帆风顺。恰恰相反，“99公益日”也暴露出了很多可能制约中国新公益成长的深层次问题。
公益的实质离不开捐赠
我在去年提出了公益的实质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隐性契约这一观点，也发现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有人对此提出了意识形态的批判，认为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以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和不可调和的”这一基本观点是不可否认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才会有努力解决这一矛盾的不断探索。
福利主义和公益主义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矛盾的严重时期，这两个潮流极大地缓解了这个矛盾。中国现在进入个人财富的急剧增长以及中产阶层迅速成长的阶段，虽然说在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不存在不同阶级的根本性矛盾，但是阶层的分化也是不争的事实。通过现代公益的发展来协调贫富的差异是中国新公益发展的核心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的公益无论如何泛化，都不可能回避财富转移这个问题。
当我们还是一个贫穷的社会的时候，只能依托传统慈善的有限的道德力量。当我们处在一切都由国家负责的体制下的时候，一方面没有这样社会机制，同时也不需要社会的力量来解决财富的分配问题。但是今天，无论从日益增加的社会组织的数量，还是政府功能的收缩的程度，以及社会财富分布的现实，都迫切需要新的公益机制。
我在去年“99公益日”的短文中讲了捐赠不是施善的观点，希望我们的公益能摆脱传统的慈善观。虽然我强调平等和公平，也深知通过“个人”努力积累的财富“来之不易”，还接受富人比穷人过更好的生活这一现实，但是我不接受捐赠是施善的价值，我以为这只会加剧不平等，强化不平等存在的合法性。
“99公益日”中最热门的话题是不能道德绑架、捐款是自愿……我以为“道德绑架”是不希望捐赠的合法性借口，是不认同和不履行社会契约保护伞。强迫一个人捐出自己力不能及的数量是不道德的，希望他人为自己的幸福捐出财富的行为是不道德，但是劝我们捐出一杯啤酒和一盒烟的钱物去减少由于缺钱而选择自杀的悲剧，是最大的道德行动，这一行动也无关乎这样做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命题。
中国的社会组织在过去20多年中已经成功地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财富观。不论富豪还是普通人，都越来越多地加入到了捐赠的行列。但是，人人捐赠的文化还远没有形成，职业公益人劝捐的尴尬还普遍存在，那些捐出10元、20元对于他们绝对不是任何问题，但却用“不知道钱都用在哪里”这样的托词继续坚守自己的财富观而冷漠公益的人还很多很多。
我在德国访问时，公益人说他们会给没有捐的人家里打电话、写信甚至在家的门口贴个条子提醒，这要是在中国恐怕要报案了！自由、志愿与义务是联系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完全自由的。我绝对反对任何劫富济贫的行动，但是倡导一个合理的社会契约和共识。这个共识就是我有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财富，那么捐出一点是我的义务，我是财富的创造者和守护者，但不是财富的独占者，多于我所需的财富属于社会。
中国的富豪们已经开始表达这样的观点，已经开始践行这样的理念，但这需要全社会的共识，没 有人人公益的社会共识，中国的新公益无法发展。就这个意义上说，马化腾是卓越的社会创新家。他用中产阶层所能接受的文化偏好，将“捐赠”这个公益的核心淡淡地通过指尖，以极度娱乐游戏的形式得以表达。这种包容性是巨大的，它将公益文化穿透了至少大部分中产阶层群体。
拷问捐赠首先拷问我们自己
我在去年责任中国的发奖仪式上说，“拷问社会，首先拷问我们自己“。公益不是强制性的契约， 我们无法强制捐赠，我们更不能用善人善报的说辞进行恐吓捐赠，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绑架。
打开人人公益的大门，一方面需要夯实每一个人都是社会安定的守护者，而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又直接与财富的公平分配有关这一相对自私的交换理念；最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发育“我们仅仅是财富的守护者而不是财富的独占者”的财富观，仅仅想通过说服别人从而发育现代公益理念是远远不够的。
公益人应该是最谙于公益理念同时又是对公益资源缺乏感受最深的群体。因此，公益人对捐赠的态度和行动对全社会形成人人公益的共识具有重大的影响。
在我还没有接触公益捐赠实践的十多年前，和荷兰的一个教会基金会的朋友聊天，我问他：“你们都劝其他人捐款，那么你们自己捐吗？”他告诉我他们机构的所有人都是做月捐的，捐款都自动从工资中扣除。我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可能有朋友会说中国有那么多丑闻，谁还敢捐啊。我绝对理解这样的考量，也不否认在一个缺乏信任和严格问责的社会中，轻率的捐赠有时候可能如同助长犯罪。但正如我前面所讲的，这与你是否愿意捐赠没有绝对关系。因为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仍然缺乏严格问责和相互信任的社会，公益捐赠给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仍是巨大的。邓飞先生的“免费午餐”，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爱心书包”，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母亲水窖”，中国发展基金会的“儿童营养餐”等等公益行动都极大的缓解了弱势群体的贫困状况，而我们听到了多少关于这些行动的丑闻？
我以为公益人倡导公益，应该勇敢的面对“捐赠作为公益的核心内容“这一认识，在我们孜孜不倦的劝说他人捐款，尖锐的批评社会缺乏捐赠文化的时刻，是不是先审视一下我们自己，审视一下我们在我们一年中能有多少的收入用于公益。
我们不可以说我们每天做的公益工作就是在做公益，因此我们不用捐赠。恰恰相反，作为引领现代公益发展的精英，我们应该义不容辞的成为捐赠文化的领先者。我和盖茨基金会的朋友有些接触，他们看到了我发出的众筹邀请都积极作为众筹发起人为项目捐款，还有很多我熟悉的基金会的朋友都支持我的项目。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建议，如果从事公益行业，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捐赠的承诺。
这时我们可以说“钱不在多，有心便是”。我们绝对接受哪怕一个月只捐出10元钱的承诺，而数百万公益界的就业人士，一年就会有数亿元的公益资源。不仅如此，这种整体性的公益人捐赠将给社会呈现出巨大的引领作用。
当然公益并不仅仅是捐赠，您的志愿性服务，您对公益理念的宣传和支持都是公益。但是，中国新公益是否能够健康的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个人人捐赠的公益文化。腾讯通过“99公益日”让人人捐赠在技术上变得非常简单，同时也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相对信任的捐赠体系，为此我们应该欣赏和感谢腾讯公益以及为此献出他们的智慧的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