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芯锐 (中)和另外两位关坝村民进沟巡查蜂场
（陈圆明 拍摄）
四月末的一天，天气凉爽多云，四川平武关坝村村民李芯锐大步走进了关坝沟，巡视着养蜂合作社的几处养蜂场。在这片青葱翠绿的山林里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三四处蜂场。春季是蜂群分蜂的关键时期，因此大部分蜂农都在蜂场旁守候着。
李芯锐和其他几位蜂农都是最近三四年才开始养蜂的。养蜂并非关坝村的传统产业。事实上从60年代以来的二三十年间，当地农民主要以伐木、林下采集、打猎和捕鱼为生。自90年代开始，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捕猎，村民对于森林资源的过渡依赖被迫终止，一些环境类的NGO开始介入开展社区发展项目，为当地村民寻找替代生计。其中保护国际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这两家NGO引入外来专家，对关坝村民进行养蜂技能的培训，重组了当地有名无实的养蜂合作社，并进行了升级管理。同时，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协助下，关坝村成立了自己的森林监测巡护队，开展例行巡护，自觉进行关坝沟内森林、动植物资源、水源的监测和保护。养蜂产业的引入对当地社区参与环境生态保护起到了促进作用。养蜂业替代了放牧牛羊这类环境不友好产业。2009年关坝沟内养殖了50多头牛、500多只羊，现在已经减少到不到10头牛和少于100只羊。
甜蜜的成果
关坝沟坐落于四川省平武县境内，距省会成都市大约300公里，紧邻唐家河和白水江保护区。虽然关坝沟本身并不在保护区辖域之内，但其地理位置处于几个保护区间的走廊地带，是大熊猫等野生动物的重要迁徙通道。据最近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在沟内有野生熊猫至少6只。此外关坝沟内的河流为下游的八九百户村民提供饮用水源。
同国内大多数山区类似，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周边的村民到沟内盗猎捕鱼。1998年，中央开始施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严禁对长江上游地区森林进行破坏和砍伐，同时，大范围地收缴猎枪，使得盗猎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这一系列措施实施后，包括关坝在内的长江上游地区得到了有效保护。但是由于没有及时找到替代生计，当地村民的盗猎、盗伐树木以及进山采集菌类和挖药的行为仍然十分普遍，对大熊猫的栖息地仍然产生着不可逆转的破坏。
传统蜂巢都是蜂农就地取材制作,这样的蜂巢内的蜂蜜一年割取一次
（王妍 拍摄）
真正的改变始自2009年。这一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进入关坝村，推动了包括生态养蜂在内的经济发展项目，以此带动当地自然保护的开展。经过近七年的努力，沟内除了大熊猫以外，川金丝猴、野猪、马麝、红腹锦鸡和羚牛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数量均得到了明显的恢复。为了协助关坝村的养蜂产业持续发展，山水保护中心引进了相关商业合作伙伴对蜂蜜产品进行包装、认证和销售，并创立了“熊猫蜂蜜”的品牌。按照“熊猫蜂蜜”收购的标准，蜜源地要距离人类居住区域至少3公里以上距离，这是根据蜜蜂的活动范围进行测算，以期能有效避免蜜源植物受到村民生产生活农药化肥的污染。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商业合作伙伴对蜂蜜质量进行全程监控。据“熊猫蜂蜜”品牌市场传播负责人陈园明介绍，因为对蜂蜜的品质严格要求，这些蜂蜜的收购价维持在1公斤100元，要高于当地市场价的20%。陈园明补充说，“有了稳定的收入即可减少当地居民打猎、挖药活动，同时减少了放牧牛羊，减少了对森林资源的消耗和对水源的污染。”蜂蜜销售额的10%最终返还社区，用于社区保护装备技术的提升、养蜂产业相关设备的购置和当地社区基础设施的维护等。
在国内，熊猫蜂蜜依然局限在小众市场，这家公司已经开始推进产品在欧盟的有机认证，准备在今年尝试开拓海外市场。关坝沟内的蜂箱已达到500多。在2013年，合作社正式将管理权限转归到村上，李芯锐被选举为理事长。目前合作社会员有１０人，股东34个。理事会有规章日程，每个季度都要按时召开会员和股东的例行会议。因为熊猫蜂蜜的销售量有限，合作社还自己开拓品牌建立了藏香土蜜这个全新品牌，开拓线上线下的市场。
“NGO的弊端是，往往在一个项目地待上两年就撤走了，项目随之就夭折了。因此我们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并且开拓多方渠道，也在想方设法创制一些新的概念产品，目的就是使蜂产业能持续发展下去。”李芯锐在采访过程中也向我展示了合作社开发的蜂蜡唇膏等产品，并且还透露他在构思用巢蜜开发一些新颖的产品。据他介绍，目前合作社可以自负盈亏，在2013年和2014年实现了股东和会员40%分红，在2015年达到了80%的分红。”
三十岁出头的李芯锐表示，蜂产业对于当地社区经济和生态保护两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可持续发展的事业，大有可为。
2013年夏季关坝村民在沟内的河流里投放购买来的“石耙子”鱼苗
（王妍拍摄）
关坝村在近年也开始尝试通过保护当地水源。关坝村的支书乔梁介绍，在早年间，关坝沟流域有一种数量众多的鱼，当地把它叫做“石耙子”，因为味道鲜美，被人们大量捕捞，其市场价在近年已经暴涨到七八百元每斤。过度捕捞导致沟里的石耙子数量剧减。“来自本村和外村的村民当年用电电鱼，用药毒鱼，结果石耙子逐渐减少至已经在四川被列为了保护鱼类，禁止捕捞，”乔梁书记说：“但是自从2009年我们设立了巡护队，并且在关键的地点架设红外相机监控，我们当场数次抓获了非法捕捞者。”
从2013年春夏季开始，关坝村民在NGO的帮助下，购入石耙子的鱼苗并放归河中，至今种群数量已经得到了显著恢复。“我们准备今年繁殖期过后，五六月份，试捕捞一部分销售，给村民分点钱，证明给村民这种保护模式是可持续的，有成效的。”乔梁还介绍了关坝村其他几个正在筹划中的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包括当地的核桃、名贵中草药的种植以及运作中的生态旅游项目。
“鱼苗投入大约10000元，现在产值至少50到60万。 除了有形的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带来了无形的社会效益，因为来人我们就可以展示，我们这里有鱼，而且可以钓起来看到。把鱼保护好，这也就成了我们的亮点和名片。”乔书记进一步解释。
他的话让我联想到了杜克大学教授的一席话：“如果地方居民看不到当地保育工作的好处，那么无论什么法律都是无效的。”
集体愿景
过去国内外的经验表明，为了建立保护区，而将当地社区从世代居住地移民出去，限制他们进入保护区获取自然资源，又不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补偿，会导致当地居民对于保护工作和保护团队人员的不满与敌意。
这也常常会带来矛盾和争端。当地社区感觉生存空间被挤压，于是反其道而行之， 非法盗猎采集。“当地人与土地休戚相关，他们的生计不能被牺牲，而且，任何管理措施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知识、文化，与他们合作，”Anthony Sinclair 和 George Schaller在为著作《荒野草场——半干旱生态系统家畜放牧与野生动物的保护》一书所做的序中写到：“理想的情况是社区主动参与保护和管理他们的资源：保护最终依靠他们的意愿和参与。”
在关坝村，这种保护意愿很明确。在整个关坝辖域内，森林覆盖面积达133平方公里。而当地的林业管理部门并没有足够的人员配置对全区域进行有效管护，于是当地社区成立了自己的巡护队。这样一来，对于各种非法破坏活动起到了有效的抑制作用。目前，关坝村并没有将政府下拨的集体公益林管护资金全部平分给村民，而是将这笔资金交由成立的保护小区统一管理，用作支付巡护人员的巡护费用等。
关坝蜂农曾贵旭,在关坝沟内照料自家80个蜂箱
（王妍 拍摄）
在全国有类似的保护小区60000多个，四川省内有300多个，关坝是全国同类保护小区中比较成功的例子。而全国大部分保护小区都仅仅停留在有名无实的阶段。只是当地政府予以挂牌，却没有真正管理和规范。而关坝之所以可以成功，关键在于社区的积极参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四川省项目官员冯杰对记者说，“对于当地社区因保护环境而付出的经济代价而言，每年政府给与的公益林补偿其实是杯水车薪，但是，养蜂、核桃，以及冷水鱼产业增值，都是与水和森林密切相关的。当地村民在保护中确实受益了，只有受益才有保护的动力。”
“如何让社区搞明白、算清楚保护带来的自然资本的增长和潜力，并且要及时兑现，是保护动力来源的重要因素。”冯杰补充道。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非必然的对立面。有时二者甚至可以相互促进。理想的结果就是双赢的局面，且能够使这种模式可持续稳定发展。关坝村的模式已经近乎成功，由于内生力量的发展和带动，至今即使NGO退出也仍然可以持续。只是关坝村目前的养蜂产业还并未壮大也不能惠及全体村民。因此当地社区对于核桃种植和冷水鱼放养等其他产业也寄予很大期望。如果这些产业真正发展起来，将是当地社区保护和发展两者兼顾的动力之源。
民间力量
在中国，社区保护项目有多种存在形式。一些由当地社区自发开展，一些是在当地政府或者NGO的帮助指引下开展。
以四川为例，在当地参与社区保护的一些机构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保护国际（CI）、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全球环境研究所（GEI）等。据四川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杨旭煜介绍，“全省对于不同模式的保护都持开放态度，我们支持各种能够激发社区参与保护的方式，而这种对不同模式进行的探索会持续下去。”
但是不同的情况对应不同的方法。在10天内对四川省内及周边6个保护区的寻访中，记者发现，不同地区间的差距十分明显。例如，有些地区资源禀赋较好，而其他一些社区则山高路远，发展任何产业的自然条件都不是很便利。此外，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一个社区是否有强有力的内生力量去支持这种平衡模式。比如关坝有像李芯锐和乔梁这样的年轻一代，这些关键人物可以带动、协调村民参与保护，最终实现即使没有NGO和当地政府帮扶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可持续的生产和发展。而对于那些缺乏可开发的自然资源，又缺乏强有力的当地领袖人物的社区则陷入了保护和发展的困境，往往一味地依赖外界的帮助和补偿。
2016 年4月末的一天,关坝蜂农检查分蜂情况
（王妍 拍摄）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居住在国家公园内部及周边地区的社区，他们参与保护与发展的模式也该成为体制建设考虑的重要因素。美国保尔森基金会自然和环境保护部总监牛红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应尽可能帮助当地社区改变传统的生计方式，使他们融入国家公园的保护管理中。”
不仅仅要在国家公园或保护地的规划中将本地社区考虑在内，还应使当地社区在保护和持续利用自然资源上找到合适的路径。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一位研究员王蕾用一个隐语传达了类似的看法：“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意境水墨山水画中，在高山流水的卷轴中，一定有亭台楼榭的存在，抑或一个人影在山水间，即使这个人十分渺小。”
人与自然本来就是应该和谐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