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晓丹
认识何进是在一次秘书长班的培训中。作为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项目官员，他负责资助中国文化和教育领域的项目，在十五年的工作中，他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有人说，把何进的经验形成理论推广是很难的，因为何进不可复制，就如福特不可复制一样。然而，作为他的学生和未来的同事，我还是很想尝试去做一些记录和整理，或许，在这难以复制的类似“匠人的手法”中，也有某些规律性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现。
参加何进的项目会也有几次了，这次2016年5月在湖南召开的一系列项目评估会，是在何进退休前，邀请第三方参与、对福特通过何进在湖南资助的所有项目进行评估，意义就更有些不同。他的“实事求是、创新、可持续、宜推广、参与式”十五字方针，是如何渗透到资助活动中的呢？
一、借事练人、带团队
我观察到负责何进项目的执行团队形式多样、不拘一格，光是湖南的项目团队就有好几种形态：一种是基本没有专职人员的纯粹的志愿者组织；一种是有行政关系的校领导和老师组成的项目组；一种是由各路神仙组成的杂牌军“做过何进项目的人”似乎成了一个符号，有这个符号的人，都知道团队成员彼此平等、自主参与，事儿都是我们的事儿，不是何进的事儿。
（女书展示，图片来源于网络）
比如致力于传承保护湖南女书文化的“江永女书项目组”，这是一支由政协主席、宣传部长、大学教授、学生志愿者组成的跨界团队，原本很有些根植于大脑的上下级和官本位思想，而何进是一名仅仅参加几次会议的外来者，他凭什么能让这些来自四面八方、思想各异的人组合成能协同工作的团队？据我观察，那就是何进首先带入了“平等”和“参与”意识。从会议制度到吃饭排座，何进抓住细节，渗透“平等”和“参与”。比如每位参会者都要做自我介绍，发言顺序和时长都一样；吃饭开会不排序、随便坐；谁都可以直呼其名；何进的发问更是不会放过每一个参会者，尤其是年轻人……看似小事，却让原本板结僵化的思维开始松动，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谁都不是旁观者，讨论问题的时候每个人都很紧张很投入，而团队内部的人际关系在平等和参与意识的主导下又很简单轻松。
（蒲公英项目报告会，图片来源于网络）
关注少儿美术教育的“蒲公英行动”的谢老师，原本是一名艺术家——她自嘲为“独行狭”（独来独往的狭隘），而多年的公益行动，让她成长为一名“知道他人的价值，也更尊重自己”的开放包容的项目负责人。来自湘西的龙老师则是“蒲公英行动”项目试点的一名普通教师，也通过参与项目，成长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他在会议上说：“作为土生土长的湘西人，我天然对本土民族文化有亲近感，通过这个项目能为民族文化传承做一些事情，我感到很自豪”。
影响形成一支这样的团队需要多久？说出来有点吓人，常常需要三年。也就是说，从提出想法、申报项目到拿到资金、启动项目，何进花了三年的时间去陪伴，我能想象，何进如何在无数次的会议争吵中、价值观的激烈碰撞中，保持着巨大的耐心，冒着中途夭折的风险，推动、支持、陪伴、等待、静观其变，直到形成真正的有核心凝聚力的团队。然而，一旦团队形成、项目启动后，何进就基本不太过问了，因为团队形成后，“一切有你们，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二、“为什么”帮你发现真相
几乎所有参加过何进项目会议的人，都有被何进提问的遭遇。看似顺理成章的观点，会被何进的“为什么”搞得哑口无言。哑口无言之后，会是长时间的思考，一旦思考形成习惯，提出的想法就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清晰的知道自己究竟要做什么。
比如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儿童美术教育的“蒲公英行动”。在多年的合作过程中，项目申请团队接受过何进无数次的发问，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常常令人无法回答。
“为什么要支持美术，而不是音乐或体育？”、“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孩子们没有美术课吗？”、“没有美术课，孩子们是没饭吃还是没衣穿？”、“你们解决了十所学校，能解决一百所一千所吗？”、“这个项目带来了什么变化？本人、团队、孩子、老师、政府，谁变了？变了什么？”“方案可持续了吗？是资源可持续，还是钱可持续，还是人可持续？”……被提问者可能是领导，可能是志愿者，回答不出的时候，多少感觉有些尴尬和紧张，但在何进“实事求是”的坦诚和坚持下，参与者必须主动思考，把潜伏于水底的真相一步步挖掘出来。接近真相的时刻，都是令人兴奋的，难怪参加何进会议的人，没人打瞌睡，据说“眼睛都不敢眨一下”。一次次的“为什么”，让原本模糊的意识越来越清晰，“我们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如何去解决”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团队成员的热情和能量也被调动起来。
在这些追问中，“蒲公英行动”通过多年的探索，在国内率先提出“民间美术进课堂”，明确了“蒲公英行动”是为了解决“教育公平和文化传承”这两大社会问题，而非一门学科的发展问题。
三、资助，绝不仅仅是钱
在何进就职于福特基金会的15年里，他经手完成了四千多万美元的资助项目，这些项目推动中国的文化和教育领域发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变革。但最重要的是，那些参与其中的人，很多都组建了自己的团队，找到了新的资金，开展了新的项目，他们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把学习到的思想、方法不断的扩散、传播，这种巨大的影响力，我想是很难去监测、评估的。
广州市番禺区文化馆的孟科因“蒲公英行动”接触公益，他通过这个项目获得了实践经验，个人也成长为一名敢于探索和创新的文化干部——在自己的家乡番禺策划并完成了“新风计划”。该计划历时3年多，用了60多个星期天，组织了番禺80多位画家，到大番禺的220个村写生、送画给村民、举办画展。对孟科来说，做新风计划更大的领悟是，钱很多时候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做事不在钱多少，而在你为啥做事。”
“做过何进项目的人”，都把这些项目比喻成孵化器、助推器，因为这些项目，结识了更多伙伴，成就了更好的自己，知道了未来要如何去做。
湖南的蒲公英行动项目组负责人，与何进开展合作时只有53岁，今年已经65岁，何进也从中年步入退休，我很难想象这十三年里，资助官员与项目组成员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们产生了什么连接……过去的十三年，中国的公益行业经历了巨大变化，有很多基金会倒闭，也有很多基金会开张，能持续三五年的项目已经算稳定长久，而福特资助官员和项目成员这持续十三年的合作、友谊和持续的影响力，还在继续。
到目前为止，我参与筹备的建辉基金会，已经花了近十个月组建理事团队和研发项目，身边的朋友鼓励我说，你们准备了这么久，一定能够一鸣惊人。但几场项目会下来，我为自己捏把汗，做一家卓越的资助型基金会，你准备好了吗？如何通过那些没完没了的会议培育团队、发现问题？遇到冲突如何冷静的面对，而不是回避？……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如果只有钱，基金会只是转手交易，它自身的价值又在哪里？
看到满头白发依然精力充沛的何进，我了解了一家组织是如何成功的。有挑战的资助，是让捐助者的每一块钱能起到最大的作用；是甘愿冒一点风险，去做别人做起来有困难的事，是去探索一种可复制、宜推广的模式。我不再急功近利地想找到一招鲜的策略，而是和我的团队一起，勇敢地探索，以期深入地解决社会问题。
[作者系建辉基金会（筹）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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