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宇说：只要经济状况一改善，整个穷人社区里面稍微还有点上进心的人，就不会想办法找工作，整个社区里面不再有任何一个教孩子踢足球的足球教练，一个制止孩子随地吐痰的大人，全部是混吃等死的酒鬼。
罗振宇当下的影响力毋庸置疑，一个不爱读书的社会，有千千万万急功近利的求知者，要靠他掐头去尾的知识把自己撑起来的。我曾经是罗振宇忠实的粉丝，很遗憾，现在我不听了。无数次跟随六十秒语音按图索骥，发现原作者其实讲的是骆驼、是乌龟、是王八蛋，而不是马。一个商人为了吸引流量断章取义造成误会可以原谅，如果牵强附会，指鹿为马就不太好美好啦。
上个月，看到罗振宇说“商业是最大的公益”，我有些懵逼了。商业都是最大的公益了，还要慈善公益组织做什么？商人都把公益的事做了，那还要公益人干什么？
“商业是最大的公益”的说法反三观，罗振宇纵然再胖也背不动。不过，罗振宇擅长的是挖坑，他把锅留给了北大教授薛兆丰。薛兆丰背锅也不完全冤，罗振宇演讲内容基本上就是“薛兆丰授课的评书版”。
没错，薛兆丰在“得到”上讲的一堂课的确叫“商业是最大的公益”，底本是薛兆丰2012年9月28日在《经济观察报》发表的一篇叫《行善的困难》的随笔，网媒转载时改名为“商业才是最大的慈善”。2016年，罗振宇把把标题从《行善的困难》变成“商业是最大的公益”，都是流量和点击惹的祸。
“商业是最大的公益”就是按照这个逻辑炮制出来的。
薛老师在《行善的困难》这篇感情宣泄多于理性思考的随笔中说，市场经济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法宝，没有建立市场经济的地方，“总是有些人群，像受到了诅咒，无法摆脱苦难的生活”。殊不知，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欧洲、美国贫困依然存在，而且还是世界上慈善公益组织最活跃的地区。
《白人的负担》并非批评世界银行扶贫工作的第一本书。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就公开批评世界银行的扶贫工作，他说：世界银行是个官僚系统，是一群躺在穷人身上喝血的寄生虫，他们把扶贫资金的70%用于培训、考察和评估，最后只有很少一部分钱能送到穷人手里。
尤努斯不是口炮党，骂骂世界银行就回家喝咖啡抽雪茄开讲座赚钱。尤努斯是行动者，他创立了知名的格莱珉银行。尤努斯不相信“穷人只要经济状况一改善，就不会想办法找到工作，全部是混吃等死的酒鬼”。尤努斯坚信人人平等的现代慈善理念，他把穷人的尊严放到了第一位，他相信每一个穷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能力，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平台，一个机会，格莱珉银行就是这样的平台。
1976年，尤努斯以借贷27美元给42个农妇起步；1983年，正式成立穷人的银行——格莱珉银行；1995年，格莱珉银行实现财务和机构的可持续性，停止接受捐款。如今格莱珉银行在孟加拉近五万个村庄建立了分支机构，累计发放无抵押贷款超过60亿美元，偿还率为98.6%。帮助近700万贫困妇女改善她们的生活。
1976年，尤努斯创立小额贷款的时候，孟加拉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格莱珉银行也是在运营了十几年后，才实现财务和机构的可持续性，毫无疑问，格莱珉银行是现代慈善公益的典范项目。
仔细把“商业是最大的公益”的演讲看了几遍，深深地感受到以赚钱为目标的知识贩子与以传道授业解惑的知识分子的不同。
古人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今人学习者必有知识贩子，贩者，制造困惑打造焦虑坐等收钱也。所谓的“向终身学习者致敬”，换一种说法就是制造困惑打造焦虑，让学习者形成终身的知识付费关系，不得自由独立地思考和学习。
知识贩子总是把一些似是而非的话说的头头是道，只为讨好那些涉世不深的青年，相信罗振宇嘴里跑出来的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新媒体、新技术改变人类的交往方式，提高了社会的协作效率，但财富绝对不是靠个体打拼挣来的，不是靠巨大的创造力爆发出来的。Google、Facebook、腾讯、阿里这些企业的价值都是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如果实体经济倒闭了，只剩下Google、Facebook、腾讯、阿里这些企业，人类只有死路一条。
从人类福祉开始，扯财富积累，扯社会分工，扯社会建构各种概念，在整个演讲中，罗振宇使用了大量的抽象信息来讲人类社会的发展战略和商业在其中的作用，抽象的信息描述，来源不清的故事，短时间内大开大合，打乱了社会公众的常识和预期，听者要么迷糊，要么膜拜，这是知识贩子的标准动作。
卢梭认为，人类一切不平等都来自经济，经济的不平等是造成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根源。罗振宇不这么认为，他说，中国帮助津巴布韦修了高铁，“铁路是一套现代化的人的组织方式，当地人不得不成为一个现代化组织体系当中的人，他就不再是原来的部落人”，他们就可以改善自己的生计，这个国家就安定了，维稳就成功啦。
他几乎要直接点出，没有商业思维的慈善公益组织就是在作恶。为了证明这个观点，罗振宇借一本没有说出名字的书说：“只要经济状况一改善，整个穷人社区里面稍微还有点上进心的人，就不会想办法找到工作，整个社区里面不再有任何一个教孩子踢足球的足球教练，一个制止孩子随地吐痰的大人，全部是混吃等死的酒鬼。”
中国畸形发展的公益让“商业是最大的公益”听上去有些道理。在中国的公益圈，商人的确已经占领了半壁江山，只要这些人不出钱，不少人的公益就是搞个屁。
在中国的公益圈，丁书苗、张荣坤、刘汉、禹晋永、楼忠福等等再等等都曾经是慈善家眼里的座上宾。他们或曾任中国扶贫协会副会长，或者是中华慈善总会评出的中华百位慈善人物，或者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或者是胡润慈善榜四川首善，或者是“中国红十字人道服务奖章”获得者，或者是“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等等。
只是他们成为了阶下囚之后，我们才是知道他们不是赚了钱以后做公益，他们是靠做公益赚更多的钱。据报道，初到上海的张荣坤为了进入上海慈善圈的夫人俱乐部，自己没有钱，向银行贷款200万，捐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通过捐款，张荣坤的爱心得到了有爱心的高官夫人的信任，张荣坤靠着用爱心换来的信任，很快拿到开放房地产的土地和一条高速路的经营权，一下子赚了好几个亿。
从上面的故事看，在中国“商业和公益的边界变模糊了”，如果没有用公益用爱心去结交权贵商业模式，就会少很多人大把大把地捐钱来做公益。
在中国，无论说“商业是最大的公益”，还是说“公益是最大的生意”都没有错。罗振宇错在把一个被商业搞乱的公益圈，说得花枝招展，爱心满满，明明是喝着穷人的血，还说满脸“真诚”地说我们真的很爱你。
透过现象看本质和常识，罗振宇讲的理论，讲的故事，很多地方甚至没有说评书的有文化。比如说，他判断未来：“每一个人可以通过专门干什么积累他的社会地位、人脉网络，甚至是个人财富和整个的社会荣誉体系”完全就是欧洲中世纪的价值观，人在罗振宇的眼里就是一个积累社会地位等等的工具。
人类社会的专业分工和协作体系是为了让每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让每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一个人活着，对社会地位、人脉网络、个人财富和社会荣誉体系依赖得越多，这个人就越不独立，越不自由，越是自甘为奴，同时也奴役别人。这不是我杜撰的言论，这是卢梭说的。
社会分工加剧了人类的不平等，一个总裁工作八个小时凭什么要比工人工作八个小时赚得多？西方国家制定高福利、高税收的法律就是为了均衡这种不平等。但在罗振宇嘴里不是这样，他说高铁修到哪里、网络设施布到哪里，哪里的穷人就得解放，哪里的社会就稳定，这实在有辱智商。
一个好的慈善，最需要的不是商业，不是大把大把的钱，而是像尤努斯一样，首先把穷人当人来尊重，相信穷人，给穷人以机会，给穷人以自由的选择，穷人就会自食其力。
作者介绍：
周 健 曾用名才让多吉，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公共政策与公益评论专栏作家。有十年以上的公益项目以及企业社会责任规划和管理经验，是慈善公益理念的积极倡导者，也是慈善公益领域的资深践行者。
